赵孟頫是中国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书法大家之一。

无论在创作还是对于后世的影响方面,均堪称一个里程碑式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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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 赵孟頫 《致季博礼》

在书法史上,也许没有谁比赵孟頫的书法更具有阶段性特点,而且这种特点非常明显,有着非常清晰的轨迹,这是和他的师承、艺术天赋、阅历及其创作的不断更新密切相关的。

关于他的书风的分期,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明代宋濂(1310—1381)在跋赵孟頫《浮山远公传》时所谓的“三段论”:

“赵魏公之书凡三变,初临思陵,中学锺繇及羲、献,晚乃学李北海”,其中“思陵”指宋高宗赵构。宋濂的这种论断被后来的很多鉴藏家和评论家所认同。

清代广东的吴荣光(1773—1843)在题赵孟頫延祐七年(1320)所书之《杭州福神观记》时也说:

“松雪书凡三变,元贞以前,犹未脱高宗窠臼;大德间,专师定武《褉序》;延祐以后,变入李北海、柳诚悬法,而碑版尤多之”(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

纵观赵氏传世的近百件书法作品(其中中国大陆博物馆、美术馆所藏约70余件,其他为海外各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中发现,这种论断比较符合赵孟頫的艺术真实。

虽然他在早年也曾学过智永,而且影响也很深,但有论者认为其实“似高宗也可能是殊途而同归”(王连起《赵孟頫书法艺术简论》),从赵孟頫的创作实践看,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现以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行书《陋室铭》为例,解读其早年的这种风格。

▲ 元 · 赵孟頫 《陋室铭》

行书《陋室铭》卷本为纸本挂轴。

后来经蓑衣裱,改为纵49厘米、横131厘米的手卷。

作者署穷款“子昂”,钤朱文方印“赵氏子昂”,引首钤朱文长方印“松雪斋”。

另有白文收藏印“竹隐王氏从龙子云章”。

赵孟頫常用印中,有一方铜制的朱文方印“赵氏子昂”,即此卷中所钤印。该印在赵孟頫三十三岁时有所缺损,因此成为判断赵氏书画创作时间的一个重要标志。

书画鉴定家刘九庵认为,此印在未损以前四周边际乃是横平竖直(刘九庵《赵孟頫书法丛考》,《文物》1987年第9期),该卷中此印尚与此一致,据此则该卷当为其早年所书。

在赵孟頫传世的署有年款的作品中,一些创作于三十岁左右的行书作品与此《陋室铭》卷风格较为接近,其间架结构、运笔及笔势均多有相似之处。

因此,虽然此卷并无纪年,从印章、署款和书风看,应该是赵氏三十岁左右的代表作品。

从书风看,该卷与宋高宗书法在笔道、结体上有很多继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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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构楷书《徽宗文集序》

在较为习见的宋高宗书于1154年的《徽宗文集序》中,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赵孟頫的影子。

如两件作品共同的“不”、“有”、“无”、“之”、“牍”字,其字形均极为相近。宋高宗也曾师法智永,在这两件书作中,同样也能看到智永的影响。

在《陋室铭》中,不难看出,赵孟頫早年与古为徒,结字扁平,气势端秀,在宋高宗的基础上融入己意,但这种“己意”是非常有限的,有些笔划、结体还显得有些稚嫩,以至于其艺术性与中晚年的作品相比要大打折扣。

当然,在后来的临习古人中,他博采多家,兼收并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走出古人的阴影,成为一代大家。

从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早年在艺术上的探索,从这点而论,其意义及其在赵氏艺术史上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

至于赵氏中年时期的作品,可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为代表。

▲ 元 · 赵孟頫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

该卷为纸本,纵35.7厘米,横340.4厘米。

虽无年款,但据卷中内容考证,其创作年代当在大德六年(1302)至至大元年(1309),这一时期正是赵孟頫中年时期。

从该卷的结体、运笔看,与王羲之《兰亭序》颇多暗合之处。所不同之处在于,赵书圆润,柔中带媚,媚中有一种干练与劲健。

所以,有很多人有足够的理由喜欢赵书;也有很多人有同样足够的理由不喜欢赵书。

在中年时期,这种以“二王”为师承风格的运笔、结体、气韵,显然远远成熟于早期风格,为他成熟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无独有偶,在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行书《楞严经》则代表赵氏晚年的典型书风。

▲ 元 · 赵孟頫《楞严经》局部

该卷为纸本,纵37厘米,横80.5厘米,原题为《楞严经之阿难赞佛偈》。

赵氏款署“松雪道人为空岩长老书”,钤朱文方印“赵氏子昂”(此印有缺损)。

此卷曾经卞永誉、冯公度、孙春山、陆时化等人鉴藏,曾著录于陆时化之《吴越所见书画录》中。

卷后有清代书画鉴藏家陆时化的两段题跋。前段题跋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亦著录于《吴越所见书画录》中;后段题跋无年款,凡九十七字,不见于著录。

此卷与《陋室铭》相比,风格乃一大变。原来有些拙嫩、刻板的书风已跃然而为苍劲与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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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 赵孟頫《楞严经》局部

陆时化题跋称此卷“至书法全是李北海,乃魏公晚年得意之书”(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二),应为确论,显示出他对于赵孟頫书风的精到认识。

另有论者称赵孟頫书法的真正成熟是在四十岁以后(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从其署有年款的作品排比中,也不难看出这种演变历程。

从此卷的结体以及典型的李北海风格中,认定此卷乃其晚年经意之作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在该书中,赵氏那种用笔圆转、笔势流畅、纵横曲折,温润秀雅的典型书风全部体现出来,反映出他的成熟时期行书的代表风格。此卷为空岩长老所书佛经,其中并无苟且,亦可看出赵氏书风之严谨。

赵孟頫的书风盛行中国书坛数百年。

虽然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但他在有元一代所确立起来的地位却一直未受到根本的动摇,这是和他的艺术成就及其变化多样的书风分不开的。

从《陋室铭》、《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和《楞严经》中,我们可以见微知著,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

《陋室铭》和《楞严经》这两件极具代表性的行书佳构由于未能广泛梓行(只影印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所编之《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三)和广东省博物馆主编之《广东省博物馆藏品选》),也很少展示;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因藏于日本,国内的出版物中仅限于上海博物馆所编的《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中,所以以上三件作品可以说是鲜为人知。

不仅在现代人最早的研究赵孟頫专论中没有被提及,即使在后来的所有研究赵氏的专文中也无人论及,由此足见书迹的流播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受到很大的局限。

从这三件行、楷书墨迹中,我们可重温赵孟頫不同时期的书法品格,为学界更深入认识这位书坛英杰提供可资参照的实物依据。

当然,简单地将赵孟頫的书风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三个时期显然是不科学的。

事实上,在不同的阶段,他的师承及其书风也有交叉。如在早年他也师法“二王”,晚年也曾规步魏晋等等,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都有转益多师的艺术经历。

此外,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书法家,赵孟頫不仅表现出书风的多变性和阶段性,在书体的多元化方面也是出神入化。

就其传世书迹而言,有楷书、行书、隶书、篆书、草书、章草等,《元史》称其“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他在每一种书体的创作中都表现出非常专业的艺术技巧,并且融会古韵,兼具己意,因此使其无可置疑地成为元代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