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间和地点，打破规则的人总是令「传统」恐惧和厌恶。
去年 9 月，我推进了一座小镇的第一起剥夺监护权案例。
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就成了那个「讨厌的人」。村民们说我破坏了规矩，骂我多管闲事。他们说，自己的骨肉想怎样就怎样，轮不到我管。
当我开车从一所村庄离开时，村民踢我的车，向我吐口水。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顾家长的反对，向我无声地挥着手。
从那时我就决定，这场官司必须打赢，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事。
2018 年 9 月，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 3 位「天然的冤家」：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一位律师。
办公室里的气氛诡异，每个人都在尽量保持距离。这几人平时只在法庭上碰面，交流都是唇枪舌剑，就算偶尔路上遇见，也只是挤给对方一个职业假笑。
现在也是如此，其中最用力假笑的那个，是我自己。
我实在不喜欢他们。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曾想把我赶出法庭的法官。坐在右边的那位检察官，几次和我在法庭上交锋，反复标榜自己是名校毕业，我还以为他是在相亲。
而这两位肯定也不喜欢我。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却又爱搞事的律师」。多少次开庭，我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公诉人和法官。
我们这三个职业，向来是打擂台的对象，在法庭上互相牵制，甚至有时会为了案件吵架。不过我相信，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公正。
但这次，一桩特殊案件将我们凑在一起。3 个人不对抗，不交锋，没有半句争执。
他俩喜欢吸烟，而我闻不得烟味，见我来了，他们立即把烟掐掉。但我主动凑过身，替他们把烟点上，说没有关系，我不讨厌。
房间烟雾缭绕，大家忧心忡忡，所有心思都在一个 10 岁的小男孩身上。
我们反复讨论几个钟头，最终离开了那间小屋，开始分头行动——如果我们再不努力推进案情，小男孩很可能要永远陷入一个「50 平米的地狱」。
我是第一个介入此事的人。当时居委会寄给我一份委托，要求我用法律手段，去营救一个被虐待的男孩。居委会最后一句话是：「为了这个孩子，你能告谁就告谁。」
我原以为事情很简单，毕竟事关虐童肯定一呼百应。但我没想到的是，几乎当地所有人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反倒是平时的几个冤家站出来，要和我一起顶住压力。
事件的开端是在半年前，那时我刚收到居委会委托，开车抵达了男孩所在的小镇。
与其说这里是镇子，倒不如说是个小村庄，有大片的稻田，也有开发好了的房地产，城乡建设交杂，似乎什么都在改变。
我来到男孩家门口，停下脚步。我需要一点时间做心理准备。
根据居委会提供的线索，走进这间 50 平米的小房间之前，我能想象自己会看见一个什么样的男孩：遍体鳞伤，眼神惶恐，缩在角落瑟瑟发抖。我想最惨大概只能是这样了。
但是，推开房门的第一眼，就让我的头皮瞬间发麻。
推开门，先是花露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另一种无法言说的怪味。我深吸一口气，忍不住咳嗽。
面前是破旧的沙发，上面躺着一位 30 多岁的女子，赤裸身体，只有额头上盖了块毛巾，正在胡言乱语。
旁边的小男孩很奇怪，他异常干瘦，像被上了齿轮一样，机械地帮裸体女人擦洗身子。
见我们来了，男孩才反应过来，给女人盖上毯子，不紧不慢地搓洗毛巾：「妈妈刚才神志不清，说自己在火焰山。」
女人还在傻笑，一个翻身又将毯子撇开，骷髅般的身子再次露出来。男孩想用手去捂，却又不好意思碰到，站在那里干着急。
这般景象并没有让我震惊，见多了吸毒鬼，这不算什么。让我的胃翻江倒海的是，男孩那些稚嫩的举动。他一直在为母亲擦洗身子，打扫家里的垃圾，遮掩这个家不光彩的一面。
我感觉到，这个幼小的生命努力想撑起一片天。
我立即冲过去，将男孩抱紧，跑出了房间。
门口的空气好多了，我不忍再回头看，墙上到处是被砸的印迹，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吸毒用的锡纸和胶管，垃圾堆得老高，蚊虫乱飞乱撞。
狼藉之中，唯一看着舒服的，是小男孩的数学课本。书皮封面被精心包好，上面是一家三口在笑着仰望星空。
打开书，里面的字迹虽然歪歪斜斜，却很干净，尤其是老师给的那一道道红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男孩的成绩有多好。
书的第一页还写下了男孩的名字：XX 飞。
我第一次把课本看得如此仔细，只因在这房间，除了这本课本，我再找不出任何正常的事物。飞飞走了过来，将书本紧紧抱在胸口，他的母亲还在不停地翻滚。
居委会的人马上报了警，「我们以前只当这个女人遗弃虐待小孩，没想到她还吸毒，难怪经常丢小孩一个人在家，十天半个月都不管小孩死活。」
我问飞飞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飞飞一脸茫然，「妈说孝顺的孩子都这样。」
我让他过去替妈妈把衣服穿上，说警察就快来了。
只见这个男孩紧紧握住女人的手，「警察会抓走我妈妈吗？我早就想找警察叔叔，但怕妈妈会被抓去枪毙。」
我告诉他，等下来的不只是警车，还有救护车，警察可能会把妈妈带走一段时间，但一定是为了她好。
此时外面围了不少邻居，纷纷议论，他们有的手里拿了几个鸡蛋，有的端了一碗米饭，直说小孩可怜：「以后尽管来找我们，只要能帮的我们都会帮！」
其中更热心的几个，甚至还给我递来一瓶水，囔囔着要我教训小孩的母亲。我那时当真以为，自己身边都是好心人，飞飞肯定有救了。
在众人的视线里，飞飞的妈妈被抬走了。飞飞没有跟着走，说自己害怕走去外面，「怕被人撞见妈妈被抬了出去。」他一直踮起脚尖望向窗外，过了一分钟，他才朝着外面喊：「妈妈，你要听医生和警察的话。」
此时他的眼里还满怀期盼，试图以自己最大努力劝那个女人回头。但围观的人群并未散去，乌泱泱的，仿佛透不进一点光。
我把飞飞带到了居委会，准备在那书写起诉他父母的材料，强制对方完成抚养义务。
没想到，飞飞一进居委会大门，就突然抄起扫把，马上开始打扫房间。
我让他不要管那些，去洗把脸。他像得到命令似的冲向洗手间，把水拍在自己脸上。我喊他坐下，他便正襟危坐。只有问到他有什么打算时，他才四处看了看，显得很惊惶。
接下来，靠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和飞飞的口述，我才慢慢了解到这个男孩的过去。
飞飞曾经有个美满的家庭。但他爸在生意最红火时，莫名染上了赌博、养小姐，把家产通通败光，还性情大变，常常对家人动手。这直接导致飞飞妈妈心理不平衡，放浪形骸泡在酒吧，染上了毒品。
只有飞飞还在每天等爸妈回家，经常通宵亮着灯，直到有天灯全灭了。10 岁的小孩夜里四处摸索，发现是电费没人交，掉闸了。
他的日子越来越糟糕，先是无米无炊，再是妈妈吸毒的事儿被传开。乡亲们虽然同情，却不许自己的小孩靠近他，怕被染上怪病，怕会带坏。
飞飞对此很不解，问我：「明明我也是被大人生出来的孩子。」我无法回答。
过了一会儿，飞飞小声问我能不能替他保守秘密，不把今天的事儿告诉同学。他说自己过去一直在隐瞒：「我说我家是个很大的房子，里面住着爱我的爸爸妈妈。」但实际上，他每次只要接近那个 50 平米的小房子，都得蹲在门口缓好一阵才敢走进去。
「我是骗人了。但我觉得，要是爸爸妈妈爱我有多好，可为什么偏偏不呢？」
我站在飞飞面前，打定主意要给他一次重新生活的机会。原本居委会交给我的工作，只是想让我帮着准备材料递交给法院，强制飞飞父母尽到抚养义务。
但现在看来，我要再往前一步，多做一点——通过合法途径，撤销不负责父母的监护权，为飞飞找到合适的人家，让他以后能在一个亮堂的家里打开书本。
两周后，有这个想法的人又多了一个。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打电话给我，「不是公事，是绝对的私事，我是第一次希望你们律师多弄点事情出来，而且要做得很好。」
说来很惭愧，这位民警平时也不怎么喜欢我。我不像大部分律师一样，平时会注意人脉。我每次都要事先和当事人说，公安局的谁讨厌我，我顶撞过法院的哪个法官，让他们考虑清楚，我是一个没人缘而且有点儿认死理的律师。
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我认死理，这位民警才会特意来联系我。
民警告诉我，飞飞妈妈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已经算是没脸没皮了，甚至当场脱衣要性贿赂我们，说小孩只是她的一个工具」，她还几次称亲生儿子为「小奴才」。
他们决定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同时他个人怀疑这女人有仇视男人的极端心理。
飞飞得知母亲管自己叫「小奴才」，一直抱着自己的书本哭，「妈妈为什么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唯一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飞飞的叔叔和姨妈愿意接他过去暂住。我和他们碰过面，看着很和善，说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会轮流照顾飞飞的生活起居。
两个月后，我正在准备案件的材料时，孩子父亲却突然出现了。
飞飞父亲主动回到家里，还带了一个高级蛋糕，当着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面对儿子又亲又抱，说自己从现在开始浪子回头，要担负起家庭责任。
没过多久，飞飞妈妈从派出所出来了，偶尔会住在家里。
而原本收留飞飞的叔叔姨妈，一看他的父亲出现，马上就放心了。他们觉得只要是父母，不管之前有多大的过错，都能过去了，还专门电话告诉我：「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父母，打在你们身上，疼在我们心里。没有隔夜仇。」
按理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结局，只是我有点不踏实，就打电话给派出所的民警说了情况。他思考几秒后，回复我：「反正我们不能放弃观察，好坏得先看看。」
这话让我感觉很温暖。他的意思是要等到飞飞成年才放手，我们几个真心希望这孩子能健康成长。
几天后，我主动去了一趟飞飞家里，想确认最近的情况。
奇怪的是，敲了几次门都没人应声。我找出飞飞藏在鞋里的钥匙。
打开门，我又一次崩溃了。
房间空无一人，地上遍布血迹。我第一时间寻找飞飞平时寸步不离的书包，居然也不见了。
我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赶忙来到派出所，和那位民警一起查看监控。发现小飞飞在前天晚上独自离开住处，一瘸一拐，嘴巴叼住左手衣袖，书包始终在肩上。
只见他一路上走走停停，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会儿，缓缓放下明显受伤的左手。他在药店外徘徊过，在一家服装店前驻足，又蹲下呆呆地看了野猫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消失在河岸边，进入了监控死角。
我们冲出派出所，沿江打听是否有落水儿童的消息，在江边每一座即将拆迁的危房里穿梭，几个小时后，终于在露天的一张沙发上发现熟睡的飞飞。
他被叫醒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胳膊被爸爸打伤了，翻不了身，全身都麻了。」
我们抱起他的时候，他还一直在念叨，「我还能翻身吗？」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飞飞的左手肘关节骨裂。派出所当即立案侦查，原来飞飞父亲这次回来心怀不轨，想卖了儿子去投资什么狗屁网络钱包。
为了让老婆同意卖儿子，他还带回了大麻一起吸食。小飞飞在一旁着急地劝说他们，「大家都在为我们这个家付出自己的努力，你们也为家里考虑一下好不。」
两个癫狂的大人听不进小孩的哀求，还怪他领着外人来坏他们的「好事」，揪起他的衣领就往地上摔，做母亲的还往他脸上蹬了一脚，「等我们发财了接你回来。」
飞飞在地上呻吟了好一会，趁他们睡着才咬着牙，起身逃出那个房间，最后被我们找到。
如今证据确凿，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飞飞父亲进行刑事拘留。我不再担心任何舆论压力，带上材料向法院走去，正式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孩子父母的监护权。
为了解决飞飞的后顾之忧，我先拜访了他的叔叔和姨妈。他俩对我的到来非常热心，泡茶忙个不停，说感谢我不计报酬为了侄子忙前忙后。
当我告诉他们飞飞父亲可能会被抓，要找个靠谱的亲戚收养飞飞时，两人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大转弯，直接把我面前的茶叶倒进垃圾桶。
飞飞的叔叔毫不留情面，「你真有本事，居然敢把我哥送牢里去。」姨妈也是同样的态度，「他家以前有钱的时候我没沾光，麻烦却惹上身了。」
在他们看来，没有动手已经是给我留面子了。两个人连声质问我：「你这是在拆散一个家！你就不怕遭雷劈吗？」
整场谈话过程里，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歪理：自家的骨肉关起门来打死都行。
回到医院，小飞飞躺在病床上，声音微弱：「是不是小孩生下来就欠着大人什么？你们不要救我了，我再把自己塞回去好了。」
我在一旁陷入沉思。原本我还以为，飞飞叔叔愿意帮忙收养，说不定还会帮助飞飞逃离糟糕的原生家庭。
然而事实证明，我低估了根植于这座小村庄之下的「传统思想」。从我决定要为小飞飞换一个家开始，危机就已经埋下了。
很快，到了飞飞出院的日子。我问他除了那两个亲戚，是否还有亲近的人。
飞飞想了好久，才说自己喜欢张婶，一个对小孩很好的女人，「只有她肯抱我，让两个姐姐领我去家里玩，我吃了她家里不少饭，我记得她的好。」
我从别人口中了解到的张婶很明事理，而且只有两个女儿，或许会考虑收养飞飞。
很快，飞飞领我去了张婶家。她看着果然是一个和善的女人，总是笑脸相迎。
我先东拉西扯，说飞飞母亲同样作为女人，却如此不负责。张婶直叹气，在一旁抚摸着飞飞的头，「孩子确实可怜，摊上那样的父母也没办法，慢慢来吧。」
我试着慢慢放一点口风：「孩子很快就能脱离苦海，他父母监护人的资格会被剥夺，我们想给他找个新家庭。」
最坏的情况出现了——张婶听到我这句话，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
她先是质问我：「你应该还没做过父母吧？」
还没等我回答，她又抛出了下一个问题：「世上哪有不爱孩子的家长，父母走了一段弯路，你们就要搞出动静，让一家人骨肉分离？」她说这番话时，飞飞就站在一旁，受伤那只手上的石膏都没拆掉。
外面围观的邻居逐渐多了起来。我抬高了声音说，「事关小孩生存的大事，在你们看来只是父母走了弯路，当你们老了，醒悟了，不走弯路了，无比慈祥了，所有人都忘了你们以前作过的孽，包括你们自己，却不知孩子已搭进去了自己的一生。」
我认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讲得那么明白，外面的群众肯定会帮我劝劝张婶。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会被这帮当初热心的邻里们群起而攻之。
这边我还在和张婶解释，身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个个指责我这是在「带坏小孩」。
有人在议论，因为飞飞的事儿，镇子里的小孩们都变得奇怪了——最近孩子们在遭受辱骂和毒打时，会回复大人们「你再这样，我就去找律师、报警，让你们在拘留所好好反思自己怎样做合格的父母。」
我身边的指责声越来越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如何做父母。」
还有人在喊「棍棒底下出孝子」。
我很无力，问他们，一代人的命运就靠一根棍棒支撑吗？
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都是这么挨打过来的，小孩不听话，父母责罚一下天经地义。照你这么说，我们这些当爹娘的都该进牢房了。」
这群人抱团将自己的错一笔带过，根本不管小孩的成长关键节点只有那么短短几年。
我再一次感觉我的后背冒凉风，自从学法以来，我常有这样的感受。一群人突然冲上来，将我身旁的小飞飞强行抱走了。
我声嘶力竭地喊，「还要多少年，你们才能认真地听孩子说话？」
还要多少年，大人才肯承认孩子的内心世界？
刚开始，我蹲在那里，比飞飞更无助。
过了几秒，我猛地站起来，决定就要试试看。
那段时间，飞飞被大人们「保护」了起来，被教育不要轻信外面的人，说我们是闲着没事干。
我还是会时常过去，只是在外面看到很多镇子里的小孩，唯独不见飞飞。
这群孩子一直被家长灌输，律师是来拐卖小孩的概念。但被灌输了以后，还是会有胆大的小孩趁人不注意，跑过来说句悄悄话，告诉我飞飞此刻在谁家。最后还要鼓励我：「我觉得你说的话有点对，律师很帅气哦。」
我问他们是否会跟飞飞一起反抗。他们点头之后又摇头，「我们不怎么敢。我们只能靠父母，不然还能靠谁呢？自己投的胎，没办法的事。」
而飞飞也被亲戚送回了妈妈身边，回到了过去的生活。我看到，门口风干了好些天的毛巾又湿漉漉的了。
但我们外面的人没有放弃，继续做着自己能做的事：派出所关押了飞飞的父亲，法院受理了我们的案件。有些事即便不被人理解，也总得有人去做，开好了头也算积功德。
几个月后，我们等来了不大如意的结果——那是一份法院中止审理的民事裁定书。
最根本的原因，是飞飞父亲故意伤害一案还未调查清楚。「因撤销监护权人资格一案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本案中止诉讼。」
更麻烦的还在后面，飞飞父亲拒不承认自己伤害过自己的儿子，并提出当面对质。
派出所里，他直勾勾地看着飞飞，「这孩子说谎成性，天天骗自己同学。我不过因为他偷了家里的钱数落他几句，他就乱说话。」
飞飞突然崩溃，蹲了下去大声哭泣，「我可以救爸爸出去，但是我没有撒谎，我再也不会骗人了。」
很快，孩子妈妈过来了，意识清楚，一进来就当着我们的面用手指戳小孩的头，「你爸爸哪里打了你，你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要说假话害我们，他没有打你。」
飞飞停止了哭声，站起来，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躲到了民警身后，「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想争了，我在路上流浪，野狗都不咬我的，他们要冤枉我。」
说着飞飞又哭了出来，非常大声地喊道：「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
最终，这起案件被检察院退了回来，要警方补充侦查。
说实话，我有点心灰意冷。小孩和我非亲非故，大家似乎都明哲保身，我能保证自己能善待自己的孩子就行了。
我会想，自己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但吃饱饭以后，我又陷入了关于这起案件的沉思，小孩真的可怜，他身上总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忍着痛拧不干手里的毛巾，羡慕别人桌上的四菜一汤，始终不肯放弃读书。
如果有人拉他们一把，或许真的能改变一些事，总得有个「讨厌的人」出来管闲事。
「那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是我？」
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检察官给我打来了电话，说飞飞的事别放弃，「我们要给类似案件开个好头。」
另外两位法官也把我叫了过去，说是要谈谈案件，他们显得很谨慎，「就当是开个庭前会议，我们得商量嘛。」
事件峰回路转。
从各项证据得出，飞飞父亲绝对触犯了刑法，不过检察院建议将故意伤害罪变更为遗弃罪，他曾将亲生儿子扔往桥底，导致小孩流离失所，沿街乞讨好几天。
再经法院审理，最终以遗弃罪判处飞飞父亲拘役 5 个月。
关于撤销其抚养权一案，法院支持了我们的请求，不再让飞飞父亲拥有监护权，而是由其母亲单独抚养。
这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各部门会考虑到飞飞母亲是个吸毒人员，要给改过自新的机会，担心剥夺抚养权会影响情绪，实属无奈之举。
那天飞飞告诉我，自己流浪那天，在服装店门口看了一件背心很久。
我同意帮飞飞买，他很开心地说「穿上它，我就是男子汉了。」他看着电视里面男人们穿背心露出肌肉很有力量，自己也想试试。
我给他买了最小的码，他还是太单薄撑不起来，像穿了一件大人的褂子。
其实我知道，他现在是想快快长大。那天从派出所出来，他被父母两个人冤枉撒谎，已经对这个家彻底失去信心。但他也很着急，怕回去会被父母卖掉，他反复说着，甚至是用哀求的口吻：「你们帮帮我，不然我只能靠自己了。」
自从父亲被剥夺抚养权以后，飞飞只能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他母亲再三向居委会保证她不会复吸，会一心一意把孩子带在身边，为此她没少跟居委会和片区民警拿钱，都是以给飞飞改善伙食的名义。我们只能暂且相信她，只希望她能早些悔悟，做好一个母亲。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这女人还是让大家对她彻底失望。
飞飞再次被送到医院，他妈妈逼他去跑腿「带东西」，他不肯，便遭到了毒打。送到医院时，飞飞头上起了很多包，嘴角被撕裂，大腿上被镊子夹得到处是伤口。
我去看望时谈到他妈妈。他将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安静，不要再说了。
他用微弱的气息说了好多话，「大人顶着父母的身份就可以把孩子当泥人捏，有的父母捏的很用心，有的则把泥人揉成一团直接扔了。」
「但我有个问题，小孩要等成年了才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可是还没等到成年，却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怎么办？」
我突然发现，经历了这段时间，他突然变成熟了太多。
我告诉他，居委会接下来要继续起诉他妈妈，「得告诉其他人，不好好珍惜就没机会做父母了。不能任由他们将小孩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父母该被约束了。」
我怕他听不懂，解释道，「要让有资格做父母的人来带小孩，人不能一出生什么都没干就先栽在这么两个只有生殖能力的人手里。」
我毫不隐瞒地跟他讲，「我如此费心的去做一件事，因为我看到的不只是你一个小孩。还有你在镇子里的那些小伙伴们，也都是遍体鳞伤。」
我曾亲眼见识过，镇子里那些大人们的喜怒无常。有次一个小孩在看热闹，她爸爸刚好买了几坨豆腐，冲上去就往孩子脑袋上砸，砸完了发现豆腐碎了，又揪着小孩的耳朵发脾气，说好好的豆腐让她给糟蹋了，「你自己出钱给我去买。」
去多了镇子，我甚至能总结经验，反正他们打人就是手里抓了什么就用什么，视线内有什么就用什么。但让我真正恐惧的，不在于是不是毒打，而是那种随意向小孩发泄情绪，还理所应当的样子。
飞飞听完我说的话，若有所思。过了几分钟，他点了点头，同意要撤销自己母亲的监护权。「让我先离开这个地方。」
我把飞飞同意撤销母亲监护权的消息告诉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却犯难了，「如果起诉，那我们就得保证飞飞以后的生活，但我们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不大方便。」
与此同时，飞飞家的亲戚纠结了一些居民，成天去居委会吵闹，扬言下次选举要把干部们换掉，「事到如今，已经不是哪一家的事了，你们休想变天，哪有小孩跟大人说理的，我们自个身上掉下的肉谁都没有资格拿走，就算要割，也该我们自己剁碎了嚼下去。」
为了打消居委会的顾虑，我们当即表态，先由居委会暂为抚养，等时机成熟时，我们再找福利院或者其他合适的人接手。最后我保证：「如果实在没有人，那就我们几个轮流照看小孩。」
任何参与到这起案件的公职部门，都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办。法院更是直接指派了两名很有经验的法官。
我们一致认可多方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不该顾虑太多其他因素，一切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前提。
总算等到要开庭了，我开车去接小飞飞。
来到他家门口时，我见到一个小女孩在骑小自行车，她妈妈在一旁喊，「你往右骑。」小女孩摇摇晃晃撞上了左边的柱子。那位妈妈冲过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我让你往右骑，是没带耳朵吗？」小女孩在嘀咕，「我都不知道右边是哪边。」
小飞飞拉着我的手说，「是啊，很多东西都没教会我们。」
那天整个镇子都知道我们要去开庭，有人跑出来踢我的车子，「限你五分钟之内开走，不然我们掀了它。」还有些人真的恨上我了，「都是做父母的，孩子他爸妈要是出来了，看到孩子被抢走了，还是被人用所谓的正规途径抢走的，你说这该多绝望。」
小飞飞坐在车内不说话，我摇下车窗，告诉他，「这些人挺关心你的，也要记得他们的好，只是每个人的见识不一样，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你以后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
就在我启动车子的瞬间，忽然一恍神——后视镜里，有许多小孩正向我无声地挥手。他们沉默地奔跑着，不顾家长的反对，追着车子向我们挥手。
我响了一声很长的鸣笛作为回应，车子飞奔而去，笛声穿透了这个小镇。
开庭前一周，法官听说飞飞也会出席，特意跟我说，要先见一下飞飞。我征求了飞飞的意见，他同意了。法官在办公室看了他一眼，说：「我看到了，我要开会了。」
当我们走到门口，法官又追了上来，抱了一下小男孩，「过几天你再好好说给我们听。」
开庭那天，法官了解了更多飞飞的遭遇，到最后，他只在那里反复询问飞飞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飞飞咬着指甲才说第一句话，「我还能怎么活，就这样到了今天。」
我看见不止一个人的泪水在往下流。但法庭庄严，一时间人们都在忙着假装，假装自己在擤鼻涕，揉眼睛。
最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小飞飞的母亲的监护权最终被法院宣布撤销，指定居委会作为飞飞的监护人。在宣判后，旁听席有人说，「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小案件。」
走出法庭后，我们带小飞飞回家。居委会的人早早地帮他把屋子收拾好了，里面残破的家具都换了，摆了一张崭新的小书桌，书桌上放着一个棕色小熊。
回到房间，小飞飞说屋子宽了很多，他心里也空了不少，「我不要去孤儿院，我不想去和别人解释，我有爸爸妈妈的怎么也到了孤儿院，我不想逢人就要讲故事。」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道，「我们之前不愿意托底，不是在嫌弃你，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机构，没法给你家庭般的温暖，你不要误会，我们会尽力让你回归家庭的。」
很快就有人联系我们，说愿意收养飞飞。我们问飞飞的意见时，他说当然好，「不过不要再找有女人的家庭了，我实在太累了。」
我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耐心地和他讲，世界上形形色色各种人都有，好坏不能一概而论，也是一种见识。
我指了指身边一位经常为他奔波的居委会大姐，「她也是女人，你是不是很怕她？」
飞飞使劲摇头。
我跟他讲收养是一项很复杂的程序，需要各项资料，健康证明，经济收入，无犯罪记录等，若是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孩其年龄必须相差 40 周岁。
所以两个不认识的人在一块生活，要考虑方方面面，除却经济条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收养资格的，因为是第二次选择，当然要很慎重——我们想要的，是对方不仅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更知道这份爱意如何持久。
最终我们选择的收养人，是飞飞班主任的大学同学。
我们没有隐瞒她的情况，她是同性恋，不过我们一致认为所有申请人里面，她是最合适的。我告诉飞飞这个消息，并且对他说：「我们不会带着偏见去看别人。」
孩子听到这句话，抬头看着我，「他们不是说家庭不好的小孩都有问题吗？不能深交也不能嫁娶。都说要远离，因为家庭不好的人和同性恋都是心理有病的。」
说着他把头低了下去，咬指甲，他默认自己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了。
我举了一个例子，贝多芬出身不好，是残疾人，但他活成了传奇人物，「我们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有过特殊经历的人。」小飞飞跟我解释，「我不是在说别人，我是在说别人眼中的自己。」
我让他不要怕，长大以后，什么流言蜚语都能面对了，到时想活成什么样都是可以自己做选择的。
收养飞飞的女士姓朱，几天后，她带着伴侣来接人了。
她们很温柔，一见面便回答了飞飞的问题，「我们经历过不好的童年，受过伤不代表有问题，我们在一起不是心理有缺陷，而是相爱。我相信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排斥女人，会和自己爱的人组成家庭，正面面对，不逃避。」
结果小飞飞进门的第一天就哭了，打电话过来，说自己想死。
我们慌了，问他是不是发现收养人有什么问题，要是哪里不对劲一定要和我们说。
飞飞哭到咳嗽，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没想到别人家会这么好。」
在小飞飞带着哭腔的叙述里，他给我们描绘了自己现在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地板干净得能照出自己的影子，有个房间有很多书，还有一架漂亮的钢琴，阳台上面各种好看的花，家里的大人没有一句抱怨，不会把脾气发在小孩身上。」
最后他的那句话充满遗憾：「为什么我家里却是那个样子，我还在那里躺了几年。」
飞飞真正的意思是，他见过了真正幸福的模样后，反而无法接受曾经的自己。
有天晚上，朱女士在浴室洗澡，推开门发现小飞飞拿着桶子和毛巾站在那儿，双脚打颤。见她出来，像有必须执行的任务一样，慌乱地靠近。
朱女士问他在做什么，飞飞弯着腰说，「我得做自己该做的事，给你们擦洗身子。」朱女士俯下身告诉他，「这不是你该做的事。」
接着他们母子坐在地板上聊天。飞飞一直在表忠心，「妈妈，只要你能让我继续上学，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忘了你的。我会孝顺的，等你老了我给你养老。」
朱女士和伴侣一边给飞飞剪指甲，一边告诉他，「我们的儿子进门了，是要得到很多很多爱的。我们从来没有施舍的意思，以后我们老了，就代表你长大了，再没有别的意思了，我们养儿不是为了防老，我们只是想看到爱一直往前延伸。」
在朱女士的社交软件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段落：
「妈妈，你们要是把屎尿拉在裤裆里也不用我来清洗的吗？」
「肯定不用啊。」
「妈妈，大人随便打骂小孩真的是不对的吗？」
「当然不对。」
小飞飞说他在家里的时候，多用了一点洗发水，会被打个半死，他羡慕别的小孩的睡衣是成套的，「有个胖子老是不把饭吃完，他奶奶就在旁边哄，我很想上去帮忙吃。」
有一次他拿小朱的手机在玩，看到一幅画，具体内容是让孩子分辨哪个人才是真正的母亲。
他看了好久，说分辨不出来，「我以前的父母没有教会我分辨（爱）的能力。」
飞飞几次对朱女士她们说，「妈妈你们不要怕伤害到我，喊我吃饭还要敲门，我已经超级满足了，伤害多了，就没那么在乎的，我只要有一个小角落就好了。」
朱女士总是告诉他，慢慢学会爱自己，不合理的就不要去接受。
今年 5 月，我们去看过一次小飞飞，他完全变了个样。干净清爽，爱笑，我直接开门喊他出来的时候，他开玩笑地指出我的鲁莽，「你下次要敲门，得尊重我的隐私。」
我笑着向他道歉。同来的检察官和民警抱着他亲了又亲，「我终于看到一个活着逃离的孩子了。我以前办的案子，都是小孩被虐待致死而无力回天，我只能在晚上哭。现在看着他，就是希望。」
飞飞一脸羞涩，只是问我们：「我做得还行吧。」
在其他人鼓掌的时候，我却突然想到，那天在法庭上，法官问飞飞，「是否不愿意和妈妈住一起了？」
小飞飞站起来朝他妈妈鞠躬：「我不愿意。我不会恨妈妈，但我要是还愿意，镇子里的孩子就会遭罪。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以后别的小孩就没有选择了。」
当场寂静无声，只有法槌坚定地响起，孩子的声音，我们听见了。
后记：
在飞飞的村子里，小孩是不能和大人们谈对错的，只有成年人有对错。大人即使发现自己真的犯了错，也会有一句万能解释：「父母都是有苦衷的。」或者，「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错误和暴力，比正义和善行更容易被传递。
但飞飞之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我坚持打完这场官司的原因之一，是想要在当地开一个先例——接下来那里再有小孩被虐待遗弃，只要证据确凿并且有人出面，法院基本上都会支持剥夺抚养权。
孩子的声音，正越来越多地被听到。
这是一次「讨厌的人」的胜利。在很多地方，汽笛在响起，代替寂静的孩子们说出内心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