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后代”再聚首 涵芬楼内忆旧游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王勉

今年的五六七月,画家赵蘅的生活被一部电影和一本书“搅乱”了。纪录电影《九零后》,她观看了六场;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赵瑞蕻新书《离乱弦歌忆旧游》,她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到苏州,参加了多次分享交流活动。作为翻译家赵瑞蕻和杨苡的小女儿,作为西南联大学人的后代,她觉得这些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电影和书,视觉和文字,联手讲述着西南联大,产生的影响也超出了她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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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离乱弦歌忆旧游》新书分享会北京站活动在涵芬楼举行。联大后代数人到场并发言,朱方文(许少鸿之女)写下感言请为代读。还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到场。涵芬楼咖啡厅座无虚席。北青天天副刊组织“青睐”会员参与了这次活动。会前,招生贴一经发出,十几分钟30个名额即告满员。在分享会上朗诵多篇西南联大诗歌和文选,许多人以为这是一个诗社组织。当天正逢诗人郑敏101岁寿辰,“青睐”会员齐声朗诵了郑敏先生的诗《金色的稻束》,祝贺这位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百岁老人生辰快乐。

西南联大后代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联后代。主持人车巍的父亲车铭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上世纪80年代初,曾执笔撰写了《当代中国丛书》中的“西南联大校史”词条。他说自己从小听着联大故事长大,联大所代表的理念、理想和精神构成了他人生启蒙的重要部分。重温联大前辈赵瑞蕻先生的遗作《离乱弦歌忆旧游》,让他再一次感受了联大人的精神和情怀。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沈克琦的女儿沈正华在发言中感言:“我们都有联大学子的基因,追求民主科学早已融入我们的灵魂,弘扬联大精神已成为我们共同的使命。父亲与无数联大学子一样,把一生献给了祖国,活成了一个纯粹的人。”

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王希季的女儿王庆苏在发言时几度哽咽,她的父亲当年以高一同等学力考取联大,书读得很辛苦,联大自由却也很严格,只要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要重读一年。说起父亲,她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凡人伟业,家国情怀”八个字。

我国着名物理学家许少鸿之女朱方文写来充满深情的感言,由王庆苏代读。许少鸿一生致力于固体发光材料和器件的研制及其物理过程的研究。他和同是联大毕业生的黄有莘先生一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固体发光实验室,后发展为固体发光研究室,他们是我国固体发光研究最早的奠基人。固体发光材料和器件的应用范围很广,我们在机场、地铁、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的浅绿色紧急逃生标志,就是用这种材料做成的。朱方文回忆父亲对自己得到的成绩却毫不在意,甚至事过境迁就忘记了,总觉得做的事情都很平凡,不值一提,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工作兢兢业业,成绩平平凡凡。”

郑天挺之孙郑光回忆,2019年他曾特意刻了一枚印章送杨苡,与朱自清、郑振铎、罗庸、王亭云、朱希祖的孙辈们一起到南京赵蘅母亲杨苡家拜寿。杨先生握着每个人的手,一一述说他们祖辈的趣事,并当面签送自己的译作《呼啸山庄》,西南联大的情怀赓续了三代人。

着名导演傅靖生忆得更为深情:我认识赵老是在1963年,那年我19岁,我南下金陵探望患病的赵蘅。从此直到赵老去世,在他那慈眉善目的脸上我从未见过一丝怒容。世界对他永远美好阳光,即使阴雨绵绵他也笃信太阳正在云外眯笑。他以仁慈对天下万物,我相信他在翻译《红与黑》的时候就已看透了人生的黑,看透了世界污浊,所以他能原谅他人,也善待自己。

画家罗雪村感慨,看到这么多联大后人,感觉像置身在那个“离乱弦歌”的年代。听赵蘅演讲,自己会走神儿地欣赏起她:精心搭配的装束,高雅又素朴,一丝不乱的白发更衬出她由里向外洋溢着的生命的青春活力,从她身上似乎领略到她父母亲以及那一代西南联大人年轻时的神采。

罗雪村继而说,可我记得她也有严重的眼病、腰疾,她的一句“爸爸一定能看见她的小女儿拼命地为他的新书奔走……”其实,她不仅为这本书奔忙,每年每月每一天,她都在不歇地画画、写书、编书,她太忙了,忙得忘记了疾病,也忘记了年龄,而且,她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和那些诚挚的朋友也在滋养着她……

《离乱弦歌忆旧游》让罗雪村想起不久前读过的另一本书《巨流河》。两本书的作者是同代人,经历相近,他读出两本书里蕴蓄着的同一种力量,那是那一代学人活着的最大依靠,即“人生没有绝路,无论遇到何种情况,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当赵瑞蕻的照片出现在投影屏上,赵蘅说:“这是我爸爸,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这一定是令他欢喜的事。”

不到最后一日 弦歌不辍

父亲赵瑞蕻笔下的西南联大

文/赵蘅

被朱自清先生表扬过的年轻诗人

年轻时的赵瑞蕻

都说人杰地灵,温州出生意人,也出文人,守着雁荡山、梅雨潭,又有谢灵运这样的山水大诗人,陶冶了父亲一生追求美和诗意的情操。一颗文学的种子早早在他的心里种下,伴着同情心,热爱故乡和中华文化,以及对不公正和黑暗的义愤。所以当七七事变发生,京津三所大学搬迁到长沙的消息传来,他和两个同乡同学毅然决定投奔这所国立临时大学。

很巧的是,我妈妈杨苡和我父亲走了一样的路线,不过她的出发地是天津。他们乘船到上海,再到香港,绕道越南海防,最后回到昆明。当闷罐车打开车门的一刹那,看见了中国国旗和中国军人,每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起一首首高唱起抗日歌曲。1938年西南联大正式成立,我的父母幸运地成了联大学生,这也是他们一生命运转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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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徒步赴昆明途中,外文系的向长清和刘兆吉在湘西沅陵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向闻一多先生说到达昆明后想组织一个诗社、出版诗刊的心愿,并请闻先生担任导师。闻先生说自己好久不写诗了,但仍很关心年轻人的创作活动,欣然同意,朱先生也表示支持。到蒙自后,他们以南湖命名,约了20几个喜爱诗歌的同学,成立南湖诗社。

这本书的封面照片就是南湖诗社部分成员的集体合影。据我父亲的回忆,师生们经常一起讨论新作。一次父亲写下一首怀念家乡亲人的抒情长诗《永嘉籀园之梦》,后将诗题改为《梦回落霞潭》。原稿已遗失,只剩下开头四节。朱先生知道籀园在温州落霞潭,所以对这诗歌很感兴趣,说是一首“力作”,使父亲非常激动。

我在蒙自海关展厅看过一张老照片,朱自清先生去火车站送文法学院同学去昆明。碧色寨老火车站至今还保存。我去过那两次,每次都会想象当年联大的师生们从越南入境,就是从这里下车,转道去蒙自的情景,那种战时求学,青春扑面,带有壮士悲歌的场面,就像电影画面一样。

和穆旦好到换衣服穿

据我母亲在影片里回忆,她和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高原文艺社一次欢迎新成员的会上。她和几个女同学叩门进去,正赶上在场的人在责怪会议主持人迟到了。不一会儿此人来了,一脸抱歉的窘态,还用英文说“Sorry!Sorry!”我母亲说这就是赵瑞蕻,给她留下了很滑稽的印象。而我父亲说与母亲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带几个研究生去温州讲学,在一个文学文艺晚会上,我母亲“穿一件黑底碎花的旗袍,外罩一件红色短袖毛线衣,美极了”。我从没向我妈核实过这事,不知是否是父亲夸张了。我妈妈总说与我父亲志同道不合,意思是说他们都有文学理想,后来都是翻译家,但写作风格不同,喜欢的诗人也不同,比如我父亲喜欢弥尔顿,我母亲不喜欢,认为太古典了,她更喜欢现代一点的。

就这样,我的双亲和三千多名从全国各地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涯。

1940年8月13日,我父母在昆明登报结婚,这是为了纪念上海吴淞口打响抗敌第一枪。他们没有婚礼婚宴,没有证婚人。国难时期,一切从简,两个爱国青年走到一起,建立了我们这个家庭。

父亲和穆旦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相识。对于这个出类拔萃的天才同学,在联大期间他写过长诗描写。穆旦逝世后,父亲晚年写下了很多真诚的回忆。

他这样写他们初识的情景:文学院十一月十八日正式上课。我读了柳无忌先生的“英国文学史”和罗皑岚先生的“西洋小说”以及吴达元先生的“法语课”。穆旦上了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我们还一起上叶公超先生的“大二英文”课。另外,穆旦旁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旁听了罗庸先生的“杜诗”课。至于燕卜荪先生所开的“莎士比亚”和“英国诗”这两门课,几乎所有外文系学生都听了。父亲认为这位英国诗人燕卜荪的课对穆旦未来的诗有深刻影响。

父亲说在南湖诗社,大家把自己的诗抄写到壁报上时,穆旦总是认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纸上,字迹端正而秀气。到了昆明,父亲和穆旦同住一个宿舍。上下铺,我母亲说他们还交换衣服穿。

有最好的老师和学友

我非常惊叹父亲作为一个联大学生,在晚年竟能详尽追忆他的各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当年所教授的教材和教学特点。电影《九零后》中描写罗庸先生讲杜甫的那段富于想象力的文字是出于父亲的笔下。

父亲回忆吴宓先生的课: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吴宓先生记忆力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他讲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西方文学的发展同我国古典文学作些恰当的比较,或者告诉我们某个外国作家的创作活动时期相当于中国某个作家,例如但丁和王实甫、马致远,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等。他把中外诗人作家和主要作品的年代都很工整地写在黑板上,一目了然。这方法我后来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史时也用上了,很引起同学们的兴趣,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父亲在联大毕业前夕,请吴宓先生在他的一本英文原版《丁尼生诗集》扉页上写几句话,作为纪念。过一两天父亲取书时,吴先生说这个集子很不错,问是哪里买来的。父亲告诉他是1938年路经香港时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的。先生嘱他好好读读丁尼生的诗,在书上面抄了几句话,叫他回头仔细看看。回到宿舍后打开书一看,大为激动,原来吴先生用红色的自来水笔工整地摘录了马修·阿诺德的“甜蜜与光明”的三行原文。父亲联想到,“一百五十年前,歌德临终时是说他快死前,叫人打开一扇百叶窗,让外边的光线射进,使屋里明亮起来。”

译作《红与黑》

一部外国文学名着被多人翻译是很正常的。父亲有幸成为翻译司汤达名着《红与黑》的第一位,这和他早年受到中学老师夏翼天先生的影响分不开。这个老师很迷恋于连,父亲也崇尚个人奋斗的人生。但那时还没条件看到原版书,直到在国立中央大学分校图书馆里见到原版,他才有机会在嘉陵江畔的柏溪开始翻译。第一次出版时间在1944年。

1998年9月18日,我陪父亲出席了江苏译林的《戈宝全翻译文学奖发奖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做了一个简短而意义深刻的发言。他的追忆带我又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莫斯科,为了跟上新时代,他自学了俄语。他说:“翻译永远是不可缺少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交流。地球上有40亿人,3000多种语言,我们的工作要永远做下去。”他还特别向获奖的女作者祝贺,使我这半个外文盲羡慕不已。20日这天晚上,父亲设便宴为即将赴法工作的研究生饯行。应邀的都是南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同仁。席间,他感慨岁月如梭,45年前是高教部杨秀峰部长为年轻的他饯行。如今头发白了,风烛残年。然而他要告诉大家,他完成了一本文学回忆录,一个晚秋的金色夙愿!

父亲和母亲,还有我舅舅他们,在翻译工作上都始终坚守“信、达、雅”,这也是我小时就知道的准则,也从没怀疑过。也听过前辈对翻译界分歧的议论,但总是相信父母是对的。直到许渊冲的名字在“朗读者”上火起来,我母亲的排斥,让我感觉他们这代人还是有不少的不同。

2018年我出席云南师范大学,也是西南联大原址的八十年校庆典礼,见到了许老,他坐在轮椅上,我上前向他问候,并自我介绍是赵瑞蕻、杨静如的女儿。他顿时大为惊叹,大声嚷嚷他们是他的同学,同班,之后马上当众直言他和我父母在翻译上的分歧,让我吃惊于他的直率。第一次见我,他简直像小孩一样。后来我随博物馆工作人员去他的下榻处看望他,他又一次提出他和我父亲在翻译上的不同看法。他说他提倡美,一切都要美。

回京后,他托人寄我一本《包法利夫人》,扉页上用大字写上“赵蘅世妹瑞蕻静如爱女许渊冲”,让我大为感动。2020年年初,许老的联大日记在云南首次出版,我被邀出席发布会。会后一起去北大畅春园看望老人,他真是狂得不得了,得意于他翻译的绝妙,那种自信的眉飞色舞的表情,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这是我见老人的最后一面。他的突然离世让我有机会好好了解他,以及他和父亲这一批翻译家的分歧在哪儿。也在这时,我重读父亲1997年给许老的信,深为父亲的胸怀和治学的认真态度感动,他是值得我骄傲的父亲!

联大后人会后合影

没见到这本书出版是最大憾事

父亲越到晚年信写得越多,写得越长。他有强烈的紧迫感,对生命的眷恋,对往事的回顾,谈诗歌,谈写作,尤其是对西南联大的怀念和回顾,都在信中热切表达。非常幸运的是,父亲非常珍惜自己寄出的信,那时已有了复印店,每次寄出前他都会先去复印留个底再寄出。于是在他去世后,让我这个有心的女儿获得了相当数量的书信复印件。

编辑这本书时,我有意挑出父亲和他联大老师同学的通信。比如教过他的冯至先生,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每次来北京都会去看先生,他还带我去过一次,这也是我见冯先生唯一的一次。

应该说从纪念抗战50周年起,父亲和母亲就开始着手写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他们都荣获了中国作协的纪念奖章,像是比赛一样,各自都写了很多。父亲喜欢写一篇发表一篇,然后结集出版。开始是散篇,酝酿出书有一个漫长过程。我感到晚年的他,很想给自己的文学道路做一个回顾。

父亲写东西总是反复推敲,修改无数遍。这本书拖了好几年,我几次劝他不要再添加了,该交稿了。终于在1998年9月的一天,我在南京,陪他去邮局亲自把这摞书稿寄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这就是《离乱弦歌忆旧游》第一版,责编是徐坚忠。徐坚忠也是非常认真的人,他和父亲为编辑这本书的通信很多,但从未和父亲见过面。

1998年年末至1999年年初,中国文坛一连去世几位大师级老作家,冰心、钱锺书、萧乾。父亲非常悲痛,每走一位,他都写文章悼念追思。写钱锺书的有好几篇,到写萧乾时他身体已很差了,他只写出八百字,题目是《中国失去了一个翻译健将》。一周后他就随之而去了。徐坚忠赶到南京,才见到了作者的遗容。有人说赵先生是写死的。他没能见到自己在生命最后写下的这本呕心沥血的书出版,是最大的憾事!

在这本书里,父亲引经据典,反复举例、论述,就是为了告诉读者和后人什么是西南联大的精神,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行。我作为后代深受其影响,小时是熏陶,后来是有意吸纳,现在是自觉传承。

这篇手稿延续了他做学问一向的严谨,书写一丝不苟,包括标点符号,字字斟酌。父亲喜欢用钢笔,蘸着墨水,因而他的手迹饱含深深浅浅的墨迹。我甚至认为他的字形像他飘逸的白发,字行像他的步履,缓慢而有重量,似乎在渴求每一个脚印的内容,就像他终生追求着完美纯净的文学理想。

父亲生前电脑还没普及,他早就开始将自己一生的文稿分包归类,但已无精力细整了。文稿的每个封套上都用红蓝色笔注有内容说明,有的还用大字写上:重要信件!千万保存!这分明是给我看的。

我一向认为家世不由人,身为后辈无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父母的家境悬殊,俗称门不当户不对,但赵杨两家都崇尚文化,这始终是我要铭记和传承的财富。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功名显赫,还是普通平凡,我们都不必炫耀或自卑。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才由我们自己选择。

供图/赵蘅

编辑/王勉

图文排版/雷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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