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发了一篇文章， 叫《乡村振兴立法，撤并村庄有规矩》。
其中提到，开始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有一条很关键：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严禁违背农民意愿、违反法定程序撤并村庄。
文章评论指出：个别地方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范围，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让村民上楼住新房，换取城镇建设用地的指标，获取土地收益。
脱离现实条件，不尊重农民意愿，单纯以获取土地收益为主要目标的村庄撤村，牺牲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牺牲的是农民利益。
过去这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是大量村庄消失。
按七普数据，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7205万人；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至63.89%，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全国18座城市人口数量突破千万。
63%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
很简单，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高达9亿，占63.89%（而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减少到了5亿，占36.11%。
事实上，真实的城镇化率，可能达到了70%以上。
安信证券曾测算过，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口占全部非农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这一数据显示，我们和日韩相比毫不逊色。
照此推论，虽然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但是，考虑到非农就业人口可能存在低估，真实的城镇化率可能已经达到了65%。
而2020年的七普数据城镇化已经达到了接近64%，按照这个比例推算，真实的城镇化率达到70%很正常。
当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城，村庄撤并、消失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过去这些年，究竟消失了多少村庄？
想把这个数字统计出来很难，因为自然村的数量并没有摸过底，要么数据缺失，要么前后不连贯，又或者部门之间的数据不吻合，所以只能估算一个大概。
人民日报曾在2013年6月份发过一个报道，其中援引了民政部的统计数字，2002年至2012年，我国自然村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
注意，2012年的时候已经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现在已经过去了9年时间。
这9年，恰恰是城镇化高速发展，农村人口大量进城的时期，“人户分离”已经增加到4.9亿人，流动人口规模已经从2.7亿增加3.7亿人，保守估计，与10年前相比，至少有100万个村庄撤并或消失。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玉林曾做过调查，上海在1990年代后期约有6.6万个自然村，到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时的数据是29941个，建设部门2017年报告的数量是20905个。
江苏在2006年规划公布前大概有25万个自然村，到2016年剩下17.5万个，十年间，减少了7.5万个。
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村庄都没了。
说到这，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撤并村庄的意义，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方面，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不会发生变化，发达国家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以日韩为例，都已经达到了城镇化80%以上的天花板。
新华社6月初有个报道，日本以接近免费的价格出售乡村空置房产，鼓励居民入住，也就是那些长期没有人居住，且连续5年没有使用过自来水和电的房屋，还设立了专门的“空置房银行”，展示无人居住的房屋，一些房屋售价低至每套5万日元（约合2910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撤并村庄能提高农村治理运转效率，可以有效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多种生产要素节约集约利用，降低农村宗族势力影响，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可以腾挪出更多的空闲宅基地、农地，复耕后用于“土地增减挂钩”的指标流转，多出一份可观的收入。
贺雪峰曾发过一篇文章，其中援引了某省自然资源厅的村庄布局规划，其中列出了某试点市撤并村庄的三个必要性。
一，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基层负担重。按每村平均5000元计算，仅全市财政承担的村级工资费用就近4000万元。
二，空心村比例高，土地浪费严重。全市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达257m2，高出国家标准107m2，空心村比例达80%。有的村庄房屋空置率高达50%。
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公共服务水平低。医院、学校、超市等基础设施，因村庄过于分散而低水平重复建设。
我们似乎要接受村庄逐渐减少的事实，但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10年时间，一半村庄消失，这样的速度实在太快，以至于各地纷纷效仿，大干快上，只要能推动宅基地复耕，就让农民去住高楼，这就不符合城镇化规律了。
贺老师就专门说过这种现象：以前，农民在自己房子住得好好的，现在非得被强拆搬进社区，还要自己出钱，搬进社区房子的质量差、面积小，社区也没有可以存放农具的空间，距离承包地太远，之前庭院种植蔬菜也没地方了。
社区住房质量差，生活不方便，生产更不方便，还要自己出钱买房，换做是谁，都不会乐意。
因此，6月开始实施的《乡村振兴促进法》，就是为了使村庄撤并更加规范，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只有真正符合城镇化条件的乡村才能合并，让我们关于故土的记忆能够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