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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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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社会 2021-08-20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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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各自的社会背景是产生哲学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中西方哲学差异的主要原因,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是中西方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明显的不同特征。

一、西方地理对哲学产生的影响

古代希腊海岸曲折,海岛星罗棋布,山林遍布,土地被分割成无数隔离的碎块,分布在伯罗奔尼萨半岛及爱琴海诸岛上的城邦国家,数量有上百个之多,人口少,国土面积狭小,西方哲学正是是基于分离的、零碎的海岛型的“世界观”,养成了人们部分的、分析的视野,向外进取开拓的航海贸易和战争成为其生活的常态,希腊人大都眼睛向外,要克服来自于自然力量和敌方的艰难险阻,他们倾向于把自然和他人作为征服的对象。于是,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维随之产生,他们不能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当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来看待。在不断的探索自然中,发现问题,发现这个世界的惊异。唯物主义从具体问题入手,由特殊性中总结出普遍性,去繁就简,将事物的不确定部分先放置一边,将确定部分的存在方式,运动规律研究清楚,逐步地从哲学中延伸出数学和物理学,化学等科学类别,然后再形成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工程学科,由工程形成技术门类,这一条路中,彻底地将世间万物的精神因素排除,所以表现为理想化,绝对化,最终因为其实际的成就造成了一种唯我独尊的科学至上的世界观。这种研究方式没有任何立场介入,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客观最公正,也是最正确的真理。最没有立场最中立的,对变化研究最具有方法指导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将变化形式和变化规律都进行了理想化和绝对化处理。

唯心主义哲学同时产生,试图从对精神的研究中解决世界的不确定部分,这就涉及到很多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同时唯心主义的哲学必定需要和物质相结合才能真正解释世界,唯心主义是西方哲学中最不科学的部分,但受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在进行着各种理想化和绝对化的努力,在各自的范围内形成理论,自成体系。一是早期的殖民地思想家,如米利都学派、爱奥尼亚学派。殖民地的思想家,他们一般不直接参与政治管理,不负实际的政治社会责任,其思想常趋向“自然哲学”,追求纯粹的真理。一是雅典城邦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都是奴隶主贵族阶级,一般不从事实际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也无生计所迫,其有大量闲暇的时间从事哲学思考,可以说是单纯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哲学必须是有闲阶级所从事的事业。由于希腊贵族出身的思想家脱离生产,轻视实践,他们不信任经验实践的领域,认为它是变化不定的、低级的、暂时的世界,转而信任纯粹理性的、形式的领域,认为它是绝对固定的、高级的、永恒的世界,并把寻求理性的、必然的、超越的知识当作自己特别的技艺,这就加强了他们追求理论知识和超越原则的兴趣。

二、中国哲学产生的背景

西方哲学思索的结果是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进而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哲学是从变化角度理解世界,它使中国社会维持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自大禹建立夏朝,以中原之腹地联络周边小邦共治洪水,得四方信从,成天下共主。古史载禹会诸侯于涂山而执玉帛者万国,以及《史记》载禹定万国而协和万邦之事,都说的是这个事实。中国历史自夏朝开始,逐渐形成了“封建天下”的大一统态势。在“封建天下”里,中国大陆疆域内众多受分封或名义上受分封的邦国,共同承认一个实力更强、文明更高的中央王室为“共主”,组成一个跨“天下”的政治联盟体。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共主”不能独宰天下,而是与邦国贵族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当王权与“天下”观念相结合,便形成了大一统的“普遍王权”思想,秦汉之后的王朝,就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大一统王权国家。而古代中国人的“天下”一词(包括后来的“四海之内”),就是大一统王权国家的陆地国土范围,故中国人的“天下”就是所谓的“世界”。由于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大陆地区,古代中国人有足够大的空间周游各地,孔、孟、老、庄似乎从没有“出海浮游”。因此,他们眼中的“世界”,与海洋国家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周游各地所形成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一统的大陆国家型的“世界观”,养成了人们整体的、关联的视野,中国哲学始终保持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从研究变化规律入手,通过天地变化的自然规律中寻找认识世界的途径。这一点可以从《易经》和《道德经》中得到印证。中国哲学的应用在农业、中医和社会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从文化角度看,中华文化是唯一历经沧桑不断的文明,究其原因就是道法自然,只要自然不灭,文明就不会断绝。

在农业生活中,人与自然亲密接触,与自然打成一片,深深体验到万物生命之间的互依相关。这是中国哲学“万物一体”宇宙观和“关联感通性思维”得以生长的深厚土壤。钱穆说:“中国文化始终在自由农村的园地上滋长”。冯友兰曾说,中国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都表达了小农的渴望和灵感;而两家的不同,只是它们理性化地表现小农生活方式的不同。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道家把这种简朴生活加以理想化。儒家则强调人的社会责任,重视小农生活基础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可见,中国哲学“成己成人的善治论”也与农业生活的情调有关。农业社会的人靠土地为生,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的家族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型是家族,是一个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庭”,中国的家族社会内,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女,而早期的国家往往是围绕着一个最有声望的家族来建立的,父权自然演变为王权。因此,威权的、分等级的、家长式的王权政治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的家族制度塑造了基本的社会关系。传统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社会关系,其中父子、兄弟、夫妇三种是家庭关系,而其余的君臣、朋友则是比照家庭关系来理解,这就形成了有亲疏远近“差序”的整体人际关系。不仅如此,家族是一个功能泛化的“共同体社会”,在此家族社会中熏染出来的人,自然不自然的用关联的、整体的方式思考世界。正如冯友兰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儒家哲学是在说明这种家族社会的伦理意义,它很长时间成为主流哲学是自然而然的。中华文化将士农工商的士和农称之为本,工和商称之为末,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文化中国哲学立足的恰恰是在“本”上,而西方文明西方哲学是在“末”上,商人是最后一个阶层,社会地位和声望不高。士即士大夫,农就是实际耕作土地的农民。士大夫一般不亲自耕作土地,但通常就是地主,其命运也与土地息息相关。在古代中国,士与农是两种好的职业,“耕读传家”最值得标榜。梁淑溟说:“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二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很有意思,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分别从两个不同的端点开始认识世界,一个在“本”端,一个在“末”端。从理解和应用角度看,“末”端的方法显然是容易获得成功,而从“本”端,中国人穷几千年之功却到了原地踏步的窘境。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时期,产生了新兴知识精英——士人阶层。士人的兴起与周代封建制度的解体有关,其来源有二:一是有身份的贵族;一是因特殊技艺而为贵族服务的具有世袭职位的专家。春秋战国时期,因频繁的战争和激烈的政治动荡,许多贵族失去了土地和爵位而沦落为庶民,依附于贵族的世袭专家也流落于民间。然而,这些沦落的贵族和世袭专家拥有知识和技艺,并往往以私人教师的身份传授知识和技艺,就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其所教弟子或为生存,或为仕途功名,或为救政治社会之弊,但都积极入世,担负着实际的政治社会责任,其学术知识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也就是说,新兴的士人阶层不是单纯的哲学家、宗教家、道德先知,这就减弱了他们追求理论知识和超越原则的兴趣。

在西方哲学中由于唯物主义排除了精神因素,解决了客观性问题,所以其重点就放在方法论上。而中国哲学中精神和物质始终没有分开,所以中国哲学的头等大事是客观性问题,它的核心就是正心,即在研究中不能有任何的偏向和情绪干扰。在中国哲学中,方法是次要的,正心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恰恰正心问题又是最难解决的。绝对的正心要让人达到完全无我的境界,这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一种无我的心态和状态,智慧就可以无穷无尽,但自我又不可能不存在,这就是对人的最大考验。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出凡入圣”了。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和禅宗的本心自见追求的境界,其实中国哲学自始至终都是贯彻着这种思想,只不过着重程度的差别而已,同时正心的概念和方法是最难理解和传授的。正心没有达到要求的智者称之为聪明人,而不是圣人,他们不能给人以真正的人生启迪,他们具有的不是真正的大智慧。西方哲学可以对研究者不设门槛,而中国哲学,对研究者本身的要求很高。智慧和本心同在。

最后,中西哲学和文化最大的差异,就是西方有超越性神灵的信仰,而中国则缺乏这样的信仰,中国的神灵是内在性的。中国古代之神,皆由“文化英雄”升华而成,人神之间没有明显的鸿沟,人神距离很小,中国哲学的起点就不是“真知”,毋宁说是“良行”。中国文化是“太初有行”,而不是“太初有言”。天方地圆,不是上帝第一天要有什么,第二天要有什么,这样说了七天而说出来的。而是盘古顶天立地开出来的。注重实践、围绕实践的中国哲学,很少“为知识而知识”,这既导致了知识的不够用,也导致了知识的不爆炸。相反,西方强调的是知性思维,这是古希腊哲学总体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它表现出对于纯知识的追求,对于抽象逻辑的热情。“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即爱智慧的意思(此并非否定中国哲人的爱智慧,只是中国人不愿将其作为学问的目的。)。这一本义导引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基本路向,奠定了其“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求知出发点。希腊传说中的神则独居于奥林匹斯山,其威力巨大,好战且爱捉弄降祸于人,人与神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同样,耶和华神高居于天上,主宰人间的命运,他发布诫命,人若不服从则实施严酷的惩罚。可见,西方的神明显具有超越性,人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唐君毅所说的,中国古代人神距离不大,还表现在人意与神意相合。商代和周代人相信自己的祖先可以配享上帝或天。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经》)。就是说有德行的大贤能陪侍在天(神)之左右,这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根源。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人相信神意听从人意,并可由人意转移。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命靡常,为德是辅”。很明显,人若通过修德努力获得天佑,甚至得到天命,非得人意与天意相合不可。西方宗教认为,人连测知神意都不能,更不要说在身边陪侍神了。另外,由于人意与天意相一致,神意可由人通过修德的努力转移。因此,神更有仁爱体恤人之德。可见,正是没有超越于人之上的神,中国古代的神有内在性,导致中国哲学中缺乏超越的自然法则观念。而正由于西方有超越神的信仰,才产生古希腊的那种在人之上支配人生的“命运”观念,柏拉图那种与“经验界”相对立的“理念界”,古罗马的那种刚性宰制社会的“法律”观念,以及在世界之先创造世界的“上帝”观念,最后凝结成西方哲学中超越的、纯理的自然法则观念。

总而言之,一个民族哲学的形成原因绝不是单纯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互重叠”所造成的。正是在大一统的大陆国家型世界观、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农业生活方式、整体又有差序的家族社会、重视经世致用的士人阶层以及相互调适的人神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最终塑造了中国哲学“万物一体”宇宙本体论、“关联性思维”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论”之特殊路径。文明复兴是非同小可的世界历史性大事。所谓让哲学说中国话,所谓以哲学研究解决古今中西问题,无非就是对这件大事的见证与辩护。我又想起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的哲学世界观的论述:“世”不是广袤的自然之“世”,而是人生之“世”;“界”不是世上之“界”,是人生之“界”;“观”不是神的眼睛去“观”,而是人所“观”。人生在世,所遇困难,所思所想,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无论是中国传统思维,还是西方哲学思想,它们的主旨都是让我们遵循事物根本规律。现在的时代,其实中西思维界限并不清晰。换句话说,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思维的方式,就是好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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