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是如何限制和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和核武器研究的档案。
档案显示，1955年以来，美国政府就在不断地跟踪和评估中国研发核武器的进展情况。
美国决策层对中国核武器进展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
1960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局认为，中国可能在1963年进行核试验；美国空军则认为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时间甚至更早，可能在1961年年底进行。
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面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美国曾经设计了四种应对策略：
一是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
二是尝试进行核扩散，即支持发动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印度和日本）发展核武器；
三是签订禁止性核试验条约；
四是通过外交和宣传手段，树立美国强大的形象，贬低中国核试验的行为。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主要考虑第一种和第三种手段，否定第二种手段；约翰逊政府时期，主要考虑第四种手段。
一、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
1949年到1950年期间，斯大林曾经炫耀性地邀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
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向毛泽东说明，苏联有能力为社会主义阵营及其他国家提供“核保护”。
回国后，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了！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原子弹研制提上了日程。
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趁机表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
赫鲁晓夫
1955年年初起，赫鲁晓夫打开了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和核科学的大门，苏联划拨了约5.2亿卢布，派遣了许多专家来指导中国的核研究，并为中国培养了将近6000人的核物理专家。
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正在有条不紊地铺展着，而美国情报局密切关注到了这一动态。
为此，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抓紧时间研究对策，其认为，如果需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主要有以下应对措施：
一是由美国直接发起公开的，常规性的空中打击。
虽然这种直接的打击能够快速有效地摧毁中国地面的核设施。
但是美国决策层有着不少忧虑：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获得了有关中国核设施地址的所有信息？中国是否真正掌握了核技术或核能力？其遭受摧毁之后，是否很快又恢复重建核设施？如果中国保留了核技术或核能力，并采取报复的话，美国又将如何应对？
二是利用国共矛盾，由国民党军队进行轰炸。
这种应对措施的好处是，利用国共内战的假象，来避免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的谴责。
三是与安插在中国大陆的特务里应外合，进行秘密破坏。
但是这个需要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可能不太可行。
四是空投国民党军队一百人。
在中国核设施附近，利用空军空袭国民党军队一百人，并击溃核基地周围的安全部队，并摧毁核设施。
然而，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对使用武力打击是慎之又慎，而美国决策层担心飞机还没飞到核设施附近，可能就被中国击落了。
应对措施出台之后，美国国务院广泛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
后来，美国国务卿腊克斯与美国国防部长等人一起开会讨论中国的核武器问题。
会议讨论结束之后，否决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的应对措施。
理由是：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直接性的军事打击，最多能够使其瘫痪几年，也许是四年，也许是五年。
而且，苏联未必会真的同意美国袭击中国的核设施，如果美国袭击中国之后，中国与苏联再一次紧密合作起来，将会对美国造成极大的不利。
因此，根据中国现在的核技术和核能力，美国为此投入巨大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冒险是不合适的。
二、“尝试进行核扩散”被腊克斯否决
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如果不采取军事打击，美国可否像苏联援助中国那样，也去援助印度或日本？
援助印度或日本研制核武器，这是美国“尝试进行核扩散”的应对中国核武器问题的措施之一。
其实，在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制定出完整的军事打击应对措施之前，美国决策层就有在讨论“核扩散”的措施了。
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表明，肯尼迪政府一直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更具有威胁性的、敌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
肯尼迪认为，“60年代最大是事件很可能是中国的核武器爆炸”。
这不仅会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且中国将会因为拥有核武器而改变东亚各方势力的平衡，并使更多中亚非的发展中国家追随中国。
肯尼迪刚上台不久就尝试寻求美苏合作，探讨一起遏制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案。
肯尼迪
肯尼迪就职20天后，就在白宫召开了有副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哈里曼和汤普逊大使、前驻苏大使波伦和冷战理论家凯南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邦迪参加的会议，讨论美苏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
在会议上，大家认为，“苏联最怕的不是美国的核武器，而是中国掌握原子弹”。
赫鲁晓夫可能希望寻求在外交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军备控制方面，因此大家建议利用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关系，去“拉拢”赫鲁晓夫，进而寻求美苏合作，就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达成一致。
这非常符合肯尼迪的想法。
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1年4月评估中国的核试验之后认为，中国研发并搭建的核爆炸设施，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这一情报使得肯尼迪对中国的核武器问题更加担心了。
但是，1961年6月，在维也纳美苏首脑高级峰会上，赫鲁晓夫并不同意美国的提议，更不同意接受苏联与中国永久分裂的说法。
而且，当时中国正在积极寻求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的合法席位，赫鲁晓夫趁此机会表明，苏联会坚定地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且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
因此，肯尼迪企图利用中苏矛盾关系而寻求美苏合作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努力遭遇失败。
1961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有关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如果拥有了核武器，带来的影响更多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
中国掌握核武器之后，会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的亚非拉等国家产生一种“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潮流”的心理反应，从而使中国和其他想要追随的国家获得“心理上的红利”。
如果中国拥有核武器，会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这无疑会增加美国的政治压力，减少美国的政治资本。
1961年9月，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的主任乔治·麦吉向美国国务卿腊克斯建议：
为了减轻中国拥有核武器从而带来的“心理冲击力”，有效方法是鼓励甚至是援助印度等亚洲国家发展核武器，并计划由白宫访问团在访问南亚的时候，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国核武器对印度的影响，并借此机会引诱印度向美国寻求核武器研制的援助。
这一提议得到了当时美国副国务卿鲍尔斯的同意，但是最终被美国国务卿腊克斯否决了。
腊克斯的考虑更为长远，他说，如果美国主张核武器扩散，那么“我们将陷入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中”。
在腊克斯看来，扩散核武器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引发更大的核战争，届时，世界可能会陷入一片深藏危险的丛林之中。
三、美苏签订禁止性核试验条约成功
对中国采取军事打击太危险，肯尼迪寻求美苏合作共同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努力遭遇失败，美国腊克斯又反对核扩散。
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核武器问题？
这时，肯尼迪政府仍旧没有放弃寻求美苏合作，尝试签订禁止性核试验条约。
其实，签订核试验条约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1959年的时候，美国、苏联、英国三国曾就在日内瓦围绕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过谈判。
只是，当时这三个国家的要求相差甚远，而且因为U-2飞机事件而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而1962年之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得美国肯尼迪政府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1963年1月，肯尼迪召开了白宫会议。
他对自己和赫鲁晓夫之间的通信作了一番梳理和回顾。
肯尼迪指出，如果签订禁止性核试验条约，有助于防止中国拥有核武器。
而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么美国应该与苏联合作。
美国政府在之后的几次讨论中，与苏联谈判禁止性核试验条约时，都非常善于利用中苏的矛盾关系，来“推销”美苏合作方案，共同制止中国拥有核武器。
美国肯尼迪政府与苏联签订禁止性核试验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或延缓中国核能力发展”。
然而，肯尼迪在1963年1月22日的国家安全会议第508次会议上也指出，只有美国和苏联两国签订禁止性核试验条约是不够的，不包含中国的条约“不是非常有意义的”。
1963年2月8日，肯尼迪重新申述了这一思想，并补充说，“签订条约的主要原因是它可能防止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它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为了达成目的，肯尼迪政府在1963年5月17日再一次派遣代表团前往苏联莫斯科进行谈判。
对于这一次谈判，肯尼迪政府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
所有有关此次谈判的电报，都要以电报形式送到肯尼迪手上，而且肯尼迪也会对莫斯科谈判的指示给予修改和批准。
1963年7月15日，肯尼迪在回复代表团的电报上说，
“我相信中国问题比赫鲁晓夫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得更严重，你应在与他的私人会见中提出这个问题。我同意只有美苏两家能大量储存（核武器），像中共那样相对弱小的国家掌握核武器对我们所有的国家都是十分危险的，相信即使有限禁试也能够限制扩散。”
肯尼迪指示代表团努力引导赫鲁晓夫本人对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看法，苏联对此采取应对行动的意愿，以及能否接受美国对此直接采取行动。
1963年7月25日，美国谈判代表团成功地说服了赫鲁晓夫就应对中国核武器问题采取共同的政治态度或其他措施，美苏双方签订了禁止性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然而，条约能否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美国高层和国会议员对此表示怀疑。
如果中国拒绝签署条约，那么美国也没有办法，即使苏联对条约采取合作的态度，但是当时中苏关系产生了矛盾，而且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四、美国外交施压遏制中国研制核武器
不出意外，美苏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签订之后，中方对苏联此举行为予以了强烈的谴责，并拒绝签署条约。
1964年9月15日，美国约克逊政府再一次集结国务卿、国防部长、情报局局长讨论了中国的核武器问题。
讨论商讨了对中国核武器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但还是被决策层的重重疑虑否决了。
最终，美国决策层一致认为：
第一，不赞成当下无缘无故地、单方面地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
如果中国在许多方面与美国保持军事敌对状态，那么可以采取更合理的军事打击方式，以配合袭击中国的核设施，并对此进行跟踪与关注。
第二，如果苏联政府感兴趣的话，那么美国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些合作主要包括，对中国的核武器反应试验行动提出警告，让其放弃秘密核试验，并鼓励中国在核武器问题方面承担自己的责任。
第三，对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U-2飞机的高空侦察，并进行紧密跟踪和评估。
以上三点，是美国约克逊政府应对中国核武器问题的主要思路。
9月25日，腊克斯会见了美国多勃雷宁大使。
多勃雷宁竭力表明，中国核武器是真正的威胁。
他还表示，如果苏联有兴趣，可以考虑与苏联进行认真而严肃的会谈。
然而，苏联大使却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没有什么影响，而对亚洲的影响也只是心理上的。
苏联大使的消极态度，使得美国觉得，与苏联更进一步的合作道路行不通。
还有一个多月，就到美国大选了，约翰逊不得不考虑中国核武器问题对美国大选的影响。
10月5日，约翰逊等美国高层决策团决定，为了避免在美国大选期间出现冒险事件，约翰逊总统取消了前面9月15日制定的对罗布泊进行U-2飞机的高空侦察计划。
约翰逊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仅仅三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就约见了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并且邀请美国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分别介绍了中国核试验的情况。
美国国防部长侧重论述了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的战略地位问题。
他认为，美国现在拥有约2700枚原子弹，其中800枚对付苏联，其余的1900枚对付中国是足够的。
美国有能力抵抗中国的核威胁，从而给美国国会吃了一颗定心丸。
美国虽然因为总统选举而对中国核武器问题采取了更为“保守”的策略，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没有任何行动。
在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就立即“行动”起来了——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动向，并在关岛美军基地部署了大量的B-52轰炸机。
美国第七海上舰队，在台湾海峡附近游巡，而美国的一个能够发射导弹的北极星级潜水艇也抵达了太平洋。
美国国防部长认为，中国的核武器还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军事平衡。
但是，继续保持和使用常规武器，却是非常重要且非常必要的。
总体而言，美国的“防御”是牢固的。
小结
总而言之，美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主要采取了：军事打击和外交策略。
前者政治风险太大，利少弊多，后来被放弃；后者较为保守稳健，逐渐被美国政府接纳。
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的评估，是在过分夸大核武器的威胁基础之上的。
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其言论多是危言耸听。
美国自己也拥有核武器，却声称中国拥有核武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而历史上的美国又是怎么做的呢？
美国在二战期间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两个城市顷刻之间化为一片废墟，十几万平民无辜惨死。
到了二十一世纪，核问题仍是一个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问题。
希望有核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核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坚持不威胁、不恐吓、不扩散，极力避免核辐射及其危险，共同维护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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