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硝烟前的平静，正如黑夜之前的黎明来麻痹人类的欣悦心态和充满渴望的黑色双瞳。人间正道的光被千古留存的华夏人民握在了手中，却将自我磨耗的炭石果敢不疑地扑灭，再希图延续那些即将坠入茫茫黑夜的光明与温暖。
被农耕木耒造就的粗糙大手拢起了中国人民自造的无尽骨灰，混不进世俗的铅华与淡漠，但悲喜寒热的收获都不能逼出中华民族雪藏千年的无情之泪。封建时代的我们已在自己的国土上活上了半身入土的墓碑，有恨有憾却无泪是晚清人民不谋而合的无力口号，将没有想象与欲望的无声历史打入了吞没繁华盛火的深渊中。
接近凝固的晚清社会容不得收纳外界的新鲜空气，清帝国凭仗着以几块番薯艰难撑起的盛世，已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创立的独属于中华荣耀的一次回光返照。康雍乾三世总体呈现出康乐太平的良好格局，但好景不长，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政策弊端随中古岁月的递进演化而愈发凸显，日后成为了一根妨碍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的阻隔。
耕地面积的持续延扩和土地生产关系的过度稳定更促成了人口激增，因从美洲引进的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满足了人民的裹腹之欲。至鸦片战争爆发时(1840年)，中国总人口规模近四万万之众。毕竟这样的盛世到底还是停留于农耕铁犁时代，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在一睹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几近无人可察的危机，如一时繁华在波光暗影之下隐藏着杀机暗流。
亿兆
清帝国的衰退之象在乾隆之朝已有显现之预兆。统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经济剥压现象加重致使流民问题成为晚年的弘历不得不面对的棘手之题，明确地说是在中原大地上，那些居于最底层的社会群体振臂一挥，揭竿而起而形成的震动清廷、愈演愈烈的白莲教起义。
那次起义作为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高峰的最大代表自然成为了满清皇族的心腹巨患，已展示出所谓的盛世荣华只是被虚伪的封建政治家粉饰虚张，最终化为了一声苟延残喘的呐喊，再也摆弄不出欺世盗名的百般花样，那大国繁华也已被四海沸腾的暴动火海直接打回原形，继续着中古时代的双重死循环。
足够庞大辽阔的疆土为清朝百年的财富积累提供了开发可耕地的必要基础，1200余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成为农本帝国最引以为赞的神圣资本。但可悲的是，前朝雍正苦心经营的财政功绩却在应对乾隆一代的军事行动和地区平叛的严峻局面中已消殆地所剩无几。
这是地主的盛世，终究不是农民的盛世，十全武功和十全老人之称号也仅是为乾隆帝个人自恋和好大喜功而设。回溯到康熙时期设立的南书房，再到雍正创设军机处等一系列黑暗操作，无疑是将君主专制推向了脱离人间的绝顶，中央集权的决策也进一步暗箱化，政府颁布的诏令和诫谕成为了越级便不可告知的私密。
清帝国的变态努力无疑是将以往得心应手的专制体制拉入了无可救药的死胡同，统治者走得愈深，那依靠专制力量来围起的城墙就愈厚，自我就愈封闭。因此，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则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局面的固化和稳定。
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在乾隆时已经盛极而衰，滑向了国家发展的下坡路，面临着由地主社会精心设置的恶性循环。纵览中国3000余年的王朝史，几乎每一个大一统时代都会出现一个盛世。
短暂风华之后，那为之骄傲的大国尊荣一遍遍地在历史长河中翻滚，而逐渐在尘世中黯淡，最终湮没于尘封古迹之中。这是否是中国王朝无可抵抗的命运定数？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没有想到一个不完满的句号竟能换来一个遍体鳞伤的身体，乾隆时期那一系列逆天伐人的短命之举已将清朝国祚的衰减成为了必然。
摔打
1800年后的中国，已是盛世中的余辉，红日后的黄昏。之前被低估威力的白莲教之变已将清帝国的气数大为折耗。在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近三分之一，在总体感觉给人的印象却是富而不强，大而不刚。
且官员腐败十有七八，白银和官权进行着可耻便利的交换，过往飞黄腾达的赤红早已在利欲熏心的官场洗礼下失去了纯粹的本色。科举遗产的体制承继成为了困锢知识群体的绝望枷锁，一向倡导吐故纳新、兼采众长的儒家文化却修旧如旧，无法再吸纳新鲜的思想成分，已与那正在孕育新变的时代格格不入。
世界的科技文化发展的高峰时刻早已从我们手中白白溜走，时光的指针也为了中华之悲而停顿。晚清的军事情况也已数百年无实质性进步，再有力刚勇的长枪冲锋也会被热兵器时代的灼烫所消解。
这一系列差距过渡到嘉靖和道光时期更为明显。变局之端容易让人回想起乾隆时期马噶尔尼事件。作为英国特派的全权大使，马嘎尔尼便肩负着力求中英平等通商的神圣使命，带领载负着清障梦想的团队，不惜突破山水围隔，迢迢万里驱赴中国。他所携带的古玩珍器，珠玉宝金希望能成为满足弘历皇帝的关键物，可见他并没有十分把握的谈判筹码，仅是一次多此一举的无用试探。
马葛尔尼回英国后在书中写道：“大清是一艘古老残破的大船”。
马葛尔尼
公元1792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将地球仪、望远镜、炮舰模型献给乾隆，乾隆一句话让马戛尔尼惊呆。
马戛尔尼本希望能为英国开辟东方贸易市场，为此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本以为这些对大清国来说足够新鲜的产品会激发乾隆的好奇心，没想到他们卖力介绍演示后，82岁的乾隆不仅无动于衷，还格外不屑地表示：“我大清以骑射立国，要这些火器，炮舰有什么用？”他不会想到他死后41年，英国人就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英国使团记载称：“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而副使斯当东眼中的清国，在其回忆中更是直言：“清国的贫穷令人惊讶，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都会被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捡回去，当美味一样吃掉”。
坐井观天的乾隆下达了逐客令，马噶尔尼开放海港的要求被断然拒绝。
马噶尔尼踏上这片土地时起便屡次逢遭不顺，已更加明显地暗示了最后事与愿违、无功折返的无奈结局。正是那次与中国尤其是与中国皇帝的接触与交涉，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一个陷入半自闭式封建泥沼的农业大国在面对一个即将成为世界工业经济领头羊时所表现出的坚决固执和冥顽不化。
那些古玩仪器也在乾隆帝看来只能被视作无可大用的奇技淫巧，折射出中西方大陆与海洋文明的思维理念的显著差异。这一系列矛盾与分歧都正在孕育一个大巨变的时代，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夜，但我们对变局来临所做出的准备却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