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第237期 副刊
【编者按】今年适逢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作为20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建筑学家，无论是他的学术生涯、情感经历，亦或是趣闻轶事，都会被当做屑金碎玉仔细珍藏。而这些历史故事的背后，被着墨最多的亦是其夫人林徽因。为此《中国美术报》特邀《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的作者陈新华撰稿，与大家分享她心中的梁思成、林徽因的形象。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作 者：陈新华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5月，南通陈学勇先生嘱人寄来梁思成、林徽因圈点、批注过的中国营造学社旧藏《大唐西域记》影印资料。这册《大唐西域记》是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国学基本丛书之一种，印行于1937年2月。五个月后，北平沦陷，中国营造学社迫不得已暂时关闭。为万全计，梁思成、刘敦桢和老社长朱启钤联名将学社重要资料、文物分别寄顿，一部分存中山公园，另一部分运存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那是他们当时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孰料，两年后的夏天，海河大水，寄存天津的这批资料不幸被淹，南渡途中的林徽因和梁思成闻讯痛哭失声。后来，守护在北平的朱启钤率人将幸存的资料尽数取回，逐页晾干。抢救回的这批资料中，便有这册《大唐西域记》。
中国营造学社藏本《大唐西域记》
84年之后，这册一度被时间隐匿的藏书出现在北京海王村中国书店内。泛黄残破的封面、书页上的斑斑水渍都在讲述它一路行来的困顿和重见天日的不易。翻开书页，营造学社的朱红印章首先映入眼帘，接着便可见梁思成的朱笔圈批，覆盖在每一页的天头地脚，看得出是逐句考量。细细密密的朱笔之外，另有大量黑色批注，多处笔迹重叠于朱笔之上，那是林徽因的字迹。说起来，梁、林一生研究古建筑，批阅过的文献不知凡几，留存至今可见于世的，却只此一份。寄资料来的朋友说她参与了这份珍本的拍卖。1939年，当梁、林为了被洪水浸泡的资料痛哭失声的时候，或许没想到，经他们之手批注过的一份文献，有朝一日会如此为人所珍视——虽然在1937年的7月，他们是视若性命般将它小心存放。
1934年夏，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山西考察途中
林徽因1937年在佛光寺东大殿内与“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塑像合影
在1937年，他们的古建筑研究，全然还是甘苦自知的清冷和寂寞。他们的好友费慰梅曾经在为梁思成做的小传中提到自己对中国建筑的观察，“在中国，工匠们千百年来发展出这些建筑特征……是为了适应人们的日常之需，从避风遮雨直到奉侍神明或宣示帝王之威”，“奇怪的是，建筑却始终被鄙薄为匠作之事而引不起知识界的兴趣去对它作学术研究”。费慰梅的观察生动地反映出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对待建筑截然不同的态度。在1930年代的中国，建筑仍不免被国人视为 “匠作之事”，是形而下的技艺，难登大雅之堂。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古建筑在以建筑为学问的西方同样不被重视。留学时梁思成和林徽因熟读的一本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指定教材——英国人弗莱彻的《世界建筑史》里，有一幅名叫“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主干是西方建筑，中国和日本建筑只是远离主干一个细小枝丫上一片孤单的叶子，在早于古希腊的时代就停止了生长。另一位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James Fergusson）则说：“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他艺术一样低级。它富于装饰，适于家居，但是不耐久……完全缺乏庄严、宏伟的气象……”。
这样的成见，刺痛着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国内第一批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建筑学学术训练的建筑师，他们以为，相对比大张旗鼓做设计，在内忧外患、急寻出路的年代，首先厘清自己建筑的历史才是当务之急。他们希望重新发现中国的建筑文明，纠正西方长久以来“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浮躁轻率的结论”，向世界证明，中国建筑从来不是那棵所谓的建筑之树上再不生长的孤叶，而是一直有演进的历史、科学的体系，进而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这样的大问题。
这是中国学者此前从没有做过的事。为此，1931年，他们放弃了“盖洋房的好机会”（林徽因语），加入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人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组织古建筑领域浩大的整理国故的运动——密集的古建实测。中国古建筑由此第一次迎来了现代科学方法下的测绘和研究。从1932年的蓟县独乐寺开始，他们穿行在山林、庙堂、乡村、江湖所构成的传统中国、被遗忘的乡土社会，走访了国内上百个县市，虽惊喜不断，却始终未能发现唐代木构的踪影。1930年代，日本人断言，中国已没有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并且，在他们之前，日本学术界已经先行一步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
林徽因梁思成伉俪圈点、批注的中国营造学社旧藏珍本《大唐西域记》书影
这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有一种紧迫感，也敦促他们急起而直追。1932年6月14日，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给胡适写信说：“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他们矢志要找到隐身在中国大地的唐代木构，抢在日本人之前完成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体系。
1932年3月，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文章说：“既然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
退回到浩瀚文献中的梁、林百般考据，缩小范畴，从日本人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法国人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以及北平图书馆藏《清凉山志》中，找到了五台山佛光寺这条线索。这册《大唐西域记》，就是在这样的因缘里，和他们相遇的。
公元627年，历史上的贞观元年，玄奘只身一人，由长安一路向西，历经19年寒暑，走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唯有死人枯骨为标识的漫漫长途，行程五万里，终于求法归来。返回长安第二年，他亲自口述、由弟子辩机执笔，奉敕完成《大唐西域记》。这册旨在记载玄奘取经路途中所见所闻的地理史籍，体例严谨，记叙详赡，文采飞动。后世学者，费一生之力穷探精研的大有人在。明朝小说家吴承恩更是据此写成《西游记》。到1937年，换成梁思成和林徽因来阅读，他们的重点，却是此前文人学者皆不甚在意的建筑。
林徽因梁思成伉俪圈点、批注的中国营造学社旧藏珍本《大唐西域记》书影
1937年的2月到6月间，他们细细翻阅过这册由商务印书馆刚刚印行的《大唐西域记》，希望从中找到更多讯息。林徽因以黑色钢笔圈阅了书中有关唐代建筑的几乎所有文字。梁思成则不仅关注建筑、雕塑，还有地理、自然……当看到书中写“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梁思成用朱笔圈点，默默写上 “素叶水城”与 “千泉”。他们同时都注意到书中以梵文相称的塔——“窣堵波”，在每一处“伽蓝”的描述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梁思成1937年拍摄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再次踏上寻访唐代木构的路途。他们由北平坐火车到太原，再换乘汽车到五台县的东冶,骑骡入山。山路倚崖而修，崎岖难行，他们不得不拉着骡子行走。两天后，终于走到豆村附近的佛光寺。梁思成记录当时的惊喜：“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数殿塔，几均为国内建筑孤例：佛殿建筑物，自身已为唐构，乃更蕴藏唐代原塑画墨迹于其中……殿后圆墓塔覆钵如印度窣堵坡原型，都是他处所未见者，皆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可贵之遗物也。”
隔着1286年的时光，玄奘的叙述与回忆，和他们的考察，密密匝匝交迭在一起。千年之前，玄奘孤身独行，过千山暮雪、万里荒原而九死一生。玄奘的后来者，另一位西行求法的大唐高僧义净法师为此感慨，“宋齐梁陈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千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千年之后，义净遥想中的“后贤”梁思成、林徽因一路穿山越岭，循着玄奘的踪影，以及无数前人的踪影，他们留下的路标，试图在战乱不止、兵匪不休的北方大地，寻找通往大唐的坐标，也是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径。
截止到1937年的佛光寺，梁思成和林徽因偕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共调查县市190余个，遍及全国15省，实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古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由此，中国古建筑上迄唐宋，下至明清，如迷图般的历史演进逐渐拥有了清晰的轮廓与线索。
梁思成和林徽因
“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义净的感慨，是为取经路上的每一个行者，也像是为1000年后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前赴而后继的后来者以他们唯恐怕 “斯人斯旨”被轻慢、淹没的郑重，上下求索，同此甘苦，串联起所有的过去，每一个过去，都指向现在。■
（作者系深圳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