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抛开被它国灭亡这类情况，一个封建王朝如果真的走到濒临灭亡这一步，大多是土地兼并、经济崩盘、政权腐败、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些因素里，天灾也许让人束手无策，但其它的人祸，对于至高无上、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帝王而言，是否并不难解决?
看似很容易，但在实际上几乎毫无可能。任何一个家天下的封建帝王都不具备自我革新能力，想要扫除积疴，只有一个办法——让另一个帝国取代它、实现资源的彻底重新分配。
为了形象理解，咱们可以参考下面这幅剧照中的台词：解决问题，皇位要丢；置之不理，帝国玩儿完。
我们以历史上的两大标杆性王朝——秦汉、盛唐为例。
西汉在汉宣帝时期达到了全面鼎盛，但在下一任皇帝时就开始衰落。汉元帝刘奭背弃了父亲“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道，为人过于柔弱、缺乏对朝廷的掌控力，引发了外戚、儒臣、宦官三大势力的角逐，最终受到宠信的宦官石显掌控了权柄，导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孝宣之治”留下的政治遗产被逐渐挥霍。
随后的西汉更是每况愈下，汉成帝、汉哀帝在位期间，外戚集团掌控了权力，曾经强盛无比的大汉是这一副模样：“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
国库空虚、流民泛滥、社会动荡，源于统治集团的“各从其欲，欲所无穷”。他们一边进行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一边随心所欲的放纵腐败，公然卖官鬻爵、任人唯亲，各级权贵肆意进行土地兼并，大量百姓失去耕地、流离失所，朝廷的税收也随之锐减，如此恶性循环。
但西汉朝廷并非没有想解决问题的人。
汉哀帝时期，大司空师丹曾带着几位大员上书，极力要求采取措施、拯救时政。他们的切入点是相对不敏感的经济领域：“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也就是试图减少贫富差距、以安定黎民。
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山头之争，瞄准经济问题确实显得相对人畜无害。于是汉哀帝让师丹等人拟定方案。
草案很快拿出来，其实非常简单明了，就是限定私田、奴婢的数量：每个人名下的耕地不能超过30顷，奴婢不得超过30人；官方的奴婢只限定在30-50岁，低于30的放出嫁人，高于50的免为庶人。此外，为了减少基层官吏的贪腐现象，提议增加三百石以下官员的俸禄。
然而，这项政策刚刚准备实施，就因为“贵戚近习皆不便也”——也就是权贵、汉哀帝身边人的反对，迅速胎死腹中。
于是，西汉朝廷就这么在堕落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直到汉平帝时，外戚出身、但极端信奉儒家的王莽掌握了权力。在以刘歆、陈崇为代表的儒士集团的支持下，他抓住“人心厌汉”的社会现状成功篡汉自立，并且随之开展自己的改制计划。
王莽的改革，实际上是师丹方案的升级版。但他的上位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没有对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冲击；因此，他的改革计划遭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大规模反对，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社会更加混乱。
随后，已经沦为小地主的汉室后裔刘秀等人在乱世中抓住了机会，他的身边聚集了一部分地主阶层，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最终通过武力战胜各路对手、随后对社会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新的盛世随即出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阶层逐渐固化，熟悉的场景再度出现，治、乱、再治、再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就这么循环上演。
再说说唐朝。
很多朋友认为，唐宪宗李纯挽救了安史之乱后即将覆灭的唐朝，但事实并非如此：那时的唐朝情况并没有恶化到要灭亡的地步；同时，唐宪宗看似暂时解决了问题，但那只是表象而已，随后的唐朝被带进了更沉重的深渊。
八年的安史之乱，让唐朝这个世界性的帝国由盛转衰，宦官参政、藩镇割据局面成了心腹之患，看似光鲜的大唐皇帝，大多在内忧外患中即位：
安史之乱过程中，唐肃宗李亨火线登基，随后唐代宗李豫又被政变的宦官集团送上皇位；
接下来的德宗李适曾经雄心勃勃致力于武力削藩，但却遭遇了泾原兵变、奉天之难的羞辱，一度被藩镇叛军赶出长安；
至于唐顺宗，则因为试图推行“永贞革新”，以加强中央集权，严重触犯了宦官和藩镇的利益，即位仅仅八个月后被迫禅位给皇太子李纯，后者就是号称唐朝“中兴之主”的唐宪宗。
唐宪宗即位后，就着手改变唐德宗后期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开始雷厉风行地解决藩镇割据问题。
公元806年，唐宪宗派兵扫平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
下一年，对造反的镇海节度使李锜动手，收回了江淮地区的财赋；
公元813年，他趁着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毙的机会，顺势拉拢了继任者田兴，将其赐名田弘正，招降这个强大的河北藩镇；
下一年，唐宪宗抓住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擅自割据的时机，历时三年、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用兵，终于终结了淮西叛乱。
淮西之战之后，幽州节度使刘总主动请求归顺、成德节度使上表认错，他们纷纷献上领地，至此，唐宪宗基本终结了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这就是中唐赫赫有名的“元和中兴”。
当时正值壮年的唐宪宗，意志顽强、决心坚定、任人唯贤，充满了英雄之气，不愧为不愧为一代中兴之主；同时，裴度、李愬等一大批文武大展拳脚、荡平国难，也体现出那时的唐朝并非不可救药。
然而，宪宗暂时解决了一个难题，随后却埋下了巨雷。短暂的成功冲昏了他的头脑，让其开始开始贪图享乐、大兴土木、疏远直臣、任用奸佞；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另一大难题——宦官专权并未得到丝毫改观，当初的唐德宗一度打压宦官，但在泾原兵变后来个了180度转弯，甚至连唐宪宗本人能够登基，也是出于宦官集团的选择。
因此，唐宪宗虽然收复了藩镇，但对宦官这一顽疾也没有丝毫作为。这应当不仅仅是意愿问题，更是局势所限，毕竟这些身边的宦官，一直被数任帝王视为抗衡藩镇、武将的得力助手。更可况，当初宦官能把唐顺宗赶下台，唐宪宗又怎能例外。
此外，唐宪宗在位期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越演越烈，客观上让宦官集团渔翁得利。
更加讽刺的是，由于后期服用金丹导致性格暴躁，唐宪宗时常拿身边的宦官出气。最终，他被陈弘志等人害死，年仅43岁。唐穆宗李恒则成了又一位被宦官捧上台的唐朝皇帝。
这个时候，处理河北藩镇的后续工作不力，在用人不当、歧视藩镇军民、强制裁军等多种错误的共同作用下，短暂归附朝廷的河北三镇再度反叛，并且从此对朝廷再也没有信任感，升级版的藩镇割据卷土重来；
同时，宦官集团彻底掌控了朝廷，其后历任唐朝皇帝都由宦官册立，这算是中国古代政治圈的一大奇景。即使出现过唐武宗、被称“小太宗”的唐宣宗，但内忧外患的局面仍旧无法解决；
政治的混乱，导致土地兼并恶化、民间税负过重，农民起义屡屡爆发，最终形成了彻底击垮大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大起义。
回顾汉、唐的灭亡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封建王朝，无论曾经多么强大，但其本身并不具备自我更新、纠错能力；面对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群体，封建帝王即使权势滔天，也无法真正对支撑自己统治的利益集团对手，毕竟那等于是革自己的命。能够暂时解决问题的，只能指望下一个王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