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宣布了一项重大举措，那就是他亲自主持、亲自参与，给他的臣民创造了一种新文字，这就是后来传承三百多年的的满文。
从软实力来讲，这是后金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在二百多年的岁月里，它是如何推广使用，又如何最终成了寿终正寝的死文字了呢？
其实在此之前的岁月里，后金人的祖辈金太祖就创造了女真大字，到了金熙宗时期，进一步改造了笔画，成了女真小字。然而等他们进入中原后，逐渐被汉字融合，到了金世宗时期，连上层都女真贵族都很少会用女真语了，因此数百年后，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女真人的文字早已失传。为此他找到文职官员官员额尔德尼负责制定文字，他却回答说:“蒙古文字，我等学习过，已经熟悉，如以我们的语言制定文字，我等实在不能。”
努尔哈赤解释说:“汉人念汉字，不论学与不学的，都知道；蒙古人念蒙古字，不论学与不学的，也都知道是蒙古字。我们国说女真语写蒙古字，那么，没有学过蒙古字的，就一点也不懂。你们为什么以编本国字为难，以学习他国语言为容易呢？”
官员额尔德尼回答说:“把我们的语言编成文字，真是再好不过了，但要翻编成句子，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感到很难。”
努尔哈赤说:“这有何难，就用蒙古字协和我们的语音，就能从中见到文义了。”比如蒙古字母有“阿”和“妈”我们把两个字拼读起来，不就是我们语文中的“阿妈”了吗？
额尔德尼豁然开朗，于是在努尔哈赤的启发下，满文开始正式推出。
从最初到三十三年的实践应用，满文逐步成熟。
此后在口语上逐步实现了与汉族的交流。皇太极时期没少挖大明墙角，许多投降的明将与皇太极对话全靠汉语翻译。皇太极此后没少启用汉族官员然而汉大臣们日常对皇太极公务交流时只能用汉语，这让皇太极理解起来还有点难度。当时有个叫宁完我的官员在《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中就将这一问题表达了出来，他说:“臣又想六部汉官开口就推不会金语，乞汗把国中会金话的汉人，会汉话的金人，挑选若干名，把六部承政一人与他一个通事，他若有话，径带通事奏汗，再误了事体，他又何辞。汗之左右，亦该常存两个好通事，若有汉官进见，以便问难，不然同于木石，何以知他好歹……”
满汉双语圣旨
这里就是表达了语言与政务是否畅通的重要关系，并且也深度阐述了只有将这一难题解决，才能避免官员借口语言问题推诿、扯皮。
顺治时期，这个问题逐步得到了扭转，但是由于他入学教晚，在与木陈忞僧人聊天是，福临还在不无遗憾地感叹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词条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北游集》
当时督察院长官满达海等人还多次上书多尔衮，希望解决福临读书问题：“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幼冲，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
多尔衮却推脱说：“上（福临）方冲幼，尚需迟一二年。”因此顺治真正得到教育是在多尔衮死后，加上勤学，以至于读到了翻译跟不上的程度。但是顺治在阅读汉语古籍文献时，还是要对照满文翻译才能看懂。
陈力在《清朝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研究)一文中这样描述顺治朝旗人的语言掌握情况:“顺治年间满洲、蒙古官员尚需要通过翻译才能与汉族官员进行交流，“国初， 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 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坐其中参预之”。
康熙批示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升原任启心郎马希纳，为兵部督捕左侍郎。启心郎级别之高，升迁之快，由此，可以想见旗人的汉语水平。在顺治后期，能人仍旧“无不弯强善射， 国语纯熟。当时许多大臣只懂自己的母语，蒙古语。”顺台帝召见大臣时，只好见机行事，见满臣说满语，见汉田说汉语，见蒙古人说蒙古语。”
到了他儿子康熙时期，由于是北京“坐地户”，自幼生长北京，从小就接受汉文专业教育，对此康熙曾深情回忆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叫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
直至康熙早期才达到整体上大致可以交流的水平。虽然康熙成了饱读诗书的汉族文化政治家，但是有的汉族地方官员想显示自己满文水平，特意用满文向他递交奏折，希望获得皇帝好感，然而最终是弄巧成拙，尬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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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杭州织造的孙文成用满语给康熙汇报杭州粮食价格情况，由于错字太多，康熙开始耐着性子给他修改，直到最后越看越烦，干脆不给他回复了。
还有一个叫朱一贵的官员给康熙用满语汇报工作事务，整个行文毫无条理，以至于康熙看后批示道:“你这没头没脑的话真是看不明白。”
显然满汉文化精通的康熙看都不懂，估计这位官员写的东西肯定不伦不类。到了乾隆时期，满文在上层的熟练程度日益提高，尤其宫廷教育，从小就让他们满汉双修，最终到了溥仪的时候，他还能说着一口流利的满语，然而最后这一语言随着他们的淡去，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了冰冷无人再懂的“死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