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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宋朝之后很少见到权臣篡位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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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史馆 2021-09-01 12:16

权臣篡位在古代是一个较为常见的事件,王莽曹丕司马懿,刘裕杨坚朱全忠,这些名震天下,权倾四海的权臣们,大多和苏勋宗一样,有强烈的“荣誉追求”,不停地为自己加官进爵,光耀门面,要么封王拜相,要么领军挂帅,随后就是“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走完了这些个流程,还要为自己“加九锡,假节钺,冕九旒”。等到加无可加,最后再上演一出假惺惺的禅让剧情,必是要反复推辞,演得情真意切,最后再无奈地昭告天下,宣布改朝换代。

可是,在宋朝之后,这种权臣凌驾于皇帝之上,甚至改朝换代的剧情似乎越来越少,几乎绝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官制改革

严格来说,今天的主角大宋,其诞生就和权臣篡国脱不开关系。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大周变大宋,赵匡胤自知得国不正,终日虽不明言,实际上却忧心忡忡。杯酒释兵权不仅能看出赵匡胤高超的政治手腕,背后其实也能意识到赵匡胤的心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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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杜绝权臣篡位之事,赵匡胤煞费苦心地在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对权臣做了严密的防范。

什么样的人才有能力篡位呢?

首先,他要有无可置疑的威信,无人能够对其形成制衡。

其次,他要大权在握,最好是军政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于是,赵匡胤决定设立一套多部门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从而降低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的风险,这套独特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冗官的问题,也解决了权臣的问题。

以最重要的军方举例,北宋理论上的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是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平时军队却不归枢密院所管理。掌兵之权在宋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手中。

北宋官制

练兵掌兵与调动兵马的权利相互分离,两个部门之间互不相辖,平级而行。双方互相制衡,使完整的军权被拆分。这种制衡,是宋朝官制的发展核心,类似的制衡在北宋的官僚体系中非常常见。

发展到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萝卜多个坑的局面,譬如说枢密院的核心长官,可能是“判枢密院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中的任何一位,当然这些官职不可能同时出现,但也绝对不少。

范仲淹曾担任实职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追封虚衔的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这么多人一起干活,反而导致了效率低下的问题,遇到麻烦事,官员完全可以装作没看到,毕竟我不管,别人也可以管,甚至可以直接踢皮球踢给别人。

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官的人多了,光拿工资不干活的混子自然也多了。

不过这套制度的确对解决权臣问题有帮助。光是斗倒同部门的一大堆同事就已经是个麻烦事了,更不用提斗倒隔壁部门,将权利收归一身。

二、科举发展

另外,科举制成为了选拔官员的主流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科举制之前,选拔官员的方式是什么?

春秋战国,世官世禄制,你爹是士大夫你也是,万般皆下品,惟有投胎高。

汉朝,察举制,地方官员寻找人才上报,考核通过了就上班。这一制度在后期渐渐为世家大族所垄断,官员寻找人才基本只在世家子弟中寻找,甚至直接内定。

魏晋,九品中正制,由“中正”来为人才划分等级,到后期同样被世家大族所垄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说的就是后期的九品中正制。

对个人而言,在这些举官制度面前,想要当官最好的办法不是好好学习干下一番事业,而是想想办法投个好胎。把持了选官门径的世家大族,自然是越发膨胀,代代发展之下,甚至足以威胁皇权。

譬如说袁绍,老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不是老袁家在背后撑腰,袁绍怎么能被推举为联盟盟主,袁术又是哪来的胆子悍然称帝。

在这种情况下,世家大族和皇帝的关系更像是合伙人,而非上下级。合伙人嘛,搞点手段踢走老板,自己当老板也是常见戏码。

但科举制的出现和成熟,打破了上升通道被世家垄断的局面,官员选拔于人民,受恩于皇帝,与世家并无关系。个人想要有所作为,唯一的途径是抱紧皇帝的大腿,而非世家的大腿。这就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力稳固性。

譬如明朝魏忠贤刘谨之流,看起来权倾四海无人能比,但只要皇帝开了口,几天的功夫就只能告老还乡,甚至沦落到被仇人追杀埋尸荒野。

在科举体系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共识。

三、皇权发展

科举制和官制的改变,是两个较为表面的原因。真正的核心原因,是古代社会发展的两个趋势:一是皇权逐步提高,相权逐步衰落;二是中央逐步强大,地方逐步衰微。

丞相这个百官之首,由一人担任发展成数人担任。

秦汉丞相仅有一人,遇到皇帝需要相互施礼,唐宋之后将相权拆分为数个官职,丞相向皇帝行礼。等到明朝,丞相干脆被废除。

另外,地方在逐步地衰弱,渐渐地失去财政和军事两大权利,被中央直接管辖,从而无力对抗中央。北宋边关被破后失土千里,未尝没有精兵收归中央的缘故。

皇权的发展是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滔滔大潮。

先秦时期,权利在封建领主手中,周王不过是强大一点的封建领主而已,秦始皇将封建领主依次打倒,权利收归一国,但权利并非从此之后被皇帝牢牢掌握。联合所有大臣的丞相、地方军政一把抓的诸侯王,都能对皇帝形成威胁。

于是汉武帝通过推恩令消解地方诸侯的威胁,通过内外朝制度压制丞相的权利。

在地方,诸侯消亡之后,地方大员仍然保有对抗中央的力量,等到天下动乱的时候,就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在中央,压制皇帝丞相的过程中,并非每一任皇帝都能牢牢压制丞相的权利,为此,皇帝不得不寻找外在的力量,也就是外戚宦官,这就是汉朝外戚宦官之乱的由来。

在汉武帝之后的皇帝,吸收汉朝皇帝的经验,小心地削弱地方和丞相的力量。偶尔会出现一些反复,在某些特别强势的皇帝手上,皇权会牢牢压制相权,反之,皇帝昏庸而丞相精明,就会出现相权暂时可以制衡皇权的局面。

但总的来看,皇权正在逐步压倒相权,大概在宋朝时期,完成了对相权的彻底压制。这就是为什么宋朝之后很少见到权臣篡位的核心原因。等到明朝,皇帝甚至可以在不上朝的情况下牢牢把持住权利,而手下权倾朝野的大臣,例如严嵩之流,则只有弄权之力,却无夺权之能。

[ 地史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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