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又七个月。我们看到，从新冠肺炎初期爆发的混乱，到国家全力动员打响武汉保卫战，再到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后对输入性病例的防范，中国的抗疫工作除了台湾省外已无大纰漏。尽管近期仍有局部疫情爆发，然而除了南京关联病例较为难寻、需要额外投入更多资源外，上海、郑州、厦门的疫情基本上不需要忧虑，大概率依靠本地资源就可以清零。
与此同时，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巨大的疫情之中，并将这一病毒传播到了更多发展中国家身上。美国的防疫呈现巨大的失败，欧洲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采取的路径是依靠医疗资源拉低传播曲线，用自身拥有的巨量医疗资源降低死亡率，并等待疫苗的普遍接种。而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这样的资源，并且没有足够资源在封锁期间满足消耗，也没有研发和生产疫苗的能力，他们只能躺平，用相对年轻的人口承受疫情带来的冲击。
发展中国家的躺平导致了全球最大的缺口，也成为新冠肺炎病毒巨大的培养皿，新的变种依然会推陈出新，这完全可能导致更多的变种突破疫苗防线，重新将发达国家拉下水。全球大流行时代还会继续，不确定性依然很多，清零仍然是最保险的策略。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目前依然控制着疫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保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同时还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这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不可兼得的现象在中国身上合为一体。因此，中国国家层面可以快速动员巨量资源，用多轮大规模普筛、精确隔离的方式将所有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发现并隔离，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病例清零。中国没有什么秘籍，就是最原始的物理方法，疫苗是降低防疫难度的工具，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而清零病例的中国也可以快速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而不需要让社会在反复的放松-限制周期内备受煎熬。
不过中国的防疫工作有一个缺点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发现本土确诊病例时我们会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其感染路径和潜在的传播路径，这自然是必要的。然而，很多病例除了活动轨迹外，连姓名乃至身份证号和电话都一并被公布于众，这就非常的糟糕。不仅感染者与传染病无关的信息被放在社会上审视，同时感染者还很可能被社会上一些闲得无聊的人进行谩骂攻击，之后他们的信息完全可以让他们成为遭遇诈骗乃至其他犯罪的工具。
将心比心，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愿意感染新冠肺炎，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感染者是有意传播病毒的人，而只是第一个受害者。那么也因此，公布其姓名等与流行病学无关的信息便没有任何必要性，反而传播这些信息会侵害到他人的人身安全和尊严。遗憾的是，这样的事件几乎每次出现本土疫情时都会发生，一年多的时间里依然没有改。我们看到那对重庆的小情侣、厦门的机长一家，信息都泄露得一塌糊涂，这是在犯罪。一般这种包括大量个人信息的流调报告都是从最早接触流调报告的公职人员那里泄露出来的，公职人员有更多的纪律约束，这种行为更不应该。
中国社会对隐私权的理解确实比较薄弱，这次疫情应该是个反省的窗口。我们对于感染者的隐私太不关心，而在输入性疫情持续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可能成为零号病例，将心比心，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要提前传播流调，至少自觉把名字身份证号等无关传播信息打个码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