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初年，年羹尧和隆科多是炽手可热的两大心腹重臣，但我通常都不会将他们称为“年党”和“隆”党，当时的形势和康熙中晚期两大权臣索额图与明珠有所不同，康熙中期时，宗室的力量受到削弱，他们在朝廷中的力量十分有限。而雍正初年时，宗室的力量却很强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年羹尧与隆科多还算不上权倾朝野的人物。
因此，雍正在铲除他们的时候，并没有牵连太多的人，以年羹尧来说，受到惩治的官员也不多。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现象还是有的。年羹尧倒台时，有一些与他素来交好的官员们也倒了霉，其中汪景祺和钱世名就是个典型代表。
汪景祺，浙江钱塘人（杭州），父亲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史料中记载汪景祺少年时就很有才，可是在科举路上一直不顺，到康熙五十三年才考中举人，此后一直没有涉足官场。雍正二年，汪景祺到了西安投奔陕西布政使胡期恒。
胡期恒是年羹尧的亲信，在他的推荐下结识了年羹尧，为了得到年羹尧的赏识，汪景祺写信称年为“宇宙第一伟人”，还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羹尧相比，不过是“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年羹尧看过他的书信后，心里自然感到美滋滋的，于是便将汪景祺收在了自己的帐下。
此后汪景祺一直受年羹尧的信任委以重任，他也极尽拍马之能事，将年羹尧捧上了天。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汪景祺还给年羹尧写了一封名为《功臣不可为》的信。在这封信中，他表示出担忧，说自古以来功臣难做，问题在于主子多疑和多虑，奉劝年羹尧要仔细斟酌为臣之道，免得“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
这封信表面上看来是劝年羹尧不要太高调，做事要懂得为臣的本分，可是仔细读来却有另外一层含义，意思是说自古以来都是“狡兔窟，走狗烹”，当今皇上早晚会反攻倒算，置你与死地，希望年羹尧有个心理准备。
雍正三年，年羹尧被解除抚远大将军的职务，并于九月下令捕拿进京问罪。十二月，经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以及廷议的会审，定年羹尧大罪92条，雍正看后认为其中30条大罪皆可斩首，因念起在西北有功，也为了避免背上杀戮功臣的恶名，次年雍正帝赐他狱中自裁。
雍正命人查抄年羹尧府邸时发现了汪景祺的信件，雍正看后勃然大怒，下令缉拿汪景祺。年羹尧赐死后的第七天，汪景祺也被斩首，为了发泄心中满腔的怒火，雍正下令将其首级砍下来悬挂在菜市口大街上，没有旨意不得拿下，谁知这一挂便是十年，直到雍正去世后，乾隆才将他的首级取下，命人将其安葬。
钱世名，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探花，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跟汪景祺犯了同样的罪，因为他与年羹尧在乡试中同年中举，所以一直交情很好。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钱名世赋诗八首赠之，其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诗句，颇得年羹尧喜欢。
年羹尧被赐死后，钱名世也被牵连入狱。雍正帝先是将其革职发回原籍，为了恶心这位探花，雍正帝命人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牌匾悬挂在他大门之上，没有旨意不准取下。此后，雍正又让文臣写诗声讨钱名世，数百个文臣写好诗后，雍正又下旨将其整理并刊印成册发行全国，让钱名世在史书上留下恶名。
从汪景祺和钱名世的遭遇来看，他们虽然有罪，既然已经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雍正帝大可不必如此羞辱他们。作为人主，这点心胸气量是应该具备的，从这一侧面我们也能发现雍正帝具有“有仇不报非君子”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