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谷雨天（成都退休中学教师）
原创出品 | 思想潮
最近发布的一系列教育新政，争议很大，我也一直在观察和思考。
其实，三年前，教育部出台的减负文件中不但强调了减负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具体的措施条款，连早上到校时间都规定得很具体：不得早于8:30分。一开始很见效果，不久出现反弹，不少学校又恢复到8:30以前的7:30甚至更早。
2019年初，包括教育部在内的中央九大部门联合下发“减负三十条”。当年年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还专门出了个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文件，执行近两年来看，效果似乎并未如愿。
的确，三十年的减负路，高举减负大旗，课业和作业负担却年复一年地累计增加，到了全社会喊累的程度。
今年，减负不单是力度加大了，给人的感觉是“铁了心”了，坚决要把中小学课业负担、作业负担减下来，要把家庭负担家长精力金钱负担减下来。于是就有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这一次的确不同于以往：一是《意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二是《意见》出台前的调研工作做得扎实。三是专门针对校外培训乱象提出整治，四是目标明确，措施比较具体。此次“减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期盼。
“地下培训”市场可能浮现
从所谓“因果链”看， 三十年的课业、作业负担持续增加的根本原因，首先来自于单一的一张试卷“斗天下”的考试选拔升学制度。千百万学生以及背后的家庭还无法忽略这个通往未来的“独木桥”。
恕我直言，就我们高等教育的办学状况看，“独木桥”（所有正规的大学）正在变成更难走的“钢索桥”（985、211），国内公办高校间的巨大差距，就业市场对高校的挑剔，都在倒逼学生和家长财力和精力的付出倍增。这也是校外培训日渐庞大的原因。
公办中小学一直存在并在相当长时期还将继续存在的办学质量差异，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学生、家长在课堂之外寻求补习，提高分数的动因。“地上”的培训解决了，难说不会有“地下”的。因为巨大的客观需求存在，市场实际就存在着。
当然，校外学科培训中出现的乱象在相当大程度上在《意见》落地后被遏制，甚至被扫除，这点倒是不容置疑的。
但从此就能还教育于公平，还学校于清净，还教育于健康，还教育于初心，恐怕一时半会儿，难下定论。关键是要看治标还是治本。如果标本兼治，重在坚持治本的话，“双减”就值得期待。
办公学校差距大，家长哪能不焦虑？
“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是大多数中小学校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不合理的作业负担，其原因很多。近些年来在同一区域内各个学校的硬件设施差别已经非常小了，但师资水平、管理水平差别依然很大。
照理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的推进，同一区域的“体制内”学校间在师资及管理上的差别应该小到不至于让家长学生面对择校焦虑不堪的地步。
但很遗憾，即便在比较发达的区域，对学校的选择依然是学生们家长们首要的焦虑点。造成这种校际间较大或很大差距当然有历史原因，但发展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不应该成为主要理由了。
实际上地方政府在教育发展上的“政绩观”依然值得商榷。一方面的确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均衡化、公平化，一方面又恋恋不舍“名校”情节，“榜样情节”。
这不，前不久才又由政府相关部门公布了省级示范校、市级示范校，这就等于宣示学生家长，公办学校是有差距的：既有“优质学校”，也有国家级示范省级示范和市级示范。当然也大量存在非优质和非示范学校。评价有别，对待必然有别，人为（尽管是不自觉的）扩大学校之间的差距就在所难免。
既然存在明显差距，那么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哪种学校呢？
如果对“上级”评价“下属”学校所颁发的各种牌匾做个统计的话，恐怕接近三位数之多。既然如此，你让家长怎么办？难道在发愁孩子上哪所学校时可不考虑学校被授予金字招牌的多寡吗？
对学生——考、考、考；对教师——赛、评、赛、评、赛赛评；对学校——评级、授牌、授牌、评级。一方面追求均衡、公平，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拉开差距。这种矛盾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在教育公平道路上的努力和付出，从而使得校外培训有了生存和做大的依据。
“双减”新规如能使上述状况发生根本性改观，那不仅能使学生减负，教师也能减负，学校也能减负，而且家长、社会都能减负。校外学科（尤其是考试范围内学科）培训的根基将被彻底动摇，而且是低成本地渐进式动摇。
“一步踏不进，步步都落空“
自去年始，各地普通高中学校招生数量就开始明显减少，今年更甚。据说总体看高中招生比例大约只占全体初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看，许多家长为此忧心忡忡，害怕自己的孩子上不了高中。
而职业高中又不愿意去。尽管国家在人、财、物各方面对职高的扶植力度越来越大，但职高的办学状况（职高生源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底层平民家庭，而迄今为止的职高还不太能够对高水平专业教师具有吸引力）离社会、家庭的期望值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限于篇幅，职高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所以这种高中学校招生的“僧多粥少”现象，迫使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课业学习上“残忍”地不断加码就在所难免了，这也倒过来造成小升初的暗中存在的矛盾加剧。用一些家长的话来说就是：
“一步踏不进，步步都落空。“
怎么办？
课堂外办，学校外办，教师下课以后办------
面对这种情形，几句“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之类的正确说法并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以前说“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家长不信，今天说“读职高有一技之长不输读普高考大学”，家长依然不信。
所以说，“双减”政策规定落地，不仅要立竿见影地治标，还要后续从根上治本。
校外培训乱象，何以至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意见》谈到：减轻学生负担，最根本的办法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这非常对。可是这也是短时间内极难做到的。
如果愿意在同一区域的不同学校随堂听听（最好一堂课听完整）课，就能知道“应教尽教”这个要求如果既包含量，更要求质的话，恐怕做到的学校和教师未必在多数。
而要提升达不到要求的教师的水平，使得他们做到“应教尽教”，从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确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更别说东西南北中，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了。
由于前面谈到的诸多原因，学校的教育教学在不同地区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间，不仅存在办学水平差距，而且差距还很大。这个实际上客观存在的差距恰恰是“双减”新规落实的很大的障碍，正如渐趋拉大的贫富悬殊成为实现社会实现公平的阻碍一样。
减负的前提是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实实在在的提升，而这个提升又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之事。
所以，“双减”新规落实的关键，从一个较长时间看，还是在于改革单一的（尽管增添了除考卷之外的内容，但只起到点缀的作用）升学考试制度，全面提升公办中小学（至少在同区域）的办学水平，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公平。唯如此，校外培训的“供求关系”才能发生颠覆性变化。培训乱象就会失去滋生的“土壤。
校外学科培训也是顺应利弊长期共存的，不断被加强和固化的考试选拔升学制度而萌芽、生长、发展到鱼龙混杂、乱象丛生的今天的。
毫无疑问，整肃、矫正、规范教育培训是应该的，依法惩治教育培训中违法犯罪者更是必须的。但目的是“不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不让教育培训变成资本化运作的工具，而非“铲除”。
所以，明确教育培训的公益（个人认为还应该有半公益——如高中阶段学科培训）性质，科学设置教育培训的准入门槛。依法监管，最终使其起到对中小学教学“帮忙”而非“添乱”的作用。
唯如此，数千亿的校外教育培训“市场”，成千上万的教育培训从业者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者，并获取合法的权益、收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但无论如何，“双减”意见的落地以及循序渐进地扎实实施，一定可以成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中小学教育教学的一件大事，且具有转折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的长期实践证明：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市场化、资本化有害无益，它不仅违背了教育的初衷，而且对教育既是腐蚀更是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