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
儒学和经学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后来，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儒学和经学已经密不可分。而在中国经学史上，洛阳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一、什么是经？
在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之中，经部文献是排在第一位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经”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科举考试就是要从经部书籍之中出题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来说，别的书可以不读，但是经部的书却是不敢不读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经”呢？历朝历代关于“经”的定义却是众说纷纭的。
（1）学术史上关于“经”的定义
在历史时期有四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常道说”。这是历代儒生的标准解释。这种观点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经所以有五者何？有五常之道，故有五经。《乐》仁也；《书》，义也；《礼》，礼也；《易》，智也；《诗》，信也。”[1]这显然是一种将“经”神秘化了的说法。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显然不能接受这种解释。
第二种是“专名说”。这是今文经学[2]家们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经”是孔子所修订的书的专名。在他们看来，只有孔子所修订过的书，才能拥有“经”这么一个神圣的称呼。比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就从孔子开辟六经开始讲起，“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3]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第十卷就是《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他们并不否认这些经书都有着久远的源头，但是他们认为经书都是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才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才得以被称为经。他们认为《尚书》原来有三千多篇，被孔子修订而为一百零二篇。《诗经》原来也有三千多首，后来被孔子修订为三百零五首。《礼》是经孔子之手而书于竹帛。至于《周易》，孔子赞卦，《易传》就是孔子的作品。《春秋》更是孔子接受了天启而亲自创作的作品。
我们不能排除孔子曾经整理过这些古老的典籍，但是由《左传》可知，《诗经》大体定型时孔子年方八岁，孔子即便是“天纵之圣”也无法想象八岁时就能编《诗经》。《尚书》中有相当部分篇章，如《尧典》、《禹贡》等现在一般都认为成书于战国，卒于春秋末年的孔子肯定也无法编撰自己身后的东西。《仪礼》和《易传》也被认为成书于战国。就事实而言，今文经学的这些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今文经学的观点却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之功。
第三种观点是“通名说”。这是古文经学家们的观点。与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的代表性人物章太炎提出经书是所有书的通称，他说：“经之名广矣！”[4]古人的书籍写在竹简上，而“经”就是编竹简的那根绳子而已。他说：“‘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也，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意译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5]
章太炎被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清朝末年章太炎力主革命。而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则是将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作为自己变法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当时正处于“升平世”，应当以变法维新、君主立宪来救中国。因此，康有为极力反对革命，提倡保皇。到日本后，章太炎与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既然康有为认为“经”是孔子所编订之书的专称，那么章太炎就针锋相对地指出“经”是所有书籍的通称。
第四种观点是“文言说”。出身于《左传》研究世家的刘师培在其《经学教科书》中也给“经”下了定义：“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衡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上古之时，字训为饰，又学术多凭口耳之流传，《六经》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书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6]刘师培之意，以“经”为广义的文言，即有韵律的文章。所以，后来如《离骚》《老子》等都有了“经”的称呼，《离骚》被称为《离骚经》，《老子》被称为《道德经》。
刘师培之说如果用于《诗经》或许并无不可，但是《尚书》之文，断然无法用“奇偶相生，声韵相协”来形容，就连唐人韩愈都感慨“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而《春秋》经更是有“断烂朝报”之讥。
（2）“六经皆史”
在经学史上还有一种观点影响比较大，这就是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开篇就说道：“六经皆史也。”[7]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六经皆史”。《春秋》本来就是编年体史书，这自不待言。《尚书》构建起中国上古三代基本的历史框架。《诗经》之中也有许多周人的开国史诗。《礼》也是上古社会生活史的记录。就连《周易》的卦爻辞之中也有许多史事的记录。胡朴安就从古史的角度来看《周易》，从而写出了《周易古史观》一书。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六经”是我们研究上古时期历史的基本史料。任何形成于那个时期的文献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何况“六经”这么系统的文献呢？但是，仅仅笼统地一句“六经皆史”，并不能真正说明到底什么是“经”。
章学诚也的确看到了他人所不曾注意的问题，即章学诚认识到“六经”官书的性质。他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8]他还说：“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9]一再强调经书非私人所作。罗根泽先生在章学诚的基础上提出了“战国以前无私家著述说”，罗先生说：“遍考周秦古书，参以后人议论，知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也。”[10]罗根泽先生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论证。肇源于春秋以前之“六经”，更是官书无疑。章学诚还说：“《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11]章学诚具体将“六经”与官守相匹配是否合理是一回事，但是他一再强调“六经”皆是官书则是无疑的。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六经”的形成都和史官有着一定的关系。《周礼·宰夫》章云：“史掌官书以赞治。”郑玄注曰：“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12]“六经”乃官书，其形成自然与史官有着一定的关联。
就今天我们看到的文本来说，《易经》的文本形成于西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杨伯峻先生说：“从《卦辞》《爻辞》看，《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因为它所载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代初年的史事，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13]李镜池先生也说：“我们现在认为《周易》的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14]《易经》的编纂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出于卜史之官则是没有问题的。《易经》在成书后，也由太史来掌管。鲁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15]
《尚书》之中的伪《古文尚书》且不去说它，今文二十九篇之中，有相当多的部分产生于战国之前。今文的二十九篇又被后人拆分为三十三篇。顾颉刚先生认为今本《尚书》的三十三篇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侯》《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类多是该作品所表现时代的作品，真实可信。第二组包括：《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君奭》《无逸》《立政》《顾命》。这一类是东周时期史官追记整理的作品。第三组包括：《尧典》《舜典》《皋陶》《禹贡》。这一类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作品。[16]《汉书·艺文志》有言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7]业师姜建设先生指出：“‘言’与‘事’严格分记的说法固然令人生疑，但说《尚书》是古代史官记言的结果，这话基本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至少其中绝大部分篇章是这样来的。”[18]
《诗经》的作者多不可考，大多来自民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而根据何休的记载，周代有“采诗”的制度：“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19]虽说我们不敢断言周代的采诗制度就一定如何休所言，但是何休所言大体上应该是有所依据的。这些诗歌被汇集到王室之后，肯定是要经过编订的。前人多认为是周王室的乐官完成了诗经的编撰工作，比如洪湛侯先生就认为：“周太师不仅是诗的保管者、教习者、演奏者、整理者，而且是《诗三百》的最后编订者。”[20]在先秦的古籍之中，人们往往“瞽”、“史”并列，比如：“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三国时期的韦昭注释道：“瞽，乐大师；史，大史也。”[21]太师和太史都是文化官员，有着相近的执掌，都属于太史寮的序列。阎步克先生也认为：“在经艺传承上师、史有共同责任，或存在合作关系。”[22]
《礼》的起源非常古老，最初不过是一些不成文的习俗。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逐渐规范化、系统化。周公制礼作乐的详情，今天肯定是无法复原的，而今本之《仪礼》晚出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礼与史官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先秦时期的著作，都有孔子曾经入周问礼的记载。孔子入周问礼的对象老子就是周王室的史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23]，而在《张丞相列传》中司马贞《索隐》称老子为“周柱下史”。[24]总之，老子乃史官则是无疑的。前述鲁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的时候，也是在鲁太史处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的感慨。[25]
至于《春秋》与史官的关系是自不待言的，《春秋》就其本身而言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对于我们认识什么是“经”有着非常巨大的启发作用。正是周代发达的史官设置，才为后来“六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六经”的形成并非是一时一地由某一两个人完成的，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众多史官不断地积累，经书日益丰富。史官们不断编纂完善经书的过程，并非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是他们的职务行为。所以经书从其诞生之日始，它们就是官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经书，就是王官之书的通称！
（3）学在王官
夏商两代暂且不论，就西周王朝而言，是典型的贵族政治的时代。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层层分封，不仅保证了各级贵族的政治权力，也保证了他们的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利。尤其是学校教育，更是被各级贵族所垄断，出现了“学在王官”的局面。
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学校教育早已有之。但是，相对完善的学校教育，则只能从周代开始说起。《礼记》《周礼》《大戴礼记》等文献之中，记载了先秦时期的教育制度。《礼记》等文献虽然形成于战国时期，但是他们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概况。
西周时期，学生的入学年龄，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礼记》认为，幼童在十岁的时候应该入学接受教育：“人生十年曰幼，学。”[26]“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27]而《大戴礼记》卢注则认为，入学的年龄应该是八岁：“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28]贾谊《新书》认为入学年龄是九岁。《尚书大传》认为入学的年龄是十三岁或者十五岁。这未免就有些太晚了。总之，贵族子弟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要到学校里去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了。学校最初是办在“塾”里的。“塾”，用《尔雅》的解释：“门侧之堂，谓之塾。”[29]也就是大门口旁边的房子。郑玄认为：“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30]所以，拜师就被称为“列入门墙”，而学生对于老师也可以称为“门人”“门生”“及门弟子”。而后世私人所设立的学校也被称为“私塾”。小学所学都是洒扫应对之类的基本礼仪和一些非常基础性的技能，比如《汉书·食货志》记载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31]《周礼》认为政府设置“保氏”之官，其职责就是：“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32]
在完成小学的学习之后，就要进入大学学习。不仅天子，诸侯也都建有太学，不过他们的名称不同，“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33]古者政教合一，天子的大学不仅承担教育的职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政场所，“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吿”。[34]大学还是一个尊老、敬老、养老的场所，“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35]天子非常重视大学，文献之中还记载了天子到大学视察的程序：“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天子乃入，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36]天子要在学校里亲自举行养老礼：“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37]
关于大学的入学年龄，文献同样没有准确的记载，《礼记》认为应该是十三岁入大学，“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38]《白虎通义》认为，入大学的年龄是十五岁：“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学。”[39]《尚书大传》认为入大学的年龄是十八岁。也还有文献认为入大学的年龄是二十岁。事实上，恐怕在周代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总之，在完成了小学的学习之后，其中一些优秀的青年会被选拔到更高一级的学校里学习。
有文献记载，当时天子所办的学校并不止一所，“天子设四学”。[40]比如《礼记》中记载：“礼在瞽宗，书在上庠。”[41]除此外，还有“东序”，“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42]“成均”作为古代的大学，也被保留下来。“瞽宗”“上庠”“东序”“成均”和“辟雍”的关系则被认为是辟雍居中，其他分处于四方。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辟雍的四个构成部分。而《大戴礼记》则称：“《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此五义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43]《易传·太初篇》记载称：“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44]这都未免有太多理想化的成分，与周代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周代已经有了高等学府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至于其实际情况如何，在没有更多的材料被发现之前，我们无法详考。至于“辟雍”和“明堂”的关系也是说不清楚的，《韩诗说》认为：“辟雍者，天子之学……立明堂于中。”[45]恐系想象之辞。关键就在于文献之中关于先秦，尤其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记载，有很多都是儒生的想象之辞，虽然这些想象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其间的矛盾总是无法合理解决。
关于大学里学习的内容，也是技能和知识两个方面。先来说第一个方面是技能，那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延续，“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钥师学戈，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太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46]干戈是与战争有关，羽龠是与礼乐有关，《左传》里讲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7]对于一个贵族而言，军事和礼乐是其基本技能。在那个时代里，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统治者培养接班人，“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48]
第二个方面就是知识的学习。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于典籍的学习，正所谓“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术”。[49]学校里是有教材的，《礼记》里面提到学生应该如何对待先生的书籍“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50]学校里所用的教材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官书典籍，只不过文献记载在不同地方详略不同，顺序各异罢了。“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51]不仅天子的大学里是如此，在各诸侯国的官学里，也传授这些经典。《礼记》记载孔子曾经说过：“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52]孔子还提到以这些经典来教育子弟所可能导致的不足以及能达到的效果，“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53]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叔时也对楚庄王谈论了一番教育子弟之道：“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4]总之，贵族子弟在官办的最高学府之中肯定有关于经典的学习，至于具体内容则是传闻异辞，并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
在学校里也会有比较严密的考核制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懐之，此大学之道也”。[55]对于一些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也会很严厉的惩处，“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吿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56]相应地还会有选拔制度，“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吿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57]具体情况是否真如记载这样整齐，则是无法详考的事情。
这些学校里的老师都是政府的官员，大乐正、小乐正、小胥、大胥、大师等，都是乐官。《周礼》的大司乐章记载其职责就是：“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58]而史官本身就是典籍的编撰者与管理者，“冬读书，典书者诏之”，[59]这里的“典书者”就应该是史官。
有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所有这些学校里所招收的学生都是贵族子弟。当时的宗法贵族不仅垄断了政权，他们也垄断了文化和教育。所有这一切到了春秋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4）王官失守，学在四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此后的周天子一落千丈。与政权下移相伴随的则是贵族对文化和教育的垄断被打破，出现了学术下移的局面。
春秋时期二百年逐渐出现了学校荒废的局面。比如《诗经·郑风·子衿》一诗，根据毛传的理解就是：“刺学校之废也。”[60]而作为周天子所在的洛阳，本来是典籍荟萃之地，天下的文化中心。但是，春秋时期，周王室也曾经发生多次争夺王位的事件，每次动荡都会导致文化官员的流失。比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61]到春秋末年“子朝之乱”时，十多年的动荡典籍散落殆尽，大量文化官员流落四方，“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62]老子也是在春秋末年丢掉了史官的职务而被迫找个地方隐居。于是就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63]
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出现了私人所办的私学。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顺应了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最早办起了私学，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普及。孔子的一生，就可以说是作为教师的一生，他一再强调自己“诲人不倦”，“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64]“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65]孔子的办学规模也很大，号称是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资格。他的学生之中也的确是各色人等都有，来自于天下各地。颜渊、子路、宰我、樊迟、冉有、曾子、原宪等人都出身低下。作为教师的孔子，显然是非常成功的。他的学生在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十分活跃。孔子的教育方法、教育思想，前人所论已经很充分，这里不再赘述。
（5）孔子与六经
由《论语》可知，孔子的日常教育基本上就是《诗》《书》《礼》《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66]
孔子并不是凭空办起了私学的。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官办的学校。那么孔子在办学之初，此前的官学就成了孔子所模仿的对象。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此前的官学里，尤其是大学里所教的就是技能和知识，所依托的就《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典籍。因而，在孔子的私学里，最初也拿这些典籍做教材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67]所以，冯友兰先生说：“以六艺教人，或不必始于孔子……不过孔子却是六艺教一般人之第一人。”[68]只不过孔子并非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他绝对不会照本宣科。对于前人所传的教材，孔子肯定会有所删削调整，甚至改编。
孔子非常看重《诗经》，在《论语》之中留下了很多他们师徒讨论《诗经》的记载。孔子一再鼓励他的学生学习《诗经》，他说道：“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政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69]他认为培养一个君子就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0]他对儿子讲道：“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71]“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72]他认为《诗经》是培养高尚情操的必由之路，“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73]“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74]“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75]“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76]孔子对于《诗经》更看重的学生能够将它付之于实际的生活之中，“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77]
《诗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许多诗歌形成于商周之际。最晚的诗歌也是春秋中期。根据《左传》的记载，在孔子八岁的时候，吴国的贤人公子季札曾经到鲁国访问，向鲁国提出了要观“周乐”的请求，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在当时《诗经》已经大体成型，其编排顺序也和今本《诗经》大同小异。《诗经》的最后编订，应该是东周时期由周王室的史官在洛阳城中完成的。所以，今文经学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是由孔子删削而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孔子对于《诗经》也不是没有贡献。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78]孔子对《诗经》应该是进行过一些调整和改编。
《尚书》也是孔子在教学之中经常用到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79]从《论语》中看，一共有七处与《尚书》有关孔子的政治思想，无论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德治国，其实都和《尚书》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今文经学派所主张的孔子删书之说，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孔子对于《尚书》的重视，开启了后世儒家关注《尚书》的源头。后来《尚书》的最后定型，也与儒生有莫大关系。
在《论语》之中，“礼”是仅次于“仁”孔子讲得第二多的内容了。在《论语》中的“礼”，应该有三个不同的含义：礼的仪程、礼的原则、礼的内涵。
首先来说“礼”的仪程，就是与“礼”有关的各种仪式、程序，比如冠礼如何举行，婚礼如何举行，丧礼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丧服是怎么制作的，射礼的靶子是什么材质的，等等。比如：“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80]早在孔子还是个孩童的时候，他就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81]这里所说的“礼”显然就是礼的仪程。
其次是礼的原则，也就是礼所体现的秩序，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82]而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对礼的僭越成为常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论语》中，孔子对各种违背礼的行为进行批判。比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83]“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雍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84]“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85]……
对于“礼”，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赋予了“礼”以“仁”的内涵。前辈学者对于孔子到底是重视“礼”还是更重视“仁”，聚讼纷纷。其实，在孔子这里是毫无矛盾的。“仁”是“礼”的内涵，“礼”是“仁”的外化，“仁”与“礼”是统一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86]所以他才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87]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88]进而，孔子把礼看成一个君子的立身之本。孔子曾经非常明确地说：“不学礼，无以立。”[89]文化修养和遵守礼的规范，是对君子起码的要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90]他一再强调礼对于一个君子的重要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91]
不过，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是礼的文本。今文经学家认为，礼原来都只是一些约定成俗的东西，并没有成文的礼。成文的礼，是从孔子开始出现的。其依据则是见于《礼记》的记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92]事实上，成文的礼出现应该是很早的，比如同样是《礼记》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93]可见当时应该是有礼的文本可供人阅读的。至于孔子，其日常的教学活动主要就是习礼。我们很难想象孔子手中，没有一个成文的本子。孔子对自己手中的这个文本也未必会十分满意，一味地照着去做。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94]他肯定会对手中的文本有所损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95]至于孔子手中的文本是什么样的，孔子对它做了什么样的损益，它和今传本《仪礼》之间有什么关系，只能等待有新的材料出土后才能有明确的答案。正如孔子自己说的：“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96]
乐与礼、与诗，都是密不可分的，几乎所有的“礼”之中，都需要奏乐，而同样《诗经》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可以演唱的。所以，孔子非常看重音乐的教化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97]孔子本人的音乐素养也非常高，在《论语》中保留有他和专业乐师讨论音乐的记录：“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98]孔子把乐和礼一样上升到了治国的高度加以重视，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99]孔子认为音乐教化是成为一个君子的必由之路，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00]他还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101]
与礼一样，孔子也赋予乐以仁的内涵，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02]他对于各种违背礼和仁的音乐也提出了批评，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103]
孔子以音乐来教化子弟，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孔子的手中是否有一个成文的《乐经》。不管“乐”本来是否有文本，总之今天并不存在一本叫《乐经》的书。所以，讨论也就失去了根基。但是，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对于后世的儒家而言，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形成于后世的《乐记》一文，是和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史一脉相承的。
关于孔子用《诗》《书》《礼》《乐》来教育子弟，争论较少。而关于《易》和《春秋》则有较多的争论。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问题，向来都是一个说不大清楚的问题。虽说我们不能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孔子曾经用《周易》来教育子弟，但是从后来战国时期的发展来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用儒家的思想理念来解释《周易》，将一本占卜的书成功地改造而为一本讲人生哲理的书，这或许和孔子有着一定的关系。
至于《春秋》，历代儒生都相信那是孔子的作品。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04]孟子认为孔子修《春秋》是直接继承了上古王官之书的传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05]同样，孟子也注意到了孔子的布衣身份，他还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06]《春秋》并不始于孔子。《国语》中说晋国的“羊舌肸习于《春秋》”，[107]楚国的申叔时对楚庄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108]《公羊传》提到在孔子之前有“不修《春秋》”。[109]《墨子》中曾经提到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110]孟子也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111]《左传》记载韩宣子曾经在鲁国太史处见到过“鲁《春秋》”。[112]司马迁认为孔子修《春秋》“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113]的确，孔门教学不可能不谈及历史，大概最早孔子就是用鲁国太史所记载的《春秋》来作为教材。但是，孔子在讲述的过程中，对鲁《春秋》是有所删削的。在孔子的删削过程中，肯定是体现了孔子对社会历史的一些看法，“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114]
综上所述，孔子办起私学之后，也拿过去官学之中的教材“六经”作为自己学校的教材。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之中，对于“六经”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删削改订。
进入战国以后，儒家继续与“六经”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孔子之后的后学，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教育家。比如在孔子的弟子中，子夏以“文学”而受到孔子的赞许。在经学史上，子夏对于经典的传播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孟子和荀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前人所论已经非常充分了，这里就不再展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身后儒生并没有停止对“六经”的整理、改编和传授。而且，在儒生们对“六经”进行整理和改编的过程中，贯穿了儒家的理念。
总之，在孔子之前，“六经”作为官书，只有官学之中贵族子弟才能得见。孔子办起了私学，“六经”逐渐成为各家各派教育子弟的教材。孔子及其后学不仅使用“六经”作为教材，而且也对“六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流传到后世的“六经”，基本上都是出自于孔门后学之手。“后来儒家仍因旧贯，仍继续用六艺教人，恰又因别家只讲自家新说，不讲旧书，因之六艺似为儒家所专有。”[115]本来是诸子百家共同文化资源的“六经”，逐渐开始被儒家所垄断。
二、六经与洛阳
首先来探讨“六经”的形成和洛阳之间的关系。
洛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诞生地。以“六经”为代表了许多重要的典籍，其形成过程都与洛阳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经典的排列顺序，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古文经学家的方式。他们主张以时间顺序来排列，他们认为《周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伏羲，所以，应当把《周易》排列在第一位；《尚书》可以追溯到尧、舜、禹，《尚书》应当排第二位；《诗经》里的《商颂》可以追溯到商朝，所以《诗经》排列在第三位；三《礼》的源头在周公，因而《礼》排第四；《春秋》可以追溯到孔子，所以《春秋》排最后。而今文经学家则主张经典的排列顺序应该是由浅入深。《诗经》最为通俗易懂，所以排列在第一位；《尚书》也是一些具体的事件，不算太难，排列第二位；《礼》居其中，排第三；《周易》和《春秋》则相对来说比较难理解，所以排列在最后。后世在介绍这些经典的时候，人们一般都采取古文经学家的顺序，比如《四库全书》就是这样的。
《周易》本是占卜之书，但是后来被儒生引向了讲哲理的书。《周易》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现在来说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很多洛阳人总是爱从河图洛书讲起。关于河图洛书的文献记载，比较完整的较早记录是《汉书·五行志》里刘歆的记载，而且他认为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洪范》：“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116]显然这只能是一个传说，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在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对于河图洛书的传说是当成信史来看待的。至于河图洛书的内容，则是一个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河图和洛书，是宋代传下来的，大约是来自道教。我们今天肯定无法把“河出图，洛出书”当成是信史来看待了，但是这些传说也并非是全然无据。至少，它象征了我们的先民在河洛地区接受了自然的天启，开始了中华文明伟大的历史征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周易》的源头追溯到河图洛书，也并非是毫无道理的。
至于《周易》文本的出现，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是出现于西周时期，作者则无从查考。传统的说法认为周文王作了卦辞，周公作了爻辞。如同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的，卦辞和爻辞之中都有文王和周公身后的事情，这就决定了，卦辞和爻辞绝非他们父子所作。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父子和《周易》的关系，至少《周易》之中应该有他们父子思想的一些体现。只不过具体的详情，则已经难以考证。《周易》文本的形成，应当是在西周中期以后的事情。它的形成，应该不是一朝一夕的。应该是众多史官在长期的占卜过程中不断积累而成。而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东周的史官对《周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整理。
其次为《尚书》。就性质而言，《尚书》是上古时期各种政治文告的汇编。因为《尚书》之中最早记录了尧、舜、禹的历史，所以从时代来说，被认为是仅次于《周易》而排在第二位。事实上，尧、舜、禹的时代里，绝对不可能会有如此长篇的文章出现。传说中，类似这种文献有三千多篇，被孔子删改而为一百零二篇。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今本《古文尚书》一般认为是伪书，暂且不论。就今本《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文献而言，被顾颉刚先生划分为三大类：反映了文献所指时代真实可靠的作品，东周史官追记作品以及战国至秦汉时儒生们的作品。[117]顾颉刚先生的划分，大体是合理的。在这三组文献之中，第一组真实可靠的文献除了《盘庚》《吕刑》《费誓》《秦誓》之外，都是产生于周初，其作者就是周公等西周初年的政治家，而其产生的地点就是洛阳城。比如《大诰》，西周初年周公摄政期间，“三监之乱”来势汹汹，周公出兵平定叛乱之前，以成王的名义颁布的誓师词。比如《多士》，西周初年周公营洛之后，将殷商残余势力之中最为顽劣的分子迁到洛阳就近加以控制，之后周公对他们发布了这篇文告，讲述了周人为什么兴起，而殷商王朝为什么会灭亡。第二组追记的文献，则是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史官在洛阳城之中完成的。如此说来，《今文尚书》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诞生于洛阳城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总共三百零五篇，因而被称为《诗三百》。就《诗经》的作者而言，绝大多数都无从查考。根据文献记载，在周代有所谓“采诗”制度，《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118]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也记载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119]就其性质而言，《诗经》之中最多的就是民歌。国风部分，大多都是民歌。《大雅》《小雅》之中也有部分是民歌。其次就是史诗，比如《大雅·生民》等。再有就是各种颂歌。《诗三百》多数篇章的作者都是普通百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120]《王风》的十篇，都是洛阳地区的民歌。比如《黍离》说的是亡国之悲，《君子于役》是一位妇女对远方服役亲人的思念，《采葛》是表达恋人间思念之情的小诗。《王风》都是平王东迁洛邑之后，产生于洛阳地区的民歌。《周南》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上说，其产生的区域也离洛阳不远。
关于《诗经》的编订，朱自清先生曾经说过：“春秋时的乐工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往来，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原来的样子。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各种事情，如祭祀、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来篇，当时通称《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逐渐没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121]朱自清先生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当时宴会赋诗对于贵族而言，是基本技能。而且钟鸣鼎食之家，各种仪式上都是会奏乐的。现在的《诗经》，在当时都是可以演唱的。《诗经》就好比歌本。从《左传》的记录来看，孔子少年时代，《诗经》已经大体成型。而《诗经》中可以考证时间最晚的诗歌是春秋中期的作品。也就是说，《诗经》的最后编订也只能是春秋中期的事情。洪湛侯先生说：“从《左传》‘季札观乐’的记载来看，各国‘风诗’被统称为‘周乐’，可见这些诗篇已经为周王朝集中掌管。周太师不仅是诗的保管者、教习者、演奏者、整理者，而且也是《诗三百》的最后编订者。”[122]也就是说，《诗经》的最后编订就是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乐官或者史官们在洛阳城中完成的。
《礼记》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作品，为儒家后学所整理。《周礼》旧说是周公所作，“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123]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周礼》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当然，《周礼》的作者也肯定不是向壁虚构的，他大概也有一些可资借鉴的材料。而这些和周公之间也不无关系。《仪礼》旧说也是周公所作，目前学术界也普遍把它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不过，对于礼就其源头而论，当然是可以追溯到周公西周初年在洛阳城中的制礼作乐。而且，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史官们手中也应当是有文本的。春秋后期孔子入周问礼，应该是见到了成文的“礼”。后来孔子给学生授课，主要也是讲“礼”，我们无法想象孔子的手中竟然没有一个成文的东西。只不过，这些文本和后来我们所能看到的“三《礼》”之间是什么关系，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不管是否原来有《乐经》，目前我们看不到一本被叫作《乐经》的书，所以《乐经》的问题无从讨论。但是，假如从后来儒家的音乐理论来说的话，其源头肯定也是要追溯到洛阳的。且不说周公的制礼作乐，礼和乐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后来孔子还曾入周，向苌弘问乐。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春秋》经，普遍认为是孔子的作品。今文经学家认为，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之后，孔子接受了天启而作了《春秋》。孔子说自己“行在孝经，志在《春秋》”，而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则是为了给后圣制法。不过属于今文经学的《严氏春秋》曾经引用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而丘明为之传。”[124]可见，今文经学家也认为孔子修《春秋》与洛阳城之间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而且根据他们的说法，连《左传》的源头也要追溯到洛阳了。古文经学家相对来说不像今文经学家那样去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家也不否认孔子和《春秋》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依据了周公当年所制定的规则，这就是见之于《左传》里的“五十凡”。如此，则是古文经学家也把《春秋》的源头追溯到了洛阳。事实上，孔子修《春秋》肯定不是没有依托的，孔子所依托的也并非仅仅只有《鲁春秋》。孔子在入周问礼，以及在孔子后来周游列国的过程之中，有意识地搜集一些轶闻故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我们将《春秋》的源头追溯到洛阳，也并非是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的形成都和洛阳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基本事实。
[1] 《白虎通义·五经》，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7页。
[2] 经学史上有两个大的派别，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
[3]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第1页。
[4] 章太炎著、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原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5] 章太炎著、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6] 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7]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8]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9]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4页。
[10] 罗根泽：《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2页。
[12] 《周礼注疏》卷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655页。
[13] 杨伯峻主编：《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14] 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页。
[15] 《左传注疏》卷四十二《鲁昭公二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29页。
[16] 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收录于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书店根据朴社1930年版影印。
[17]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18] 姜建设《政事纲纪：尚书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9]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卷十六《宣公十五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20] 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页。
[21]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2]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6页。
[23]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9页。
[24] 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75页。
[25] 《左传·鲁昭公二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29页。
[26] 《礼记·曲礼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2页。
[27] 《礼记·内则》，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1页。
[28]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保傅》，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29] 《尔雅·释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98页。
[30] 《礼记·学记》郑玄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1页。
[31]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2页。
[32] 《周礼》卷十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1页。
[33] 《礼记·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2页。
[34] 《礼记·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3页。
[35] 《礼记·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6页。
[36] 《礼记·文王世子》，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0页。
[37] 《礼记·乐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3页。
[38] 《礼记·内则》，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1页。
[39] 陈立：《白虎通疏证·辟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3页。
[40] 《礼记·祭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00页。
[41] 《礼记·文王世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5页。
[42] 《礼记·文王世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5页。
[43] 《大戴礼记·保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44] 《后汉书·祭祀志（中）》刘昭注释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79页。
[45] 《诗经·灵台》孔颖达《正义》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4页。
[46] 《礼记·文王世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5页。
[47] 《左传·鲁成公十三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11页。
[48] 《礼记·学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3页。
[49] 《白虎通义·辟雍》，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3页。
[50] 《礼记·曲礼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1239页。
[51] 《礼记·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1243页。
[52] 《礼记·经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1609页。
[53] 《礼记·经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1609页。
[54] 《国语·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55] 《礼记·学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1页。
[56] 《礼记·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2页。
[57] 《礼记·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2页。
[58] 《周礼》卷二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7页。
[59] 《礼记·文王世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5页。
[60] 《诗经·郑风·子衿》毛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5页。
[61]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85页。
[62] 《论语·微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0页。
[63] 《左传·鲁昭公十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84页。
[64]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1页。
[65]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4页。
[66]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页。
[67]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8页。
[6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孔子及儒家之初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69] 《论语·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5页。
[70] 《论语·泰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7页。
[71] 《论语·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5页。
[72] 《论语·季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2页。
[73] 《论语·为政》，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1页。
[74]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8页。
[75] 《论语·学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58页。
[76]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6页。
[77] 《论语·子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7页。
[78] 《论语·子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1页。
[79] 《论语·述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页。
[80] 《论语·子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0页。
[81]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6页。
[82] 《论语·颜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4页。
[83]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5页。
[84]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5页。
[85]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6页。
[86] 《论语·颜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2页。
[87]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6页。
[88] 《论语·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5页。
[89] 《论语·季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2页。
[90] 《论语·雍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9页。
[91] 《论语·卫灵公》，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8页。
[92] 《礼记·杂记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7页。
[93] 《礼记·曲礼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7页。
[94] 《论语·子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9页。
[95] 《论语·为政》，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3页。
[96]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6页。
[97] 《孝经·广要道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6页。
[98]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8页。
[99] 《论语·子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6页。
[100] 《论语·泰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7页。
[101] 《论语·宪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1页。
[102]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6页。
[103] 《论语·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5页。
[104] 《孟子·滕文公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51页。
[105] 《孟子·离娄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8页。
[106] 《孟子·滕文公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50页。
[107] 《国语·晋语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108] 《国语·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109] 《公羊传·鲁庄公六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28页。
[110] 孙诒让：《墨子间诂·明鬼》，《诸子集成》（第四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卷八。
[111] 《孟子·离娄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8页。
[112] 《左传·鲁昭公二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29页。
[113]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3页。
[114]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3页。
[11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116] 班固：《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5页。
[117] 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书店根据朴社1930年版影印，第201页。
[118]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3页。
[119]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传》何休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120]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传》何休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121] 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122] 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页。
[123] 《周礼注疏》贾公彦《序周礼废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页。
[124] 见《左传注疏》引《严氏春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