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文物的妥善保存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当局政府没有太过关注的情况下。
在那段时间，出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经国人之手转售给日本的中国历代文物就有将近200万件，以至于后来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收藏有9万余件中国文物珍品，业内也逐渐流传出了“要研究中国历史，请到日本去”的说法。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无疑是非常巨大的损失。而在那段日本人疯狂抢购中国文物的时间里，有这么一个人一直奔走在提前收购中国文物珍品、使其“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路上。他就是张伯驹。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方也是当时有名的大军阀，但出身这样官宦世家的张伯驹身上却没有对权势和金钱的渴望，是当时民国四公子中最低调的一位。
张伯驹唯一高调的是，他不惜卖掉家产、股权甚至是妻子的金银首饰，也要冒着风险保护国家文物的行为。
58岁那年，张伯驹将自己一生中散尽家财、殚精竭虑收集而来的国宝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这一举动，也感动了全国的人民。
张伯驹
在很多人看来，张伯驹这一名字非常陌生，但一旦有人清楚他对字画、对收藏、对国家的爱，就足够为这份情怀和品格所感动。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的河南张家，5岁那年被过继给了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伯父张镇芳。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样一位幼童，后来会成长成极具中华文人气节、有中国贵族气度的“民国公子”。
张伯驹从7岁入私塾以来，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学习天赋，甚至一度有了“神童”的赞誉。但出生在官宦世家、父亲又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的盐业银行的他，可以说是间接的有权有钱，不用考虑通过学习来谋求功名。
因此，张伯驹也得以从小就发展起自己的爱好，其中就包括对诗词歌赋、戏曲书法的爱好。17岁时，张伯驹随父亲拜访了叔父袁世凯，并于同年考入了袁世凯建立的陆军混成模仿团，毕业后一度做到了旅长一职。
但官场的腐败气息和堕落作风，都让张伯驹感到无法忍受，所以在27岁那年，他就不顾父母的反对，辞去了一切职务。
后来张镇芳不想他终日无所事事，就强行把他安排到了盐业银行挂职。张伯驹也在离开军营后，被迫走上了经商之路。但他对收藏的爱好，同样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
当时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了政治背景深厚的盐业银行里，在这里上班的张伯驹，也就得以静距离地欣赏和研究这些古玩字画。因此，在盐业银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张伯驹没有学到挣钱的方法，却养成了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
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伯驹倚靠盐业银行的背景，正式踏入了中国收藏界。
流失的国宝
因为出手大方的缘故，张伯驹在京沪的古玩界有着很大的名声。 但1936年，他还是第一次品尝到了无力感，对之久久不能释怀。
当时因是皇亲贵族出身，而收藏有很多珍贵字画的傅儒，出于一些政治目的，用仅仅一万大洋的价格，把我国第一部流传有绪的名迹——《照夜白图》转卖给了日本人。
这件事情使得舆情哗然，也第一时间震动了中国文化艺术界。张伯驹在听闻此事之后，立即与北平行政长官宋哲元取得联系，请求他立即派人追回此画。
可惜宋哲元安排下去的时候，这幅画已经流出了海外。张伯驹也因此大受打击，耿耿于怀，不能放下。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有了“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不让傅儒手上另一副出自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张伯驹决定抢先将其拿下。
《平复帖》被誉为“中华第一帖”，也时常被称作“镇国之宝”。它因体现出了书法由隶变草、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原生态，而具备有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一直是收藏家的心头好。张伯驹想要把这幅《平复帖》留在中国，势必要倍遭磨难。
一开始，张伯驹请了古斋老板韩博文出面，与傅儒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收购他手上的《平复帖》。但后者想要以高价吓退张伯驹，开口要了20万大洋。而这个价格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公务员三百年的收入。
显然，相比原先向日本人出让《照夜白图》索要的一万大洋，傅儒提出这一高价，有意为难。
是在
但张伯驹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又请来了与傅儒并称“南张北傅”的张大千做说客，表示愿以6万大洋求让，但傅儒还是坚持索要20万大洋。这件事也就陷入了僵持状态。
过了一段时间，事情迎来了好的转机。当时张伯驹正要从天津返回北京过年，正好在火车上遇见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傅增湘。
傅增湘第一时间向张伯驹透露了傅太夫人去世、傅儒办丧事急需用款的消息，张伯驹担心傅儒会仓皇出卖《平复帖》，就请傅增湘居中周旋，表示傅儒肯以《平复帖》作抵押的话，他可以借钱给傅儒。
最终，傅儒在得知傅增湘的来意后，决定将《平复帖》以4万大洋的价格，直接出让给张伯驹。张伯驹也因此得以将《平复帖》这件稀世珍宝接了过来。
后来，日本人得知《平复帖》到了张伯驹手里，还找到了张伯驹，表示愿意以20万求购，但被张伯驹以“黄金易得，绝品难求”为由拒绝了。
但张伯驹家中藏有文物珍品的消息已经传扬开来。1941年，张伯驹在上班途中被强行拦停了车辆。
在张伯驹被挟持之后，张伯驹的妻子潘素立刻通过张伯驹的兄弟孙曜东联系上了伪政府财务总长兼特务总管周佛海。在调查之后，发现绑架张伯驹的正是日本军方。
在清楚张伯驹的身份和遭到了国内政府高层的施压后，日方很快就知道惹上了大麻烦。但他们不甘于就这样放弃，就直接转让了“肉票”，把张伯驹交给了别的绑匪。
后者也清楚张伯驹的背景，在给潘素考虑拿300万来赎人的时间后，还同意她在这个期间和张伯驹见一次面。
张伯驹的全副身家几乎都是古玩字画，而没有多少的现钱。因此在潘素前来探望的时候，他向她要求，哪怕是他死了，也绝对不能动家里的字画，不能让国宝流到了外国人的手里。
就这样，张伯驹硬是将自己的性命和安全弃之度外，和绑匪耗了八个月的时间，最终将绑票从300万降到了40万。而潘素也卖尽了家里一切能卖的东西，凑足了40万，把张伯驹赎了出来。
回来后的三个月，张伯驹都病倒在了床上。病好了之后，他和潘素一起，把字画都缝入了衣被里，一家人辗转逃向了当时没被日本占领的西安，才得以将这些字画保存了下来。
小结：
经张伯驹介入而得以保护下来的顶级书画，前前后后就有118件，其中就有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平复帖》、“国宝中的国宝”《游春图》、以及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迹《上阳台帖》等等。可以说，那个年代幸得有他存在，这些国宝才能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土之上。
建国后，张伯驹也为部分文物的收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还将自己珍藏的文物珍品都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值得所有人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