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上百个政权当中,蜀汉绝对是人气最高的之一,这样一个国度,充满了浪漫主义,刘备本人,带着复兴汉室的理想,辗转多地,几次差点步入绝境,身经百战之后才赢下一片基业,也获得了关张等人至死不渝的追随。而在诸葛亮执政期间,孔明凭借一州之力,和强魏展开周旋,塑造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奇迹,病逝五丈原,又增添了几分英雄迟暮、无力回天的悲凉气氛。

正因为如此,蜀汉也成为小说和评剧中的常客,刘关张以及诸葛亮,也因一部《三国演义》,形象更加鲜明。

当然,这毕竟是小说里的故事,兴亡百姓皆苦,而罗贯中所吹捧的蜀汉,或许没有诸位想得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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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年,围攻一年的雒城拿下,刘备大军随后包围了成都,说服刘璋出城投降,自领益州牧,总算获得了一块安稳的根据地。对于一直在生死场拼搏的刘备众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深谙人心的刘备,因此开始展开了大规模赏赐:“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这些资金,自然是要从成都的库府中抽调,除此之外,根据裴松之所写《云别传》的记载:“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刘备一度打算将成都的部分地产作为赏赐分发给诸将,在赵云的劝谏下没有进行。由此可见,政权交接的蜀中并不太平,利益的分割,是否又损害了川中百姓的利益呢?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面,刘备集团又先后经过了汉中之战和夷陵之战。

在刘备夷陵之战的两年前, “二十三年,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最终被李严带领五千人平定。

由于蜀国没有设置史官,导致很多记录缺失,甚至连部分官员的生卒年都无法确定,这一场叛乱也就被一语带过,以蜀国百万上下的人口来看,这一场暴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民众的生活也可想而知。

夷陵之战后,刘备集团丢失掉了荆州,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荆州集团和益州本土势力的矛盾也就逐渐浮现,这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却是更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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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典》给出的数据,刘备章武元年(221年),“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这个数据和263年刘禅递交降表时人数无异,相比较于吴国孙皓(这还是个昏君)时期“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门二百三十万”,蜀国96万人,却要供养4万名官吏,甚至超过了人口是自己两倍的东吴,足以体现出蜀国行政机构的臃肿。

为了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刘备在入蜀之后便开始进行钱币改革,发行直百五铢钱,取代原有货币,啥意思呢?一枚差不多大小的铜币,蜀汉官方机构却表示,这能够相抵过去的五百枚铜钱,并且开始强制推广,直接从民间进行强制性的收取财富,“数月之中,府库充盈”,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急剧的通货膨胀,损失最大的自然是那些蜀中大户,百姓的日子却同样艰难。

刘备当然不是第一个这样干的人,西汉时期汉武帝发过五铢钱,而后来王莽和董卓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同样以小钱取代原有货币,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天下大乱,到了三国时代,货币体系已经濒临崩溃,不少百姓干脆以粮食或者布帛进行以物换物。

曹操、曹丕和孙权都尝试过印发五铢钱,不过曹魏因为推行难度大,最终选择了放弃,而孙权比刘备更加夸张,弄了个大泉当千,一枚大泉铜钱抵价一千,但是这已经是238年的事情,而且只坚持了九年,刘备所使用的五铢钱,却一直推行到蜀汉末期,对民间是极大的不利。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承认:“益州疲敝”,而三国活化石廖化也认为:五铢钱“苟作掊克,使百姓疲敝,以至今日”,间接成为了蜀国部分地区叛乱不断的原因。

在诸葛亮主政蜀国,进行了数年的修生养息之后,蜀国境地的确要改善了不少,《三国志》描写:“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农业、水利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诸葛亮不但积极开荒耕种,鼓励军事屯田,还开凿了汉中灌溉面积最大的“山河堰”工程,“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

这一切,却也是在为北伐所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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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很大一部分军费的由来,取自织锦业,尤其是蜀锦的生产,《蜀都赋》有“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这样的句子,来形容蜀锦编织的盛况,然而蜀锦并不是什么廉价品,蜀国成都附近丝织工人,规模就达到了7万,城外可见大片面积桑树,但是劳动力的分配不均,对于农业并不是一件好事。

诸葛亮之所以要一次次地进行北伐,从路线上来看,并不是小说中一样为了消灭曹魏,以第一次北伐举例,诸葛亮西出祁山,进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长安,而是试图和羌人取得联系,攻取凉州,扩充自己的根据地。

魏明帝曹叡在世期间,采用了大臣孙资的建议,也就是对蜀汉进行消极防守的策略,修生养息,因此魏国很少主动出击,曹真曾在230年尝试通过子午道进攻,也因为下雨和国内群臣反对而停止。反观诸葛亮,在知道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差距进一步被拉开,不得不采取频繁袭扰的方式。

魏蜀实力差距悬殊,在《三国志·霍王向张杨费传》中,杨洪对诸葛亮说:“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男子上场打仗,女子负责运输,蜀国几乎是全民皆兵的状态,即便如此,例如第二、三、四次北伐,蜀军依然因为距离遥远,粮草运输不利而进行退却。

诸葛亮在平定南蛮之后,就将目光瞄准北方,然而南方依然不太平,例如诸葛亮离开前封吕凯为云南太守,王伉为永昌太守,其中吕凯在一年之后就被叛乱的南蛮杀死,而王伉没交代过程,却也“守正节”,大概率遭遇了不测。诸葛亮去世前一年,南蛮再次发生叛乱,“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被马忠、张嶷平定。之后蜀国不得不在此地驻扎重兵:“嶷迁后,复颇奸轨。虽有四部斯臾及七营军,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军二牙门及斯臾督军中坚,卫夷徼。”

诸葛亮去世前,蜀国尚且能够稳定局势,而后来的姜维失去了蒋琬费祎等人的牵制,用兵更加频繁,蜀国的条件,也就更加艰苦。

就在蜀国灭亡的两年前,261年,吴国使节薛珝出使蜀汉后回禀皇帝孙休,:“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为灭亡埋下了伏笔。

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在刘禅所递交的降表当中,成都官库的家当,已经只剩下这么一点,和此前刘关张等人“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的赏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