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数字政府建设，走上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2021年7月14日，《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十四五”规划》发布，要求到2025年全面建成“智领粤政、善治为民”的“广东数字政府2.0”。这是数字时代加速到来，为广东数字政府建设赋予的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那么，数字政府建设现实程度让老百姓满意了吗？目前存在哪些方面的数据风险？如何助力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速增效，让企业、群众更好享受数字政府建设带来的红利？
8月19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高翔，以及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会平，共同做客“问数湾区”第11期系列对话，分别从“移动政务服务”“数字政府评估”“公共数据治理”以及“政府数据流动路径”等视角，进行线上开讲，共同探讨“政府的数字化建设与数据治理”。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第三方评估需要深化
“问数湾区”系列对话是由中山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数文明科技、南方都市报联合推出，旨在通过讲座、圆桌讨论、论坛等形式推动湾区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们进行交流，追踪湾区数字治理发展的新动态，探寻湾区数字治理创新与提升的路径和方向。在8月19日第11期特别活动上，四位数据大咖结合自身研究分享自己对于数字政府建设以及数据治理等方面的独特观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做客问数湾区线上开讲。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以政务服务APP、小程序、公众号为代表的移动政务服务渠道不断扩展，为实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便民利企服务，完善政民互动，促进政务服务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跨省通办……伴随数字政府的建设步伐，企业、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越来越便捷。但是，移动政务服务建设至今成效如何？各地差距在哪里，如何补短板，提升百姓满意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结合《中国省级移动政务服务报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移动政务服务应用是政府帮助公众办事的一只‘数字之手’，掌上办事的效果和温度需要五个手指的协力相助。”郑磊说，政务服务向移动端转移，更多的服务事项实现了“掌上办”“指尖办”，为了评测移动政务服务是否真正让老百姓实现了“掌上好办”，他带领团队分别从政务服务App应用“可用、管用、好用、爱用、敢用”等5个层面，相应从可得性、有用性、易用性、满意度、安全感等五个维度构建了评测指标体系。
“不同指数会出来不同的排名，但为什么这么排？评估没有标准答案，取决于用一套什么样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如何让评估结果更具有引领性和科学性，就体现在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的设计上”，在演讲中，郑磊教授谈到，省级移动政务服务“掌上好办”指数的评估更多是从用户体验、结果导向出发，通过技术测试和数据分析，对移动政务服务应用的性能表现和技术安全进行评估；专门招募体验官对各地移动政务服务应用的实际使用体验进行评测；还对移动政务服务应用市场上用户发布的真实评论数据、移动政务服务应用提供的隐私政策和用户协议进行系统的文本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做客问数湾区线上开讲。
那么，数字政府第三方评估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看来，第三方评估的影响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的，可能是短期也可能是长期的。比如，我们希望评估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学习、推动绩效提升，但实际情况是可能诱发博弈、寻租等问题。数字政府建设可能因为只评估共性、忽略特性而走向趋同；可能因评估失准和滞后而带来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都要进一步考察。
“中小学告别考试成绩排名，为什么数字政府还在排名？”马亮表示，评估市场的需求催生供给之间的竞争，全国及全球层面的评估与排名众多，数字政府评估也长期存在两派争论，期待评估之间形成一定竞争关系，推动评估市场良性发展，让整个评估能够产生它应有的影响。他建议未来数字政府第三方评估的研究应关注评估主体如何提升评估的独立性、客观性以及专业性，扩大评估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可持续性。评估对象不应迷信排名的“神话”，要进行多方参考，而不拘泥于一种评估。还要注意评估权的归属、监管，在良性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高翔做客问数湾区，畅谈建立以分类授权为基础的公共数据分类治理机制。
政府数据分类授权构建“多元共治”机制
在此次对话中，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高翔畅谈建立以分类授权为基础的公共数据分类治理机制，更好平衡公共数据采集、汇聚、共享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张力。
据其介绍，温州的个人数据宝、杭州在数字政府“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公民数据账户，可以看作是多元共治型公共数据治理机制的雏形。这要求确认市民等的数据主体身份，将数据主体引入公共数据治理机制，以分类授权为基础一体化推进数据确认、共享开放、质量提升和隐私保护等多种政策目标。也就是说，这一机制首先保证了公民能够充分了解在公共数据平台中有哪些自身数据；其次，假如缺乏法定数据采集权限的B部门需要使用A部门采集的公民数据，它就需要在平台上得到公民本人的授权才能调取，即由公民来决定是否共享特定数据给特定部门用于特定用途；最后，公民也可以参与判断公共数据平台中的个人数据是否准确，从而和政府互动提升数据质量。
“中国民众不重视隐私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误导。”高翔通过对杭州市民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民众充分了解数字化所能够带来的各项便利，但他们同样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在许多数字化应用的场景之中，公民事实上从未被给予过‘选择’的权利”，“民众具有对公共机构谨慎收集必要数据及其将数据用于合法、正当和特定目标的信任。在数字时代，保持民众对数据采集、使用机构信任，要求公私部门在数据采集、使用过程中能够尊重数据主体的自主意愿。分级授权是技术上可行、价值上正当的公共数据治理机制”。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会平做客问数湾区讲述政府数据流动的路径。
而数据是数字政府的核心资源，数据流动才能产生价值，数据开放就是要释放数据的红利。对此，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会平专门就“共享”“开放”与“授权运营”等三个层面讲述政府数据流动的路径。据介绍，“数据共享”“数据开放”“数据共享运营”这些概念近年来在政策文件与实践经验中被反复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到，“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安全有序开放”“开展政府数据授权运营试点”等。
三个概念之间有何关联？政府数据如何更好流动？张会平教授认为，它们是政府数据流动的三种基本路径。从政策制定来看，政务数据共享是政府部门之间的流动，目标在于政府治理；政府数据开放是政府免费对外，目标包括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是政府数据对外的市场化运营，主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政务数据共享已有明显成效，层级掣肘严重；政府数据开放地方积极推进且平台发展迅速，国家政策缺失使数据范围受限；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成为国家部署，还在起步当中，需要法律法规引导。从创新路径来看，需要有效协同三种流动路径、区分政府数据和企业数据、建立层级间协同机制。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数字政府研究中心
研究员：袁炯贤 实习生 张瑾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