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于印度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缘就是在河洛地区完成的。
一、佛教的创立
佛教的创立者为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城（约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他是释迦族人，在成佛以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也就是释迦族的尊者或者圣人。所谓的“成佛”就是获得了觉悟的意思，释迦牟尼在觉悟后也被尊称为佛陀，也就是觉悟者。释迦牟尼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66~486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后期，与孔子大体同时。他出身于刹帝利种姓，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少年时代接受上层社会的贵族教育。释迦牟尼十六岁的时候与觉善王的女儿耶输陀罗结婚并生有一子。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富足美满的生活，而是经常沉思，探索解脱世界苦难的道路。29岁出家，加入到苦行者的行列中。
经过了长达六年的苦修，他并没有找到解脱之路，这使他意识到苦修是无益的。于是到尼连禅河中去沐浴，接受了牧女供养的牛奶，一个人来到伽耶（今菩提伽耶），坐在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沉思默想。经过七天七夜，终于悟出了“四谛”的真理。这标志他真正觉悟成道了，从此后他就成了佛。佛在鹿野苑找到自己过去的五名侍者，向他们传播了佛法，被称为“初转法轮”。自此后佛、法、僧三宝具足，佛教也正式创立。
从此一直到佛去世，他都在从事着传教的活动。佛的弟子中，出家的男弟子叫比丘，女弟子叫比丘尼；在家的男弟子称邬波索伽，女弟子称邬波斯伽，合称四众弟子。佛经常往来于摩揭陀国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和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之间，王舍城南的灵鹫山也是佛经常与弟子说法的地方。佛最后在传教途中逝世于拘尸那伽。佛逝世后被火化，所遗留舍利子被分送给各地供奉。汉传佛教以农历四月初八为佛诞日，农历十二月初八日为佛成道日，农历二月十五日为佛涅槃日。
在佛去世后，他的弟子以摩诃迦叶为首的五百人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将佛一生所说的言教结集。由阿难陀诵出经部，由优婆离诵出律部，由摩诃迦叶诵出论部。同时还有另外一批人结集出不同的经典。后来在佛灭一百一十年、二百三十五年和大约四百年后，又先后有过三次结集。
二、佛教的传入和落脚
佛教在创立一百多年后，就发生了分裂，从而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先是因为对教义和戒律理解的不同而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后来又演化出众多的部派。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兴起。大乘佛教在印度有两个大的派别，分别为龙树及其弟子提婆开创的中观学派和无著、世亲兄弟所开创的瑜伽行派。从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代开始，经过伽腻色迦王，印度佛教开始向外传播，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其中，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和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或汉传佛教。传入东南亚各国的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而传入中国西藏、蒙古地方的佛教被称为藏传佛教。而在印度国内，从公元七世纪就开始衰落，十世纪后期开始受到伊斯兰教的侵扰，十三世纪初，超岩寺被焚毁标志着印度佛教的消亡。近代印度佛教的复兴是在十九世纪末又重新从斯里兰卡传回的。
如今，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缘就是在秦汉时期完成的，汉明帝时期的白马驮经则可以被看成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关于佛教的传入，学术界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在秦始皇的时代佛教就已经传入中国，有人认为佛教的传入是在秦汉之际就完成了的，有人认为佛教的传入是西汉末年传入的。其中，认为佛教是西汉后期传入中国的说法，还获得了一些文献的支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裴松之的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提到汉哀帝的时候曾经有西域人将佛教传入中国：“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1]看来那只是一次不成功的传入。
也有人认为佛教的传入除了传统的丝绸之路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途径。有人认为佛教最早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也有人认为佛教的传入，是经过缅甸，到达中国的西南地区。
以上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佛教的传入应该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某一个具体的地点上，一次性完成的。相对于这些说法，传统的“白马驮经”之说，被更广泛地接受，可以被看成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关于“白马驮经”最早的文献纪录是东晋袁宏的《后汉纪》，白马驮经源于汉明帝的一个梦：“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乃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2]
后来在魏收《魏书·释老志》中有更详细的记载：“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騰、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騰、法兰咸卒于此寺。”[3]
汉明帝的使者到了西域，见到两个天竺高僧，就把他们请到了洛阳。伴随着两位高僧一同来到洛阳的，还有用白马驮回的佛教经卷《四十二章经》。为了安顿两位高僧，放置这些佛教经卷，汉明帝在洛阳城西修建起了第一座官办寺庙，为了纪念白马驮经，这座寺庙就被命名为白马寺。今天的白马寺中，还有摄摩腾和竺法兰墓。佛经《四十二章经》也完整地保留到了今天，根据梁启超的考证，《四十二章经》并不是照着原典翻译而成，而是各种佛经的一个节译和汇编。阐述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解脱之道。
白马驮经的故事相对来说，具有某种神异性。近代以来，学者对这种说法纷纷提出质疑。今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接受这种神异的传说。但是，历史的真实是一回事，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是另外一回事。纵然这个说法起初或许是出于个别人的编造。但是，至少从东晋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史实。此后的一两千年间，佛教界人士都把白马驮经看成是中国佛教的起点。而白马寺在中国佛教界也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被尊为祖庭，号称释源。
白马驮经的故事或许是个传说，但是，在东汉佛教完成了它的传入却是事实。就在东汉，佛教已经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初首先是在王公贵族中传播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佛教传到中国首先进入的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最早的佛教寺庙又是在皇帝的安排下修建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自然而然成为最早接触到佛教的一群人。
见于记载，汉明帝的兄弟，楚王刘英成为最先礼佛的人，《后汉书》中记载，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下诏，天下的死囚可以交纳缣帛来赎罪。楚王刘英就派人相国相交纳了黄缣白纨三十匹，为自己所犯的过错赎罪：“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汉明帝知道以后，下诏表彰了刘英礼佛的行为并且送还了刘英的缣帛，让刘英用来供养僧尼：“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4]
到了东汉后期，汉桓帝成为见于记载第一个礼佛的皇帝。《后汉书》记载，汉桓帝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当时以个叫襄楷的大臣上书对汉桓帝提出批评，他认为穷奢极欲的汉桓帝没有资格祭祀浮屠，他说道：“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5]
通过以上两例可以知道，佛教在东汉已经开始流行，上至帝王，下至王公，都有信奉者。而且在汉明帝的诏书中，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佛教语汇，“优婆塞”指的是尼姑，“桑门”指的是和尚。这也说明，在汉明帝时，中国已经有了僧人。襄楷在给汉桓帝的上书中，可以看出襄楷对佛教的教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等佛教的基本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有关佛陀的一些故事也开始广泛流传。
不过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还相对比较肤浅，往往是黄老、浮屠并称，不过是把佛教当成了一种方术来看待。这也很好理解，当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人们的视野之时，人们首先是从本土的文化资源之中去寻找可以理解认识它的途径。后来魏晋时期，人们对佛教理论的接受，最初也是大量借用了玄学的语汇，后世称之为“格义”。
到了汉灵帝的时候，有人开始研究佛教的理论了，还出现了第一部佛教理论著作《牟子理惑论》。关于牟子是谁，学界略有争议，有人说是太尉牟融，也有人说是苍梧太守牟子博，也有人说牟子其人具体无可详考。抛开这些，从其书本身来看托言交州，其实很可能是为了避祸而已。书中记录可知，牟子本人长期活动在洛阳一带。
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解释了人们对佛教的怀疑和攻击，他指出，“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6]在书中，牟子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对佛教的理论进行了解说。他不仅指出了佛教和神仙方术的不同，而且也明确说明了佛教和儒家的不同，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牟子理惑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初步理解，是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况，研究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
东汉后期，佛教经卷的翻译事业也得以逐次展开。早在汉明帝时，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华后，也带来了佛教的经卷，并且已经进行了翻译，这就是《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是第一部汉文佛教经卷。《四十二章经》就是由四十二段话组成，阐述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文字相对来说比较浅显，道理也并不是十分深奥。从总体上看，其教义应属于小乘佛教。不过，在印度人们并没有找到梵文版的《四十二章经》，于是有人怀疑这是一部伪经。梁启超认为，这并不是一部伪经，它可以被看成是印度佛经的摘录而已。
汉桓帝的时候又有安世高及支娄迦谶先后来到洛阳，他们翻译出了大量佛经，为后世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据说，安世高本为安息国王子，父死后，让位于叔，趁机出家。在汉桓帝时，来到洛阳，留居中国二十年。他先后翻译了《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九部小乘经典。安世高不仅翻译佛教经典数量众多，而且他的文笔优美，语言流畅，开创了佛经翻译中“意译”的传统。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他是大月氏人。根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支娄迦谶也是在汉桓帝的时候来到洛阳。支娄迦谶学识渊博，聪颖异常。来到洛阳后，他很快就掌握了汉语，不仅能说，而且还很快掌握了汉语的书面表达。他先后翻译出《道行般若经》等十三部大乘经典，他的翻译采取“直译”的方法，文极质朴。支娄迦谶的到来，使得大乘佛教为世人所知。大批佛教经卷被翻译为汉文以后，使得人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佛教的本质教义，为后来魏晋时期佛教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初只有洛阳修建了白马寺。后来，各地的佛教寺庙如雨后春笋一般兴建起来。比如汉献帝时期，笮融拦截了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赋税，在徐州一带“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他还经常举行佛教法会，“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7]徐州离洛阳已千里之遥，尚且有如此规模的佛教寺庙，其他地方情况由此可窥一斑。
东汉时期，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并且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其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佛教传入之初，成功地借助于黄老道家的发展，无论是宗教形式还是教理教义，都与两汉时期的原始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前所说，佛教传入之初，人们往往把浮屠与黄老并列。这个过程中，不仅较少了人们对于外来宗教的疑虑和抵触，而且也可以使得佛教更迅速地为人们所接受。
第二，在教义上迎合中国儒家思想。毕竟经过了两汉四百年的发展，儒学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佛教传入之初，并没有试图去挑战儒家的这一地位。相反，他们还试图用儒家的一些观念来阐释部分佛理。
第三，有利于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在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社会中，文化的发展无不需要仰仗政治的庇护。因而，一切不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不能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工具的文化，都在被打击之列。相反，凡是能够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文化，都在被扶持、鼓励之列。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儒家之间形成了很强烈的互补。尤其是，佛教“三生”、地狱等观念，成为维持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伦理的约束性保证。
第四，政治黑暗中的广大民众也需要佛教的精神安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久，东汉王朝就陷入长期的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黑暗之中，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是宗教产生的温床。因为人们看不到希望，按理说好人得好报，可现实却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8]当社会的现实不能用正常的人世间的道理来进行解释的时候，只能用虚无缥缈的天国来解释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仅“三生”的观念解释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而且佛教极乐世界的观念，也使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使他们看到了自己获得解脱的可能。虽然这种解脱是在遥远的极乐世界，但总可以使他们在黑暗之中获得一点活下去的理由。对于不同阶层的人们而言，宗教的作用是不同的。
第五，教义仪式也适合中国的国情。从先秦开始，中国社会就存在着多神崇拜的传统。进入两汉以后，多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有些还被政府纳入到国家祭祀体系之中。佛教的教理教义也体现出一定程度多神崇拜的特点，不仅极乐世界有着众多的神佛菩萨罗汉。就连释迦牟尼佛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人而神的过程。这一点也与先秦以来，中国人神佛信仰的特点相吻合。
第六，相对而言，东汉时期还存在着一定的传教自由。东汉时期文化专制制度虽然已经形成，但相对于后世尚未能实现彻底的文化专制，这就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空间。后世，政府对于宗教往往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任何宗教的传播都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相反，佛教传入后，东汉政府并未做过多干涉。
从总体上说，东汉时期是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洛阳地区是佛教发展的核心区域。东汉时期佛教在洛阳地区的发展，为后世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河洛地区的发展
据传，汉明帝时就已经有人出家了。但那些都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且那时所谓的出家仅为从师修行，剃度而已。据记载，中国真正有僧人则是在三国时期，公元250年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中国才开始有了如法的比丘。而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汉地僧侣是颍川人朱士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迅猛发展的时期。从《洛阳伽蓝记》中就可以看到北魏佛教的兴盛，当时洛阳城中竟然有1367座寺庙。其中的永宁寺最为辉煌。永宁寺塔建于熙平元年（516年），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追述，永宁寺塔为木结构，高九层，一百里外都可看见。据其他记载，塔高四十九丈或四十余丈，合今136．71米左右，加上塔刹通高约为147米，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佛塔之一。永宁寺塔后来毁于一场天火，现在永宁寺塔的塔基已经被考古部门发现，就在今天白马寺东南不远处。
不仅如此，各种佛教活动也都盛况空前。比如洛阳城中的“行象”。传说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诞生于四月初八日，《法显行传》及《南海寄归传》记：佛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释迦去世后，后人恨未能亲睹真容，故于每年此日立佛降生相，或太子巡城像，载以车辇，周行城市内外，受众人之瞻仰礼拜，称为“行象”，用以表达对佛的崇敬之情。
北魏时亦有这一风俗，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行象之前，京师诸像都要汇集景明寺，共有一千余躯之多。伴随着行象出行，还要举行盛大的宗教庆祝活动。《洛阳伽蓝记》卷一“长秋寺”条记寺有一“六牙白象负释迦像”，像出之时“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族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9]卷二“宗圣寺”条记寺有像一躯高三丈八尺，“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辉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10]行象之日，千余躯像依次进入宣阳门，来到皇宫前，皇帝在门楼之上散花礼敬。
北魏时期中原地区佛教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如下两点：
首先，大量信众的加入。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是战乱最为集中的地区，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希望，只能到佛教中寻求解脱。正是大量民众的皈依，才使得佛教的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相对于南朝佛教不断的理论创新，中原地区的佛教更注重实践。江南地区的佛教有明显的贵族色彩，中原地区的佛教则有着非常明显的民众性。相对来说，江南地区的佛教表现在走向上层，中原地区的佛教则是普及于民众。
其次，佛教的兴盛当然和统治者的提倡及扶持是分不开的。统治者认识到佛教对于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开始将佛教改造为重要的统治工具，政府直接赋予佛教“巡民教化”、“敷导民俗”、安抚民众的任务。一些重要的佛教徒也往往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佛教的控制，设置僧官来管理佛教事务，扶持佛教发展。比如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八月，在永宁寺“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至太和十六年(492年)又令“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出家人的剃度也处于政府的管理下，太和十年(486年)，就曾经因“愚民侥幸，假称人道，以避输课”，[11]命令严加清检，罢遣无籍僧尼，并命令各地寺主维那进行审核，凡是不合条件的一律取消僧籍。至熙平二年(517年)，朝廷再次重申控制度僧。北魏时，政府曾出面先后数次制定“僧禁”。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还亲自命令沙门统僧显修立僧制四十七条。
与此同时，佛教也主动向统治者靠拢。印度佛教习俗，沙门出家，不礼世俗之人，无论是帝王还是父母，一概不拜。因此，僧徒礼拜王者显然不合佛教教义。北魏时首任最高僧官法果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提出魏道武帝“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的说法，他还对人解释，“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2]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迅猛发展以后，佛教终于在唐朝迎来了它发展的顶峰。作为隋唐时期政治经济的中心之一，洛阳也是佛教繁盛之地。尤其是武则天时期，更是如此，她还是皇后的时候就曾捐出了个人的脂粉钱修了卢舍那大佛。在登基称帝的过程中，佛教更是为她提供了理论的支持，武则天大力扶持佛教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她曾经在洛阳修起了宏伟的天堂，作为她礼佛的场所。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隋唐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四、禅宗与少林
历史上传到中国的外来宗教有很多，但是很多宗教就如同划过天际的流星，逐渐都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并没有能够生存下来。佛教则是不仅在中国生存，而且也在中国发扬光大了。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普及，荷兰学者许理和曾经写过一本书，名为《佛教征服中国》。实际上，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而是中国征服了佛教。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实现了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些中国化佛教宗派酝酿于南北朝后期，大盛于隋唐时期。禅宗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禅定是一种修行成佛的方法。“禅”为佛教“禅那”的简称，梵语的音译。也有译为“弃恶”或“功德丛林”者。其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法。佛教徒认为由“凡人”到“成佛”整个过程中，禅定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没有它发挥积极作用，“凡人”是无法达到“成佛”的境界。南北朝后期就已经开始有些佛教宗派主张禅定了，强调要定慧双修。
提到禅宗的起源，禅宗自己说自己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佛陀本人。据《大梵王问佛决疑经》记载，一次佛在灵山说法，他并没有说一个字，而是手持一枝金色的菠萝花，摩诃迦叶心领神会破颜而笑。于是佛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13]而禅宗在印度也是教外别传，直到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的出现。
据说菩提达摩是南天竺香至王的第三子。他于萧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来到中国南方，次年来到建康，见到了梁武帝萧衍。但达摩与梁武帝的主张并不相合，他并不赞同梁武帝大修功德的主张。于是“一苇渡江”来到了北方，即顺手折了一枝芦苇踩着它就渡过了长江，并在当年的冬天落脚于少林寺。因而少林寺也被称为禅宗祖庭。据说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民国年间军阀石友三火烧少林寺，该石也被焚毁。据传后来达摩在一百五十多岁的时候圆寂而去，当然这些故事有太多传说的成分。达摩所传禅法注重“以壁观教人安心”。达摩就是中土禅宗的初祖。据传说后来他被葬在陕县的空相寺之中。
据说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僧众的注意。后来一个叫神光的和尚来到少林寺，向达摩求教禅法。不过达摩并没有理会他，而是一味地自顾自地继续面壁。一直到冬天下着大雪，神光在达摩的屋外站了一夜，雪都没过了膝盖，达摩才开始和他说话，达摩告诉他只有行难行之事，忍难忍之情才能成佛。于是神光就悄悄地砍掉了自己的左臂，达摩收他为徒，改名为慧可，他就是禅宗二祖。少林寺内的立雪亭据说就是为了纪念二祖慧可。
在中国历史上，禅宗发展可分成四个时期。由达摩入中国至六祖慧能为禅宗的开始，称为早期禅宗。由六祖慧能门下发展为五宗七派，此为禅宗的发展期，时间约为晚唐至南宋初。自南宋初年临济宗宗杲起而倡“话头禅”，曹洞宗宏智正觉倡导“默照禅”，至于明朝中晚期，此为禅宗的成熟期，又可称为中期禅宗。至于明朝中叶净土宗兴起，禅宗逐渐不被社会需要，为禅宗的衰落期，又称为晚期禅宗。近代以来，又有慧云和尚极力倡导复兴禅宗。
潘桂明在《中国的佛教》中说：“印度佛教只有禅法而没有禅宗，禅宗纯粹是中国佛教的产物。它的真正创始人是慧能。”[14]由于从达摩开始，经历了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才传到慧能，所以慧能被称为禅宗六祖。据说弘忍欲传法嗣，让寺中僧众发表自己的见解。上座弟子神秀作偈一首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但是并不识字的慧能却当仁不让地请别人帮助自己写出了一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15]这首偈深受弘忍的赞赏，于是就传以衣钵，并让他连夜逃往南方。后来慧能将禅宗传往南方，并在广州正式出家。慧能主张顿悟，后人总结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的主张被人记录下来，也就是《六祖坛经》。慧能的主张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所以被尊为禅宗正统。
禅宗后来也发生了分化，由南岳怀让一系分化出沩仰宗、临济宗。青原行思一系分化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后来临济宗又分化出黄龙、杨岐两派。所以他们被称为“五家七派”。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禅宗并不主张念佛，也无须研修佛法，甚至无须出家。禅宗提供了更为廉价、直接的通往天国的门票，自然大受欢迎。如同李泽厚先生所总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可以总结为“乐感文化”。所以，苦修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也不喜欢过于抽象的思维，喜欢接受比较具象的形象思维。所以禅宗所提出的公案、斗机锋等，也比较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因而禅宗得以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唐武宗灭佛后，其他各派一蹶不振，而禅宗则是一枝独秀。
五、佛教对河洛文化的影响
佛教虽然是一个外来宗教，但经过了近两千年的消化、吸收，佛教已经成功实现了转变，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洛地区是佛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因而在河洛文化中，也留下了很多佛教的印记。佛教对河洛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作为印度文化的一个代表，佛教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则是不太注重思辨的精密和逻辑的严谨。孔孟提出了儒家的伦理主张，但他们并没有去论证它。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开始试图将“天”作为儒家伦理的根基。随着谶纬神学的没落，这一尝试也并没有能够取得完全的成功。而佛教的到来，显然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缺。虽说面对着佛教的迅猛发展，很多儒家学者慷慨激昂地表示反对，其实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都从佛教中吸收了一些有益于自己的理论。后来理学的发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佛教的传入。比如华严宗对程朱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陆王心学则带有很明显的禅宗色彩。
至于佛教对道教的影响，那就更全面了。无论是宗教理论、教团组织、宗教仪式、清规戒律、宗教建筑等，佛教都对道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了。
当然，佛教也充分吸收了儒学和道教的内容，实现了由外来宗教到本土宗教的转变。最后形成了释、道、儒紧密结合的思想文化体系。
（二）佛教对传统政治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任何思想学说和宗教的发展，也都会受到政治的左右。同样，这些思想学说和宗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政治的运作。
佛教来到中国之后不久，就开始走上层路线，早期的佛教徒就包括了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而中国的统治者们，也都看到了佛教对于维护其统治的价值，他们希望通过提倡佛教而实现将反抗消弭于无形的目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除极少数的几次挫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武一宗”法难外，都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历代统治者都将佛教看成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甚至于从佛教中寻找有利于其政治策略的理论依据。比如武则天之于佛教。同时，佛教也受到统治者的管制，统治者始终希望能够将佛教纳入到有利于其统治者的轨道中去发展。所以，统治者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佛教的改造。
（三）佛教对传统艺术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传统艺术领域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就文学而言，佛教的影响无处不在。没谁能数得清楚与佛教有关的诗歌、戏曲、小说到底有多少。不仅是内容，就文学的发展来说，佛教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比如律诗的出现首先是因为音韵学的发展，而中国音韵学的发展又与伴随着佛教而来的古印度声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与佛教的俗讲之间也有着很大的渊源。
佛教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佛教把绘画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来加以强调，在佛教传播的道路上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壁画。佛教进入中国后也出现了很多绘画大师，比如河南人吴道子就创作了大量的佛教壁画。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也充分吸收借鉴了佛教的绘画艺术，比如“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等。佛教绘画无论是内容，还是意境都对中国的文人画有所影响。
佛教雕塑对中国传统雕塑的影响也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佛教传入之后就有人“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16]现藏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的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金铜坐佛像是目前所知我国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佛像。除了单身造像外，后来还大兴凿窟造像之风。洛阳龙门石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达到了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的顶峰。而卢舍那大佛更是成为今天洛阳城的文化名片。其他还有安阳万佛沟、巩义石窟寺、洛阳水泉石窟等也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佛教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作为一种宗教，如果仅停留于文化精英阶层中间是远远不够的，真正深入民间才是佛教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自唐以后，佛教的理论创新基本停歇，但佛教依然还在发展，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民间信仰者的支持。而佛教对民间信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神灵已经成为民间信仰、供奉的对象，甚至都已经走入家庭。很多人家都将佛、菩萨等请进家门，进行供奉。尤其是观音像更为普及。佛教神灵也成为民众祷告的首要对象，一旦遇到点困难灾祸，无不将“菩萨保佑”挂在嘴边，中国本土所产生的神灵反而受到了冷落。三生、地狱等观念也深入民间，成为人们的基本信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儒家忠孝伦理观念在民间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约束性保证。从孔孟开始，一直在倡导人们的道德自觉。但是，普通百姓显然并没有达到道德自觉的程度。因而，地狱、轮回、因果报应等，反而成了促使普通百姓遵从忠孝伦理的保障。佛教的一些清规戒律也为很多民众所接受，并自觉在生活中遵守。很多居士，都常年吃斋。佛教还对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腊八粥就广为人们所接受，农历七月十五盂兰盆会在很多地方也都是当地的庙会。佛教深入民间后，还形成了很多秘密的民间宗教，比如白莲教就明显具有佛教的印记。
[1]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9页。
[2] 袁宏：《后汉纪》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7页。
[3] 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6页。
[4] 范晔：《后汉书》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28页。
[5]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2页。
[6] 僧佑：《弘明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页。
[7]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68页。
[8] 司马彪《续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载《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81页。
[9] 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页。
[10] 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6页。
[11] 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9页。
[12] 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1页。
[13]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14] 潘桂明《中国的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页。
[15] 郭绍林先生《中国的古代宗教》一书指出，慧能的偈语本为两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法常清净，何处惹尘埃”和“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宋代以后被人们改成了现在的模样。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16] 陈寿：《三国志》卷四《劉繇、太史慈、士爕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