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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YOUTH
东京奥运会正如火如荼的举办，每天都有百枚奖牌诞生。
但在一片欢天喜地的祥和气氛中，也有不一样的新闻出现——近日，一枚1900 年巴黎奥运会的射击银牌在波士顿RR拍卖行官网以1283 美元的价格售出。
一方面，来自各国的运动健儿在东京奥运会上努力拼搏，只为了获取那体育界的最高荣誉；另一方面，也有先行者将流血流汗换来的奥运奖牌，换成了些许阿堵物。
在光芒万丈的奥运会背面，也许我们应该多关注一下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被拍卖的奥运奖牌
实际上，这枚成交价1283 美元的奖牌并不是近些年来第一枚被售出的奥运会奖牌。
多年来，已经数十名前奥运选手将奥运奖牌进行拍卖。
就在最近，一枚1956年意大利冬奥会的铜牌以3750美元的价格成交，还有一枚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的银牌卖出了18.01万美元的价格。
而奥运奖牌被拍卖的最高纪录则诞生于2019年。那一年，美国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在 1936 年柏林夏季奥运会上赢得的一枚金牌被拍卖，成交价格近150万美元。
实际上，每一届奥运会的金银铜牌皆有细微的不同，但大体上来说，奥运会的金牌实际是用纯银加镀金制成的。以东京奥运会的金牌为例，本次由川西纯市设计的金牌总重556克，其中黄金约6克重，以本文发稿时的国际黄金价格换算，如果将金牌熔化，其价值约为10000人民币。
作为奥运会金牌，在拍卖行以几百倍的溢价成交并不算过分。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奥运奖牌被拍卖的原因。
公益还是贫穷
NBA传奇巨星比尔拉塞尔公开表示，将在今年秋天拍卖他在1956年奥运会上获得金牌，而以此筹集的部分款项将捐给一家名为“mentor”的慈善机构。
但像比尔拉塞尔这样拍卖奥运金牌用于慈善的例子并不多，大多数奥运奖牌拍卖都是因为原主人的贫困潦倒。
就在本次东京奥运会上，希腊举重运动员亚科维迪斯泪流满面，宣布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继续维持运动生涯。根据媒体报道，亚科维迪斯的所有收入只有每月从希腊体育联合会领取的200欧。这些钱根本不够支付其训练和治疗伤病的费用。
亚科维迪斯并不是个例，职业运动员因为贫穷放弃体育生涯、拍卖奖牌的例子并不少。
2003年《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名为《举重冠军之死》的文章，讲述了曾获得40多个全国冠军、20多个亚洲冠军的中国举重运动员才力，退役后因为贫穷而离开人世的故事。
幸运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对于体育发展的重视，如今至少中国运动员的待遇已经有了大幅改善。
奥运冠军的奖励
经常有网友吐槽运动员流血流汗参加奥运会，得了冠军为国争光，挣得却还没有一些娱乐明星多。
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善。尤其是如果运动员获得奥运会世界冠军将会得到极其可观的物质回报。
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摘得首金的杨倩，夺冠后宁波市雅戈尔集团马上宣布会送给杨倩一套江上花园住房，据估算这套住房的市场价在500万人民币左右。无独有偶，陈雨菲在东京奥运会获得羽毛球女单冠军，随后韵达、中通分别表示将赠送陈雨菲一套房产。而这还不算各种体育基金会以及运动员所在地事后发放的现金奖励。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奥运冠军所能获得的现金奖励相比住房的价值只多不少。
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冠军易思玲就先后获得了广东省体育基金会颁发的70万元奖金、珠海市政府给予的80万奖金、广东客家商会的50万元奖励、桂阳县的10万元奖金、番禺区和榄核镇政府各5万元奖励以及广东省体育基金会合作伙伴的500万奖金，零零总总加在一起也有七百多万人民币了。
2012年的其它世界冠军，比如孙杨等人获得的现金奖励也大多在数百万元以上。
做买卖的运动员
但问题仍然存在——如今奥运冠军们所获得的物质奖励，大头还是来自于企业的赠与，而不是体育产业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更多没有获得冠军的优秀运动员，其收入仍需提高，尤其是在退役以后。
一般来说，我国退役运动员的收入主要包括退役成绩安置费和退役运动年限安置费。国际级运动健将每年的退役年限安置费大约是每年一万元左右，而到了奥运冠军这一级别，参考媒体曾披露过郭晶晶的退休费，基本是每年六万元。
当然，针对获得过较高荣誉的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可以选择放弃退役安置费，而是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
因为退役后收入不足，很多运动员在退役后选择做起小买卖。
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在吉林省体育局的扶持下开起了洗衣店；前中国队国门安琦则是卖起了樱桃，据说安琦的樱桃园每年樱桃产量可以超过10万斤······
退役后自己创业固然挺好，但这些在自身领域沉浸多年的运动员，退役后去卖樱桃、开洗衣店，着实有些可惜。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体育产业究竟是否成熟到可以构建健康的循环。
举国体制与市场体制并行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2.9万亿元，同年中国GDP不到100万亿元。也就是说，体育产业总规模已占到GDP总量的3%，这一比例已经与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相差不大了。
但中国的体育产业体制仍然与美国存在差异。数据显示，美国每年职业联赛供给的场次超过5800场，而中国每年的职业体育比赛事只有1000多场。
具体来说，中国体育是举国体制，也就是国家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以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选拔并培养专业运动员。
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统一管理、训练、安排工作，但问题在于全靠国家的话，说出大天来能管几千个运动员就到头了，根本无法最大限度挖掘出所有体育人才。
而美国的体育产业运作模式多是市场体制，所有经费都是通过市场行为来筹集，最终构建包括体育资产、体育媒体、赞助商、体育场馆、体育特许商品、体育营销和经纪公司在内的核心产业链。
当然，并不是所有体育项目都可以套用市场体制，美国至今也只构建了NFL、MLB、NBA、NHL、MLS等五大职业联赛。其它诸如比如举重、射击等观赏性较差的赛事很难商业化，仍然需要举国体制来解决问题。
对我国来说，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这些观赏性高、商业化程度强的体育项目，就可以通过市场体制，挖掘出更多优质的体育人才、激发行业活力。同时也可以让国家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体重等更需要国家支持的项目上。
普华永道的研究表明，全球体育产业的收入源结构比例分别为赛事门票收入占32.6％，媒体版权收入占24.1％，体育赞助收入占28.8％，体育特许商品收入占14.5％。如今，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超过2.9万亿元，只要将体育产业的收入结构更加合理，理论上足够让运动健儿们为国争光之余，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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