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央行、银保监会约谈了恒大集团，按照约谈的相关内容，主要是提出：“恒大集团作为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必须认真贯彻关于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真实信息披露，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
恒大被约谈，一时间引起舆论极大的关注。恒大在当日晚间，也做了一个回应，大体上意思就是：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要落实各项的指导意见等。
其实，在约谈之前，恒大就动作不断。例如8月17日，恒大集团进行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董事长由许家印变更为赵长龙，总经理、法人也由柯鹏变更为赵长龙。这次变更意味着，许家印不再担任恒大地产集团的任何职务，只是董事局主席，至少从表面上来说，许家印目前和恒大地产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任职关系。
如果追溯这次变更事件的本源，其实是恒大曾计划通过借壳上市回到A股，于2016年10月与深深房签订重组协议。因恒大在香港上市，属境外上市的类VIE架构，在包括当时引入的一批战投，都是在为回A股市场做准备，2017年11月,恒大地产集团董事长也从赵长龙变更为许家印。 据业内人士称，当时许家印亲自“挂帅”，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地产业务的最大支持和认可，同时也为一众参与重组的投资者增添信心。
后来的事大伙都知道，恒大回A股失败。于是近日恒大集团的董事长，时隔四年又变成了赵长龙。不过，随着恒大资金问题的发酵、资金问题解决的滞后性、社会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任何蛛丝马迹都容易被放在显微镜下无限放大。此时辞去董事长一职，这种操作被更多的人解读为：风险上的切割、舆论上关联上的直接切割。
其实，退一步来讲，就算最终恒大没能解决资金危机，那首先是企业成为被执行主体、其次是法人，再往下深度执行，才会牵连到董事长。所以，董事长变更与否，对于风险切割没有太多影响。而且，恒大的实控人依然没有变，还是许家印：许家印通过BVI公司，依旧绝对控股着恒大集团。所以，“舆论关联上”也切割不了，依旧还是“恒大的许家印、许家印的恒大”。
另一个动作，则是其高管减持恒大汽车和物业，也是同一天，恒大副主席夏海钧以平均14.18港元/股价格出售300万股恒大汽车股票，持仓比例从0.15%下降至0.12%。同时，以平均7.30港元/股价格出售1000万股恒大物业股票，持股比例从0.61%下降至0.51%，从汽车和物业板块分别套现了约4253万港元和7302万港元，合计约1.155亿港元。
其实，对于这次恒大的被约谈，客观来讲，企业被约谈基本都是负面的，例如前一段时间阿里、腾讯、滴滴、美团等被约谈，都是负面消息。但恒大的这次约谈，反而偏正面。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恒大的资金链危机，已经人尽皆知，即使不用约谈，大家也都知道它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第二，这次的约谈，说明恒大的资金体量与负面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也许不是“大而不能倒”，但最起码不能快速崩溃，以至于引发房地产行业、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监管部门对恒大集团的债务问题已经有所重视，并采取了行动，也代表恒大的债务化解并非毫无希望，即使恒大集团最终破产清算，监管部门也会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出现连锁反应。当然，怎么去挽救，肯定还是要看后续的消息。
从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来讲，首先如果资金紧张，销售上肯定是尽快出货变现，够本就卖，资产上也是加速处置，以此回笼资金还掉债务，把债务的杠杆降下来。如果能够成功回笼资金，就不会被过高的债务杠杆压垮，也是一个最直接的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去寻找新的白衣骑士，找到新的资金注入进来，把股权稀释出去。新的资金进入进来，整个杠杆率能够下降，这就是如今苏宁正在干的事情；第三个，当然就是跟债权人去谈：“不要逼的太紧，不然大家都活不了，到最后一分钱都拿不到”。从市场运营角度来讲，这些主要还是要靠企业自己去推动，但是监管部门打过招呼之后，可能对于与债权人谈的这部分，会有所帮助。
8月17日晚，沈阳市国资委下属东北制药集团和盛京金控投资集团发布公告称，拟受让恒大集团（南昌）有限公司持有的约1.67亿股盛京银行内资股股份，转让价格为6元人民币/股，约合10亿元人民币。本次股份转让后，盛京银行的国资持股比例升至约10.6%，恒大南昌集团持股比例降至约34.5%，仍为第一股东。
所以，约谈增加了恒大偿还债务的可能性，但对公司本身的价值，并没有太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