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历史风云,利益总是人们对外行为的第一驱动力,个人如此,民族国家亦然。那么,究竟何为国家利益?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曾在其成名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中,将国家利益界定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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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换言之,国家利益的内容包罗万象,但究其实质,其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永远是物质性利益。因而,与物质性利益直接关联的经济贸易关系,遂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关键影响因素。这一论断用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判断中,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中美实力对比关系发生“历史性逆转”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罗织了“巨额贸易逆差”等莫须有的罪名,悍然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以此为开端,中美两大国在经济贸易、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全面的斗争博弈。

历史反复证明,所谓的“贸易战”没有最终的“赢家”,挑起“贸易战”的“始作俑者”,最终也只会作茧自缚。但“贸易战”毕竟关乎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我们也不禁发出疑问: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

一、“歹人恶行”——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对我国经济有影响吗?

自1979年正式建交以来,中美经济以其高度的互补性,形成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经贸格局,经贸关系也自然成为了维系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贸关系逐渐从“稳定器”,蜕变为了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美国继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超高额关税后,又无耻地动用国家政治手段,对华为等中国骨干企业进行诬陷打压,妄图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中国屈服。

中国也随之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例如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5%—25%不等的关税,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等)。双方博弈你来我往,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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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讲,这场美国挑起的贸易冲突,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影响我国对外出口。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都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颇受其消费者欢迎。

当前的美国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民众收入高,消费能力强劲,市场依然十分广阔,中国对美出口量几乎占行业全部出口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说,美国政府大幅度增加关税,将会极大拉高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销售成本和价格,削弱竞争力,对中国国际经济出口贸易的大局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影响我国的进口贸易。美国不讲武德地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我们当然也要逢敌亮剑,迎头痛击。例如,我国就在从美国进口量极大的的高粱、大豆等农产品上,对等性地加征关税。但我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提高了关税,就相当于变相地拔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导致农产品的进口价格提高。例如仅2018年,中国就从美国进口了接近1000万吨大豆。

大豆是一种对土地消耗极大的作物,这些大豆如果全部由国内供给,需要消耗7.6亿亩土地,而中国的耕地红线只有18亿亩。因此,中国生产生活中许多必要的物资,还必须依赖美国等国际市场的供给,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不容忽视。

再次,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冲击。激烈的贸易冲突,使得我国政府和人民痛定思痛。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传统的依靠资源、人力消耗驱动发展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加快布局科技密集型产业,才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间正道”。

但发展模式的“腾笼换鸟”,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闭门造车”。而是需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长时间地学习、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迅速蔓延至科技领域,尤其拜登政府一上台就鼓吹与中国“科技脱钩”。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芯片、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化学产品、电子通讯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制约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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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年的特朗普政府和现任的拜登政府,疯狂地发动和加强对华“贸易战”的“初心使命”,就是利用所谓的“极限施压”卑劣手段,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获取非法的巨额利润。并借机压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延缓和阻遏中国崛起的步伐,延续其“苟延残喘”的霸权地位。

为此,他们要求中国扩大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大幅减少中美“贸易逆差”,同时要求中国大幅放开美国资本的“准入壁垒”。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再究其本质,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一个最为“理想”的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是:

中国一直被牢牢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老老实实充当美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美国牢牢占据价值链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牟取暴利。当然,这一切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自我陶醉而已。

二、“成竹在胸”——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有充分底气应对美国挑衅

贸易壁垒乃经济发展之“天敌”,此一番中美贸易摩擦的强度和规模,世所罕见。

但对于经济体量庞大,发展动力十足,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而言,影响虽然巨大,却远未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具体而言,当今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亿人民币的大关。我们的经济巨轮,吨位之重、吃水之深、航行之稳,早已今非昔比,傲视群雄。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无可附加的柔韧性,完全能够抗击住美国贸易挑衅的冲击。

首先,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优势,赋予了我们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唯天地万物之父母,唯人万物之灵长”,在所有的生产要素当中,人无疑是最为关键核心的。没有充足的消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动力来源,就会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尽管中国的人口增速持续放缓,人口红利逐步耗尽。但如今的中国依然是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我们的人口比美欧诸国加起来都多:

14多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接近5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市场超级逆天的消费能力,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这将为中国经济走出低迷困境,实现永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和强力引擎,更为全球经济提供增长之本、活力之源;

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发展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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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依然存在城乡、地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东部沿海一线城市的发展水平,完全可以比肩欧美;而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但“短板”也是“跳板”,只要策略得当,发展差距亦可以转化为动力来源。

各个发展单元,各个经济细胞,发展形态各异,因而能够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其发展动能巨大而持久——“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内部平衡性很强,东部产业受冲击可以往中西部转移;一个产业受冲击还有成百上千个其他产业加速发展”。

如此,无论美国的贸易攻击如何疯狂,我们总能从容应对;最后,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特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传家宝”。

从古至今,我们中华民族向往美好生活,我们更加愿意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生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以及拼搏奋进的精神状态,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今天,我们拥有9亿劳动力和1.7亿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专业技能的优质人才。我们的人民为了祖国和自我的发展,勤奋努力,开拓进取,任何艰难险阻,终会云开月明。

一言概括之,持续数年的贸易摩擦,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发展成效的一次大考验。美国的贸易挑衅,无论势头如何嚣张,手段如何毒辣,终究只是“蚍蜉撼大树”,不可能撼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未来,只要我们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自信,和“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战略定力,牢固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中国经济的大船必能乘风破浪,驶向更为光明的未来!

三、“前景光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

诚然,中国绝不惧怕美国的贸易威胁,我们也有充分的底气,去应对美国的无端挑衅。但毫无疑问,这一场关乎国运的贸易摩擦,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短期内难见分晓。那么,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如何?

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所谓的经济增长,指的就是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根本前提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持续升级。从这一视角来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具备两大优势条件。

第一是“后发优势”。对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那自然是先发展的国家占优势。但同时,后续的国家也可以直接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经验成果,实现“弯道超车”,出奇制胜,这就是“后发优势”。

历史上,20世纪才逐渐崛起的美国,就是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引领了电气化革命的风骚。“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是“后发制人”,大力学习西方,短短数十年,就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依然相去甚远(韩国是3万美元,日本是4.2万美元,德国是4.8万美元,美国则是6.3万美元)。

人均GDP大致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而人均的生产效率又直接反映出国家间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差距。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有充分的条件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赶超。

从19世纪中期至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速,除了战争时期外,表现的相当稳定,基本维持在每年3%的平均水平。这当中,2%的增长源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诸如技术创新、管理进步),剩余1%的增长则得益于人口的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率,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力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了“后来者优势”,积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积极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突破创新。

第二是“换道超车”优势。在传统的依靠技术经验积累的制造业领域,中国要实现赶超尚需时日。但在以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产业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甚至还占据先天优势。

因为这些产业不需要过多的工程技巧,其发展主要靠人力资源的投入。所谓人力资本,一部分是“天赋异禀”之人,另一部分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按照千分之一的人口比例计算,我国也至少有100万以上的“天才储量”。而且在后天教育方面,我国有着成熟发达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教育体制,能够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培育优秀人才。

因此,对于这些依赖于人力资本投入的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新兴产业,我们比之发达国家,优势更明显。比如,截止2020年第全世界共有586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占了227家,基本与美国持平(233家)。

由此不难看出,在新兴经济的发展中,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欧美并驾齐驱。不仅如此,以生产软件产品为主,中国具备全球最大的软件产品应用市场优势;在硬件生产方面,中国也有着几乎全世界最好的配套产业设施。

综合来看,在“百年大变局”中,由于中美关系发生质性转变,而引发的中美“贸易战”,还将持续胶着,可预见短期内难以终结。

但按照中美经济发展的一般态势判断,即便我们国内还需要处理应对人口老龄化、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等问题,我们的年均经济增速依然可以保持在6%上下。“2035年GDP总量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宏伟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全面盖过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谓“量变引起质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富强、文明、现代化新中国的勃然兴起,必将使得中美关系达到新的平衡。

“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结构塑造国家行为”,到那时,美国罪恶的“贸易战”必然寿终正寝。

四、结束语

一言概括之,凶狠、残暴、不讲理的美国人挑起了贸易战,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严峻挑战。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中国绝不会屈服强权,韧性十足的中国经济,更不会因此停滞倒退。

在肆虐无度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反观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在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计达到8%!

如今的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火车头”——这是“百年变局”的时代大背景下,世界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充分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以自身的发展为全人类增进利益福祉。

截至今年7月,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援助了超过7亿支新冠疫苗,充分践行了“让疫苗成为全人类公共物品”的庄严承诺,用事实行动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和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得民心者得天下,强权永远压不倒正义”,人心向背是历史发展颠扑不破的铁律。如此一个有实力、有智慧、有道德、有良知、有人缘的中国,美国的“贸易战”等肮脏手段,又奈我何?

五、参考文献

[1](英国)巴里·布赞、(丹麦)奥利·维夫著,潘忠岐、孙霞、胡勇郑力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美国)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著,林朝晖译:《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第15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

[3](美国)诺姆·乔姆斯基 安德烈·弗尔切克著,宣栋彪译:《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 乔姆斯基论美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4]闫玉华、陈宇翔:《浅析利益集团参政对当今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基于精英主义理论研究视角》,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5]向永辉、胡誉天:《对比较优势提升是否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部分制造业案例》,载《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6]佟家栋、鞠欣:《拜登时期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挑战与应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视角》,载《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3期。

[7]张军旗:《301条款、301调查及关税措施在WTO下的合法性问题探析——以中美贸易战中的“美国——关税措施案”为视角》,载《国际法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