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题材，是一个比较残酷但现实的题材，那就是唐代的外族奴隶和周边政权中的唐朝俘虏。从我们的历史记载，还有各种出土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大致的奴隶贸易图景。
西域：突厥人，吐蕃人和唐人的互相俘获
在敦煌文书的《咒愿新郎文》中，提到了一个汉人地主对于各种奴隶的分工：汉奴专职仓库，胡奴检校牛羊。筋脚奴扶鞍接镫，强壮奴使力耕荒。孝顺奴盘鸡炙旌，谗勏奴点醋行姜。端正奴拍箜篌送酒，丑掘婢添苏酩。细腰婢唱歌作舞，矬短奴擎短子食床。
自古以来西域地区就是奴隶买卖的大宗交易市场，一个城邦国家的破败，还有一次战斗的结束，都意味着失败的一方会沦为战胜者的奴隶，比如汉代的陈汤在击败了郅支单于之后，汉军“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汉军将匈奴战俘分配给西域城邦作为礼物。这样的事情在唐代也在持续发生。北朝和隋唐时代龟兹和于阗都有国营妓院，这是两国重要的收入之一，其中的妓女身份可能就是各种种族的女奴隶。
在唐代的丝路上，大宗的奴隶贸易是由粟特人主导的，他们买卖包括各族人口在内的所有商品，比如著名的胡旋舞女，就是粟特城邦的重要贡品，“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如果说诗歌是文学作品，不足以作为严谨史料的话，那么这份出土的高昌文献就是当时丝路上的奴隶贸易的直观反映：
如一份写于公元639年高昌王国的奴隶买卖交易文书，就记载了一桩粟特商人向一个高昌国的汉人买家，出售一个突厥女奴的人口买卖，这一有趣的记载，体现了粟特人很强的契约意识和完善的防风险意识：
女奴买卖契约全文：
高昌延寿年间、神圣的大颉利发王十六年（突厥可汗授予高昌国王的突厥式头衔），猪年（公元639年），五月（汉历），克修穆萨非奇（粟特语的第十二月）月的二十七日：
在高昌的市场上，在众人面前，张姓之子延相，用纯度很高的萨珊波斯银币120枚，从康国的特扎克之子瓦库修比尔特那里，购买了出生于突厥斯坦的、姓秋雅克、名叫奥帕奇的女奴。
买主延相，基于下述条件购买女奴奥帕奇：（卖主）不得赎回该女奴；奥帕奇没有任何债务也没有财产；不存在来自第三方的索要及争夺之事；（围绕所有权）没有任何诉讼；可作为子孙后代的永久财产。
因此，延相他自己及其后代，可以对这名女奴随意打骂、任意驱使、捆绑、出售，将女奴作为人质，或者作为物品送给其他人，总之可以任意支配。就像对待祖辈传下来的遗产、在自己家里出生的世代女奴，以及像用德拉克马银币那样，买回来的永久财产一样。
今后，卖主瓦库修比尔特与这名女奴奥帕奇没有任何关系，失去所有旧有的权利，不再对其具有约束力。此女奴买卖契约文书无论对于国王、大臣还是其他所有人都同样有效力及权威。拥有这份契约者无论是谁，都可以收领这名女奴奥帕奇，并且可以带往其他地方，一直将其作为女奴使用。以上就是这份女奴买卖文书中所规定的条件。
作为见证人，以下的人在场：弭秣贺的秋扎克之子提秀拉德、撒马尔罕的科瓦塔屋奇之子纳姆扎尔、努奇康斯的卡尔兹之子皮萨卡、屈霜纳迦的纳纳伊克奇之子尼扎特。
此女奴买卖契约文书在书记官帕特尔（高昌王国的粟特社区书记）的许可之下，根据瓦库修比尔的委托，得到奥帕奇的同意，由帕特尔的儿子奥克旺书写。
这份文书的纸张比较柔软和轻薄，质地很不错，体现了买卖双方充足的财力；而且从买主和卖家都遵守契约，在买卖人口时充分考虑到了围绕商品可能发生的潜在纠纷，还邀请其他粟特商人作为公证人来看，这说明，长期的贸易已经让中亚绿洲城邦发展出了复杂的契约体系和维权意识，能够和中亚地区出土的其他贸易文书相呼应。
当然，在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唐人被草原民族俘虏：比如公元620年，东突厥的处罗可汗派人迎接炀帝遗孀萧皇后及其孙杨政道，立杨政道为隋王：“处罗可汗号为隋王。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以定襄城处之”，处境和汉匈之交逃入匈奴的汉人下场类似。日后，突厥还打算夺取并州来安置杨政道，但没有来得及出兵便去世。630年，唐朝出兵灭亡东突厥，杨政道和萧皇后返回中原，草原上的隋朝流亡小朝廷被击灭，在之前的历次战斗中，突厥都会掳掠汉人北上，也有很多汉人流民在隋朝末年会主动逃亡到突厥境内，随着突厥汗国的覆灭，隐藏在突厥中的大量汉人人口得以南归。
即使是在西域，也有数量不少的汉人遗民。比如玄奘曾经观察到，在就日后来爆发了怛罗斯之战的塔拉兹城附近，还有一座小孤城，这里居住的都是被掳掠到此的汉人。虽然他们的服饰和着装都已经突厥化，但习俗和言语都保留着汉地习惯，并在这个小城堡里相依为命。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河西陇右还有安西地区的唐军大量回援内地，导致河陇和安西地区防务空虚，这让吐蕃人有机可乘，他们逐步占领了河西走廊，并在公元808年彻底攻陷安西都护府的辖区。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汉族人口成为殁蕃汉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严重下降：比如在吐蕃，吐谷浑，党项人的进攻下，如公元787年，吐蕃攻华亭地区，掠“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将出塞，令东向辞国，众拗哭，投堑谷死者千数。”在党项人将汉人抓出塞，到河湟地区交易战马的时候，吐蕃人用皮索穿过这些人的肩胛骨，然后用一串唐俘交换100匹马。元稹的《缚戎人》中，也提到了吐蕃人对殁蕃汉人的残酷刑罚：“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
吐蕃使者和唐朝士兵
随着唐朝中后期大量唐军士兵因为被俘没入吐蕃，殁蕃汉人成为了当时文学中的常见题材之一，除了元稹和白居易的《缚戎人》之外，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载了一个唐朝烽燧士兵因为他的母亲虔诚信佛，最后成功从吐蕃人那里出逃的故事：
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易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某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有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信宿，方及丰州界。归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拜之。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所裹疮物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
除了残酷对待被俘的普通军民之外，吐蕃人对河西，陇右，安西等地的和平居民，采用的统治策略是分为部落，分而治之：
在民事制度上，原有的西域城邦和汉人已经是封建制度下的居民了。但吐蕃人直接打散以前的封建制度和汉人的州-府-坊-里，将于阗人、龟兹人、吐谷浑人、羌人、汉人、粟特人和回纥人，分成不同的种族部落，加以统治。不同族群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产出，被分为不同的部落。有军事部落，也有农业部落，还有贸易部落和丝帛部落等等名号。不同的部落以十进制来统治，主要的层级有千户、小千户、百户和十户。职位通常由吐蕃化程度较深的本地人或吐蕃人自己直接担任。
对于汉人，吐蕃人对他们的主要定位是僧尼部落、农业部落、丝帛部落或者手工业部落。和河西汉人的地位一样，在吐蕃的歧视链中汉人是属于比较受压迫的。对于前战俘一般是手背负在枷锁上，头发绑在枷锁上，就连睡觉时也不能解开、到达押送地点后。脸上还要烫上烙印，防止逃跑、老弱被断手刺眼，因折磨而死。对于剩下的幸存者，仅仅在每年初一才能换上唐服祭祖过节，对东方遥祭。对于原本是官身或者有文化的人，吐蕃人一般是刺上特定的刺青，然后留给吐蕃官吏做文书或者翻译。但是敦煌文书和西域文书显示，当时吐蕃境内还有名叫破落官的群体，这些人是被吐蕃俘虏的唐朝官吏，有的人获得了对应的低级职位，还有的人则沦为了干粗活的寺户（寺庙奴隶）。
克孜尔石窟中的龟兹人
于阗和龟兹因为是主要的贸易中心，也是南疆地区少有的大绿洲，被吐蕃采用了双轨体制，在于阗设置军镇的同时，保留了于阗王室作为傀儡。这里的于阗部落民的主要职责是农民，在绿洲间运输货物的差人，还有监视潜在叛乱的斥候。于阗各个部落以轮流值班的方式为吐蕃人提供斥候和西域各地的情报，将潜在叛乱扼杀在摇篮状态。当然所有的斥候组织都是由吐蕃人来牵头的，于阗人作为二等人，在军饷和牧场分配上都受到吐蕃人的歧视。
对于曾经生活在青藏高原，长期和吐蕃人厮杀的吐谷浑人，还有同样和羌族有渊源的多弥人和白兰人，吐蕃人是加以笼络利用的。吐谷浑人主要是军事部落的成员。在西域的吐谷浑人主要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东部，即且末、诺羌一带地区，居地和于阗人相接。吐蕃吞并吐谷浑后，从吐谷浑部中抽取丁壮，作为外侵的主要兵力。因为半农半牧的风俗与吐蕃人接近，所以他们在吐蕃的民族歧视链中有比较高的地位。
对于突厥人和回纥人，之前吐蕃人就联合葛逻禄袭击过北庭。所以，吐蕃人看到一部分突厥亲附吐蕃，一部分归安西都护府的残兵指挥。对于前者，吐蕃人采用的办法是拥立阿史那馁子仆罗和拔布等人为伪可汗，将突厥人编为农业部落或者军事部落。对于亲唐的“汉人突厥”则加以讨伐。
对于粟特人，吐蕃人对他们的贸易能力乃至军事能力都是认可的。吐蕃文书中有“粟特处军官”的头衔，这些人信奉景教或者祆教，主要为商队提供武力保护或者斥候服务。
反过来看，在唐蕃战争中，还有吐蕃人被唐军俘虏的案例，与之前提到的高句丽人类似，这些人会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分散关押，以防止他们逃回故土，比如白居易的《缚戎人》这样写道：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
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
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
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
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
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
这首诗讲的是一个外形和生活习惯高度吐蕃化的殁蕃汉人被边防唐军俘虏，然后押送到南方，这个汉人向其他吐蕃人叙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出生于凉州，少年从军，但是被吐蕃俘虏，最后决定抛弃妻子一个人逃回中原，却被唐军当作吐蕃人捉住，最后诗人很感叹地同情道：“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东海：高句丽人和倭人
虽然唐朝长期和半岛上的政权交锋，但是半岛人入唐的过程一直没有停止：唐军中不乏高仙芝，王思礼这样的高丽裔名将，唐朝宫廷中还有崔致远这样的新罗裔官吏，还有大量半岛人以战俘和奴隶的身份来到唐朝，比如房玄龄在《谏伐高丽表》里提到了唐朝对半岛俘虏的处置办法：“如高丽者，历代通诛，莫能讨伐。陛下责其逆乱，拭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
那么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这些人的下场主要是：仪凤二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穷者留安东。也就是高句丽这个族群整体被肢解，除了投奔后突厥汗国的部分之外，大部分国民被分散到唐朝各地。
比如这些俘虏有的被安置在北方边境，比如幽州和营州还有六胡州地区，所谓的营州胡人中，就有一定数量的高丽降户，只是占比不高；在安禄山叛乱之前，规模最大的突厥-粟特人叛乱：康待宾之乱中，康待宾发动的六州胡叛军中，也有不少高句丽降户。唐-高战争中唐军俘虏的大队高丽士兵也被唐朝接受，并分散到唐土各地：如高丽人高玄墓志《大周故冠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高府君 （玄 ）墓志铭并序》中有：“又以永昌元年，奉敕差令诸州简高丽兵士。其年七月，又奉敕简洛州兵士，使充新平道左三年总管征行。”
令人感叹的是，河陇地区都出现了高句丽降户的身影：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凡关内团结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咸通年间的敦煌文书中的“金，韩，尹”等姓氏，还有敦煌文书中频频作为供奉物出现的高丽锦，都是这里曾经有过高句丽后裔的具体证据。
除了在边塞重镇以夷制夷之外，还有另一种去向是前往南方，隔绝他们和故土的联系：比如贞观十九年唐军攻打高丽，唐军原本将虏获的高丽人集中在幽州，然后准备分批分散到南方或京城，但是唐太宗怜悯他们妻子分散，家人分隔的惨状，于是下令让保留他们的家庭组织，高句丽俘虏中的欢呼之声不绝于耳。
这些俘虏的下场根据身份高低也是各不相同，比如唐朝一度将被俘的高句丽末代国王高藏放回平壤让其担任唐安东都督府的安东都督，并册封其为朝鲜王；681年高藏因阴谋策划脱离唐朝控制，而被唐朝廷削去官爵并流放到四川；高藏被唐朝俘虏回长安后与武则天的侄女所生的儿子高德武被任命为安东都督。与高句丽王族有接近经历和地位的，还有出身百济的黑齿常之家族；不过更多普通人主要是作为奴婢，苦力，进入宫廷和官府的成为官奴，但是进入私人府邸，可以是歌姬，舞女，管家，也可以是低等苦力。除了唐朝和高句丽等政权的战争中有大量的半岛人士进入中国之外，山东地区的各路海盗也喜欢掳掠新罗人到山东半岛然后进行人口买卖。
至于当时的日本人，很可能有一部分人在白江口之战中被俘虏到唐朝，比如667年刘仁愿就下令将大山下境等人送回日本，作为两国缓和关系的信号，大山下境等人很可能就是白江口之战的日方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