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2年,为了区别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级别,解放军也设置了相应的级别——“军队级别”。

在评定军队级别的时候,由于有些军队的同志已经转业到地方去工作了,因此这部分人就不属于部队了,在评定军队级别的时候,就未曾考虑这部分同志。而这军级也直接影响到了后面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

当时我国的军衔制度主要是借鉴苏联得来的。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大元帅,譬如苏联的第一任大元帅就是斯大林(斯大林拒绝了)。

按理来说这个“大元帅”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却无论如何都不当这个“大元帅”还说:“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穿个元帅制服在群众中讲话也不方便。依我看以后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一律不评军衔。”

见毛泽东带头不要军衔,邓小平以及其他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也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倡导不要军衔,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们就没有被授予军衔。

毛主席虽然自己不要军衔,可是他对授衔这件事情格外关注,当授衔名单交到他手中时,上面每一个人他都要亲自比对。在看完名单后,毛主席却发现了一件事情:上将名单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是陕北红军出身。

毛主席思考了良久后说道:“陕北师的问题,我当时没处理好,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上将名单要有他。”

当时阎红彦已经是四川省副省长,从1949年开始阎红彦就在地方上工作,因此他就不再属于部队了,52年评定军队级别的时候,阎红彦都没有军队级别。

按理来说他连军衔都没有,而且也已经不在部队工作了,就不应该被授予军衔,可毛主席却偏偏说“上将名单要有他。”

就因为毛主席一席话,阎红彦成为了开国上将中的一个特例。很多人都认为阎红彦成功“捡漏”,可事实真就如此吗?为什么已经在地方工作的阎红彦可以被授予上将军衔,难道就是因为他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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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笔者将为大家讲述开国上将阎红彦的故事,阎红彦被评为上将究竟是不是“捡漏”?

1909年阎红彦出生在陕西安定(今长子)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一家人靠着种地为生,生活十分艰难。阎父辛苦了大半辈子,自然不一样让自己的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咬牙决定送阎红彦去上私塾。可无奈家中格外贫困,这私塾也仅仅只上了半年就上不起了。

在当时那个年代,穷苦人家是供不起一个“吃白饭”的,即使当时的他才九岁,在父母的安排下,阎红彦进入了一家砖瓦厂当童工,后来阎红彦年纪稍微大点了又去地主家打工。可这地主人狠心黑,稍有不顺便殴打工人。在地主家,阎红彦吃不饱饭,每天有干不完的活,甚至还会遭到毒打。

直到1924年,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招兵。听说参军不但有白面馍吃,还有工资拿,年仅十五岁的阎红彦选择了报名参军。

而阎红彦所在部队连长李象九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李象九表面上在为军阀工作负责招兵事项,但在暗地里李象九会从中挑选出合适的人才,进一步发展壮大共产主义事业。就连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的谢子长都曾经在李象九手下当兵。

在部队中,李象九对阎红彦十分喜欢,还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当勤务兵。在李象九的影响下,阎红彦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连长口中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无限向往。16岁时阎红彦自愿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

第二年,冯玉祥占领陕西。李象九改任为国民军第十一旅一营营长。阎红彦在李象九的授意下,深入乡镇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打土豪。在冯玉祥的眼皮子底下做事,即使大家都十分谨慎,但事情终究还是有暴露的一天。

没过多久,冯玉祥发现自己的队伍中居然有一批共产党人,他当即在西北军中发动“清党”行动。一时间西北军内人心惶惶。李象九深感形势严峻,准备发动起义。在大家的策划下。1927年,10月,李象九和谢子长率领共产党人发动了武装暴动——清涧起义。

阎红彦全程参与起义,还率领一众人马活捉了县长张。随后,李象九担任第十一旅旅长、阎红彦任警卫排排长。起义人数发展至近千人。但和敌军相比,依旧在数量上占不了好处,很快起义部队就遭受到了敌军的反扑,近千人的部队只有二百多人成功突围。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阎红彦只好带领一部分同志逃往山西。

1930年底,阎红彦等人前往在山西吕梁地区组织红军游击队,吕梁山地区的环境十分艰苦,政府剥削、土匪流寇骚扰、地主的压迫,让百姓们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

阎红彦等人的到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共产主义,但是这却是他们的一线生机。在经过共产党人长达半年的努力下,当地百姓纷纷加入革命队伍。

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晋西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山西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正式诞生。

当时,在吕梁山区还有一批贩卖烟土的武装力量。他们运送毒品牟取暴利,当地百姓称他们是“土客”。晋西游击队所在的地区就有这么一伙“土客”。这群土客在当地为非作歹,老百姓对其也是恨之入骨。晋西游击队成立后,就果断地去教训了这伙人,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当众惩罚土客头目贺兆鹏。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加入革命队伍的人数也逐渐增多。

好景不长,这年年底。山西各路军阀反共情绪高涨,中共山西省委为了保存晋西游击队,决定让其西渡黄河,转战陕北地区,来到陕北后晋西游击队改编为谢子长手下陕北游击队的一支队伍。

后陕北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阎红彦率领部队在渭北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百姓们甚至称呼阎红彦所带领的部队是救苦救难的“神军”。

同年六月,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在无数共产党人的不断努力下,陕北地区成功开辟出以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而这一年,阎红彦才23岁。党中央给予了阎红彦高度评价称他为“西北红军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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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24岁时,先后赴上海、天津、热河、北平、张家口等地学习,一年后,阎红彦又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留在莫斯科学习。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而被迫长征,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重新搭建出一条沟通“桥梁”迫在眉睫。在莫斯科学习的阎红彦成为了不二人选。

要将密电码带回国内,看似轻巧。可这可不是将一个笔记本带回国内那么简单的事情,从莫斯科回国,一路上都有国民党的重重关卡。稍有不慎,密码本就会落入国民党手中。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阎红彦只能依靠记忆将东西带回国内。只有存在于脑海中的东西,才是最稳当,最不会丢失的东西。

但当时的密电码都是由英文字母组成的。这对于阎红彦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时间紧迫,他只能死记硬背,最终阎红彦成功将密码本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

随后,阎红彦便踏上了回国之路。阎红彦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商人从新疆入境,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对着阎红彦的行李进行了多次搜查,但都无功而返。阎红彦也顺利回到陕北老家。

在瓦窑堡,阎红彦见到了毛主席,并将自己记录在脑海中的密电码一一写出。见阎红彦居然靠死记硬背带回来密码本,毛泽东对阎红彦大为赞赏。

后来毛主席也曾公开评价说:“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1936年,阎红彦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东征,阎红彦还被任命为红军沿河游击队司令员。后红军沿河游击队配合28军行动,积极动员群众,拆毁敌军堡垒,控制渡河点。阎红彦还积极发动群众,日夜造船。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至2月上旬,制成羊皮筏子100只,大木船4只……

毛主席也经常说道:“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问题的解决全靠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2月底,中央军委又以沿河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30军,并由阎红彦担任军长。为了配合东征,30军成立不久后,阎红彦便指挥仅仅600多人的红30军强渡黄河。在强渡黄河过程中,红30军遭遇晋军的堵截,面对劲敌,阎红彦毫不畏惧,从容应对,击毙俘虏敌军近1000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30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炮兵营,而阎红彦则担负起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并被调任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在守卫陕甘宁边区时,阎红彦并没有让部队待在黄河西岸等候敌军,而是派出一部分部队到山西境内活动,切实掌握敌军动向,时不时偷袭敌军。由于阎红彦表现突出,使得日寇在山西的作战行动受到极大的干扰。1939年底,阎红彦升任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这一年阎红彦才30岁。

后来由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进入困难时期。本就是贫苦农民出身,阎红彦便亲自带领着部队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每天他都会亲自去上山开荒,在战士们辛勤的劳动下,驻地附近的山头全部都种上了粮食。

这些粮食不但解决了本部队的粮食给养问题,甚至还有多余的粮食支援其他部队。毛泽东得知阎红彦带领部队开展大生产活动,教育训练还十分出色后十分高兴,亲笔题词写下“生产教育二者兼顾”。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阎红彦担任第二野战第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命令,阎红彦积极组织向江南进军的准备工作。4月21日,阎红彦和陈锡联指挥第3兵团横渡长江,一举攻下贵池、高坦等高地,成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

随后,阎红彦又秘密集结部队,迂回大西南,趁敌人不注意发动进攻,突破乌江,歼灭宋希濂集团。在解放战争中,阎红彦立下大功,为解放四川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12月,中共川东区委成立,阎红彦便留下担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从1952年后,阎红彦便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早在1950年,朱德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军衔制度”。当时正好遇到了朝鲜战争爆发,授衔工作被迫暂时搁置在一边。抗美援朝时,朝鲜军队有军衔,而我军却没有,在协同作战时,就确定指挥关系上就出现了就出现了明显的不便。后来在谈判过程中,讲究军衔对等,解放军没有实行军衔制也就在谈判时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军队评衔制度势在必行,但是这是解放军首次评衔,任务极其繁重,也是无数人最关注的问题。这评衔方案早在1952年时就拿出了第一套方案,不过这方案一改再改直到1955年才由人大常委通过。

1955年1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大元帅。毛泽东听后连忙拒绝说道:我不当那个大元帅!后来全国人大常委开会时,都一致认为毛主席就应该被授予大元帅。并且还要去劝说毛主席接受“大元帅”军衔。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就授衔问题展开了讨论。毛主席明确表示自己不要大元帅还说道:“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到群众中去讲话也不方便。”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刘少奇说道:“你也在部队待过,你也该评元帅。”刘少奇连忙挥手拒绝说道:“我现在都不在军队工作了,就不要评了。”

此后,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也接连拒绝评军衔。

毛泽东说:“依我看,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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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和诸多中央领导人的带头下,许多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纷纷拒绝评定军衔。有些人还在部队工作的同志,甚至主动申请降军衔。

当最后确定的授衔名单交到毛主席手中时,毛主席却发现了一件事情,上将名单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是陕北红军出身。毛主席思考了良久后说道:“陕北师的问题,我当时没处理好,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上将名单要有他。”

既然上将名单中没有陕北红军代表,那么除了阎红彦之外其他的陕北红军代表当时又在何处呢?

众所周知,陕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分别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以及贺晋年。

其中刘志丹和谢子长,一个创建了工农革命军,一个领导了陕北红军游击队。这两支队伍也就是后来陕北红军的班底,当时阎红彦还只是陕北游击队中一支游击队的队长。

后来陕北红军被改编为第26军和第27军,刘志丹和高岗分别出任参谋长和政委。在长期反围剿过程中谢子长因病去世,年仅38岁。刘志丹出任红28军军长后不久,在挺进晋西北作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陕北红军的两大元老级人物接连去世。陕北红军人才凋谢,创始人之一的高岗却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一度成为党中央的关键人物。可是这高岗狼子野心,拥有了极大的权利后,还不知道满足,居然妄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1954年,高岗选择自杀谢罪。贺晋年由于与其特殊的关系也遭到牵连。

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死的死,出事的出事。偌大个陕北红军不能只有一个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毛主席权衡之下,也只有阎红彦才有资格被授予上将军衔。为此毛主席亲自点名,让已经在地方工作的阎红彦还能破例被授予上将军衔。

从这件事情中,足以看出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那么,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真的就是运气好,会“捡漏”吗?其实就阎红彦的功绩和资历来说,他的的确确够资格被授予上将军衔。

阎红彦16岁加入共产党;18岁时参加清涧暴动,打响陕北武装革命斗争第一枪,带领着起义部队活做清涧县长;22岁时在组织的授意下创建了晋西游击队,成为陕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25岁时,成为中共代表参与共产国际第七届会议,并只身重新搭建起了中共和共产国际沟通的桥梁;27岁时任30军军长;40岁时,任第3兵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解放四川、重庆等地。40岁以后,阎红彦在组织的指示下,放弃了军旅生活,转战地方,其政绩也是格外突出。

阎红彦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他的生平可能在众人眼中并不算特别出彩,他也没带领部队打出过特别漂亮的仗,但他却有着勤勤恳恳的态度,他默默耕耘,默默奉献。每件事情他都会认真对待。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钦定”他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绝对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能让毛主席认为他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被授予上将军衔后,阎红彦还是继续在地方任职,他先后在四川、重庆任职,后又被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职期间工作认真,深得百姓爱戴。在云南任职的时候,阎红彦从云南当地的情况出发,执行多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繁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