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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孔子的行旅生活与儒学的交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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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辑刊 2021-08-01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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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子今教授

摘要

孔子的行旅经历对于他的社会理想的推行、文化人生的实践、学术思想的传播,意义非常重要。儒学的交往理念经孔子及其弟子的阐发,显现鲜明的文化特色,也形成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相关问题的考察、理解和说明,对于儒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涉及交往内容的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交往义近交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交往”与“生产”的历史决定作用的论说,对于交往史与交通史研究,有启示性和指导性的意义。考察孔子的行旅实践与儒学的交往理念,可以深化相关研究。

孔子;适周;周游;老子;交往;交通

孔子的行旅经历及其交往意识,是儒学研究和儒学史研究应当重视的主题。儒学交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风格的作用,也有必要予以说明。孔子对于生产与行政的关注度,更倾重于后者。他心目中的行政成功,有交往层面的理解。孔子坚持的“礼”的原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交往的规范。孔子辛苦跋涉,行历列国,向多位君主宣传自己的主张,文化史的相关记载都说到他的“交往”行为和“交通”实践。

“交往”与“交通”义近,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论述“交往”与“生产”的历史决定作用,对交往史与交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考察孔子的行旅实践与儒学的交往理念,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深化对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总体内涵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交通史和交往史的研究,也有积极的意义。

孔子像

一、孔子“适周”“见老子”

司马迁“行踪殆遍天下”。历代史学史和文学史学者多肯定司马迁的行旅生活对于他成就《太史公书》这部史学名著的意义。司马迁对于儒学思想领袖孔子的行旅实践,也有史学家视角的认真观察和特殊重视。

太史公在《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记录了孔子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次重要的出行经历。情节是比较具体的: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孔子是在得到鲁国执政者资助的情况下,实现了这次重要出行实践的。“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满足了基本的交通工具、交通动力以及交通辅助服务条件,使得这次重要出行的等级在一般水准之上。

司马迁像

“孔子适周”的目的是“问礼”,最重要的交往行为是“见老子”。孔子“见老子”的思想交流未见记述。但临别时,“老子送之”,史家保留了思想家老子以“仁人”身份送另一位思想家孔子“以言”:

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以“适周问礼”的交通行为为基点,孔子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辛苦行旅者的形象。战国秦汉时期已经有“孔子学于老聃” (《吕氏春秋·当染》)、“孔子师老聃”(《白虎通·辟雍》《潜夫论·赞学》)的说法。《史记》没有记载老子和孔子所有的交谈,而“辞去”时老子的话语有对于“好议人”“发人之恶”的议论,其主题涉及交往言行。《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接着写道:

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从周回到鲁国后,据说自此“弟子稍益进焉”。他的思想境界达到新的高度,他的教育事业也得到新的发展。

班固著《白虎通》

对于孔子“适周问礼”,与老子对话,又“自周反于鲁”这次行旅与交往行为的意义,不仅司马迁高度重视,大概在汉代较宽广社会层次的儒学知识中,都普遍予以看重。“孔子见老子”于是成为汉代画像文物遗存中出现数量比较多、密度比较大的画面,这应当不是偶然的。

在司马迁笔下,“孔子适齐”“孔子适卫”“过曹”“去曹适宋”“孔子适郑”,又“至陈”“去陈”“孔子自陈迁于蔡”“去叶,反于蔡”等行旅活动,《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均有记述。《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了从“孔子生”到“孔子卒”生平大事,包括“孔子相”“孔子行”“孔子来(卫)”“孔子来(陈)”“孔子过宋”“孔子自陈来”“孔子归”“孔子归鲁”等行迹。

邢义田著《画外之意: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研究》

二、“孔子历七十二君”,“累累若丧家之狗”

后世关于孔子言行的历史记忆中,《吕氏春秋》所谓“孔子周流天下”“孔子周流海内”,孔安国所谓“孔子周行求合”,《淮南子》所谓“孔子无黔突”“孔子不黔突”,所谓“孔子无暖席”,班固所谓“孔席不煗”,《文子》《史记》注家所谓“孔子周游”,都说到孔子的行旅实践对于他的社会理想与文化人生的意义。前引孔子行为记录之所谓“行”“历”“周流”,以及此“周游”“周行”,都是交通行为。

孔子通过他的艰苦出行,试图影响各国权力者。《庄子·天运》载录孔子谓老聃曰“以奸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钩用”,《吕氏春秋》言“孔子周流海内”“所见八十余君”,《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作“奸七十余君”。《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写道:“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后来《盐铁论》所谓“(孔子)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盐铁论·相刺》),《说苑》所谓“孔子历七十二君”(《说苑·贵德》),“夫子行说七十诸侯”(《说苑·至公》),“仲尼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论衡》所谓“孔子周流游说七十余国”等,均对孔子的交往幅面和交往范围有所夸张。《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司马贞《索隐》:“案:后之记者失辞也。案《家语》等说,云孔子历聘诸国,莫能用,谓周、郑、齐、宋、曹、卫、陈、楚、杞、莒、匡等。纵历小国,亦无七十余国也。”

王充著《论衡》

这种夸张,也体现了知识界思想界对孔子行为的普遍重视,体现了儒学学派对孔子行为的高度肯定。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所谓“累累若丧家之狗”,就是对孔子出行艰苦经历的形容:“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所谓“然哉!然哉!”是“欣然”接受的态度。关于“丧家之狗”,裴骃《集解》引王肃曰:“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韩诗外传》曰‘丧家之狗,既敛而椁,有席而祭,顾望无人’也。”据《韩诗外传》卷九的记述,作“羸乎若丧家之狗”,而孔子并不接受“丧家之狗”的比喻。《孔子家语·困誓》的记述,则作“累然如丧家之狗”。孔子的回应,与《孔子世家》略同:“孔子欣然而叹曰:‘形状,末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累”和“羸”,语义似乎是接近的。《韩诗外传》卷九屈守元笺疏:“《礼记·玉藻》:‘丧容累累。’郑玄注:‘羸,惫态也。’是累羸义同。”《白虎通》卷八《寿命》同一故事,则作“儡儡然如丧家之狗”,孔子的态度是“喟然而笑曰:形状,末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孔子家语·困誓》“累然”,也有引作“傫然”者。

《孔子家语》

三、“夫子之道至大”,“夫子推而行之”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表述撰作《史记》的志向,说到其品质达到思想文化巅峰水准的经典,“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列举《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膑“兵法”、《吕览》、韩非《说难》《孤愤》以及“《诗》三百篇”,“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仅次于《周易》,位列第二。《史记》中,“发愤”使用5次,见于卷六一《伯夷列传》、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和卷四七《孔子世家》。均语气庄重,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太史公自序》除前引“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之外,还说到自己的父亲司马谈“发愤且卒”。而《孔子世家》所见“发愤”一语,是孔子对子路说的话:“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孔子对自己的评价。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回分别对话,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诗·小雅·何草不黄》中的这一诗句,《史记》裴骃《集解》引王肃的解释是:“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旷野也。”“循”的直接字义,本来就有“行”的意思。《说文·彳部》:“循,行也。”对于孔子的提问,子路、子贡、颜回各自的回答,涉及对宣传“夫子之道”的认识,也涉及儒学的交往理念。颜回的话,应当是孔子最为满意的。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于是,“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夫子之道至大”,要使得“国”以至“天下”的“容”与“用”,是需要通过交往过程实现的,这就是“夫子推而行之”之所谓“推”与“行”。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孔子坚持的“礼”,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交往的规则。所谓“每事问”(《论语·八佾》《论语·乡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论语·述而》),以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交往理念。《论语·颜渊》记载孔子的话:“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陈说了交往成功的理想。

杨树达著《论语疏证》

四、孔子“悦近而来远”与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

曾子和子夏都讨论过“与朋友交”的命题(《论语·学而》)。对于“交往”的原则,孔子弟子也有所讨论。所发表的观点,应当与孔子思想有关。《论语·子张》有这样的记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意林》卷一引《随巢子》:“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大圣之行,兼爱万民,疏而不绝。贤者欣之,不肖者则怜之。贤而不欣,是贱德也;不肖不怜,是忍人也。”蔡邕《正交论》曰:“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而二子各有所闻乎夫子。然则其以交诲也。商也宽,故告之以拒人;师也褊,故告之以容众。各从其行而矫之。至于仲尼之正道,则泛爱众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文,可无贬也。”

除了个人自身文化人生中对交往的重视而外,对于社会历史文化总体视野中交往的意义,儒学学者也有比较开明的判断。所谓“近者说,远者来”,也体现了儒学理想传播空间由“近”及“远”的追求。所谓“近者说,远者来”,又表述为“悦近而来远”,或作“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又作“来远附迩”“附近而来远”,都强调交往幅度之“近”与“远”共同的成功。

多种历史文献资料所记录的孔子有关行旅与交往的言行,可以同百家学说其他学派予以比较。例如与老子“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以及“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张相比,儒学的积极态度是明显不同的。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五、行政成功,“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论语·子路》有一段话,涉及孔子与樊迟的对谈中有关生产与行政的论说,也涉及交往: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与樊迟的对话中表现的对“稼”的冷漠,长期成为否定孔学的因由。其实有必要理解孔子在这一场合发表的对于生产技术与行政管理的比较观,对于个体劳作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比较观。而看来应当属于政治理想推行的“礼”“义”“信”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交往方式。而“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也是对应的交往效应。

孔子曾经提出,应当将“使于四方”而“能专对”作为“士”的人才标准。《论语·子路》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对于理想人格与才质的表述,道德要求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交往能力结合在一起。回答“今之从政者何如”的问题,孔子则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他对于交往与行政共同的成功,表达过深心的敬意。《论语·宪问》:“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交往效能,被孔子看作“仁”的事业的伟大成就。

齐桓公像

以“四方”“天下”为交往空间,是“士”的使命。《礼记·射义》于是写道:“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我们民族文化传承久远的英雄主义和进取精神的生成和发育,应当与这种理念有重要的渊源关系。

而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安故重迁,谓之众庶”,也都表现出孔子对于和交往密切相关的交通实践的积极态度。

《论语·卫灵公》说,子张就“行”请教孔子,孔子有所教示:“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期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的表述稍有不同,强调了“从在陈蔡间,困”的行旅生活背景:“(子张)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裴骃《集解》:“包氏曰:‘衡,軶也。言思念忠信,立则常想见,参然在前;在舆则若倚于车軶。’”关于“忠信”“笃敬”,《荀子·修身》有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杨倞注:“横行,不顺理而行也。”所谓“体恭敬而心忠信”,似循孔子“言忠信,行笃敬”为说,“困”字,可结合“从在陈蔡间,困”理解。“言忠信,行笃敬”,或说“体恭敬而心忠信”,则可以“横行天下”,极透彻地表述了对孔子就子张“问行”答语的理解。而“横行,不顺理而行也”,是说这种“行”的自由度。

王先谦著《荀子集解》

与所谓“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夫然后行”有关,我们又看到《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孔子的语言习惯,往往以乘车姿势为喻,言辞中经常说到车具车饰。这些情形,都体现出他对车的具体结构及车马出行方式的熟悉。

颜渊去世,孔子极其痛心。然而《论语·先进》记录了他关于颜渊治丧的一次特别的表态:“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坚持“吾不徒行”,不愿意放弃“车”这种交通条件,既有等级制度方面“不可徒行”的制约,也是有基于交通理念方面的考虑的。孔子的乘车,据说后世收藏陈列以为纪念。《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说:“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仲尼车舆”成为长久的纪念,是因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明德盛者光灵远也”。清人钱坫《论语后录》卷三写道:“案伍缉之《从西征记》曰:鲁人藏夫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据此说则车焚于献帝时也。”

孔子非常重视“御”的能力的训练。他甚至曾经对“门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而孔子病中叹吁所谓“予死于道路乎?”或许可以理解为他对于自己行旅人生的深切感慨。

颜渊像

六、交往与交通,交往史与交通史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交往”原本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生产”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同时又突出强调“交往”的作用,认为:“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彼此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他们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在论说“生产力”和“交往”对于“全部文明的历史”的意义时,他们甚至曾经取用“交往和生产力”的表述方式,将“交往”置于“生产力”之前。“交往”与“交往史”应当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交往促进生产的进步、经济的流通、文化的融合。交往的规模决定了文化圈的空间范围。交往的频次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节奏。交往史与政治的兴亡、经济的盛衰、文化的繁荣和没落都有关系。

我们上文引录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见“交往(Verkehr)”,有的译本则写作“交通”,如郭沫若1947年版的译文,就采用这样的文字方式。

马克思

有关儒学交往理念的学术考察,以往缺乏必要的重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交往的内容,投入的研究力量也是明显不足的。就中国古代交通史与中国交通文化这样的学术主题,长期未能积聚充备的力量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原本对交通史有所轻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那号称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都有记载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专篇——‘书’和‘志’,交通非但不能单独成篇,各志书中所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也不多。刘向、刘歆父子所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其中也没有交通这一类目,因为那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两晋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创设了《舆服志》,有了记载车辆的内容,与交通史有密切关系,可惜志书的用意是在阐明礼制,虽然罗列了不少车的名目,却反映不出交通运输的真实面貌。不但是秦汉时代,整个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交通始终没有独立地位。这从清代一万卷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分类中就可看出。”我们看到,在正史制度史的记述格局中,只有《舆服志》《车服志》等涉及交通等级制度。而二十五史中,北宋时将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配入《后汉书》。此外,如《晋书》《南齐书》的《舆服志》,《新唐书》的《车服志》,《宋史》的《舆服志》,《辽史》的《仪卫志·舆服》,《金史》《元史》《明史》的《舆服志》等,只有九部史书有记述相关内容的“志”。可知以“舆服”“车服”制度叙说进行的“交通史”勾画,也是片断残破不完整的。

就中国交通史这一学术领域,或者说就中国交通史这一学术方向而言,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研究力量,没有形成可以组织和协调有关研究工作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没有一种主题明朗的专门学术刊物。关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有的重要时期虽然交通发展多有卓越的历史创造,但是还没有看到研究当时交通成就的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断代交通史专著出版,至今也还没有一部多卷本的中国交通通史问世。而若干专题交通史,如道路史、运河史、港口史、津渡史、关塞史、车辆史、船舶史、交通工程史、交通制度史、交通礼俗史、交通观念史等,或者存在学术空白,或者虽然已经有零星论著发表出版,但是仍然存在可以进一步开拓的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而交通理念的研究,也许是更为欠缺的。

本文作者著《秦汉交通史稿》

要充实并深化中国古代交往史、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提升其学术水准,扩张其学术影响,考察孔子的行旅经历与儒学的交往理念,进行认真的发掘、理解与说明,是有积极意义的。考察交往史,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同区域及不同社会层次之间的交往,以及域外交往,包括不同政治实体之间以及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交往,儒学交往理念的认识,可以提供宝贵的思想营养和历史启示。

[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1年第2期,作者: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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