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卫视直新闻：香港国安法首案今天宣布量刑，24岁的唐英杰被判9年监禁，您怎么看这一判决的意义？港媒报道，在昨天的求情中，辩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辩解，但法官坚持原则和立场。为何辩方求情失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唐英杰所涉的香港国安法第一案，基本案情是清楚的。就是在去年7月1日，被告唐英杰涉嫌骑着电单车，然后装有插着“港独”标语的旗号冲撞警员，并且叫喊具有煽动“港独”性质的口号。他被法院裁决为有罪的涉香港国安法罪名有两个：煽动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
辩方的求情是避重就轻，单方面去强调被告行为人在现场时的行为影响“偏轻”，并且有悔过的情节。但这些方面的因素是并不足以去抵消，或者说去这使法官在权衡的时候回避掉在去年7月1日被告行为现场所产生的严重的煽动效果。因为7月1日是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日子，既是特区成立的纪念日，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的首日，被告的行为带有严重的挑战、否定跟蔑视特区宪制秩序、国家安全以及香港国安法的性质。所以法官判处2罪并罚，监禁9年。
应该说法官在量刑时酌情做了一定的考量，但是并没有采纳求情。这样的量刑决定体现了香港国安法的法律威慑性以及裁判公正性二者的结合。法官作出的定罪跟量刑也标志了香港国安法在香港司法程序当中严格的法制标准及正当程序，向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释放出香港国安法所具有的法治意义及标杆性质的积极信号。
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陈嘉信
深圳卫视直新闻：这次案件由三名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彭宝琴、杜丽冰及陈嘉信审理。法官们的表现如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香港国安法法官由特区行政长官依法指定。他们需要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精准地解释，以及适用到具体案件当中。并且他们要坚持香港普通法的原则跟方法，应该说，这对他们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唐英杰案的审理结果来看，三位法官坚持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跟普通法的立场。这样一个示范性的判例，展现了香港的普通法司法体系是怎么样理解香港国安法，并且将香港国安法的条文接纳进香港本地的司法法理学当中的。
无论是在定罪，尤其是涉及到有关“港独”标语是否属具有煽动分裂国家的法律效果的认定上面，还有在具体罪名下刑期的确定，以及合并刑期的确定因素、方法跟权重方面，三位国安法法官体现出专业化，尤其对香港国安法立法原意的遵从是值得肯定的司法行为。
深圳卫视直新闻：唐英杰案的案情并不复杂，有人觉得判得太轻，也有人认为是重判。作为法律学者，您对整个案件的流程有怎样的观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唐英杰案虽然案情比较简单，但是他前后经过了一年多的司法程序，为以后的案件审理确定一个标准。这整个流程也向香港社会及国际社会证实，香港国安法的成文条文与香港的普通法系之间是可以紧密结合的。通过这一判例，我相信香港社会及国际社会也可以看到，香港司法体系可以准确应用香港国安法，而且非常符合严格的法制标准和正当程序。
香港社会及国际社会也应该充分意识到，香港国安法实际上是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跟香港法治秩序的有力维护。这一判例打破了别有用心的人对香港国安法的污名化的企图。此外，外部势力借香港国安法名义制裁香港和制裁中国，相应地，这也在道理上站不住脚。这些方面对于香港重回繁荣稳定、树立法治信心很重要。
其次，我觉得这样一个判决应该说也对香港社会具有非常明确的法制教育意义。特别是将其中的一个典型的“港独”政治口号——“时代革命，光复香港”——判定为具有“港独”倾向以及煽动分裂国家的法律效果。
这实际上对于自从修例风波以来，经由“黑暴”势力所炮制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口号、煽动性言行的法律性质，是一个规范性的精准澄清。香港社会可以清晰认知到，类似的言行，是一定会负上法律责任的。首案判例也清晰表达出相应的司法裁决取向，以及量刑的轻重，香港社会成员都应该思考其意义，尤其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表者，以及年轻人。
再其次，这样一个判决本身是有威慑性的，尽管法官考量到了被告有关悔罪的情节，以及该案案情或者危害有相对可控因素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作出这一个分别量刑以及合并刑期的裁决。但实际上9年的刑期具有极大威慑性。香港国安法规定的罪行已经进入司法实践，进入了标准程序，而法律责任比一些人预期的显然要沉重得多。
最为重要的是，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的司法体系开始进行适应性调整。香港的法律界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所谓“抗争者权利”与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之间的司法平衡已经有了新的权衡公式，犯法的人必然要付出相当沉重的法律代价。这也使得首案判决具有的组合性威慑大大提升。
唐英杰案判决也应该成为香港青少年的法律行为指引。香港国安法教育是香港法治的重要一环，国际社会也需要理解香港法律环境的变化。可以说，唐英杰以及之后的香港国安法判例，都会成为稳固香港法治环境的新增长点和亮色。
作者：张洪硕，深圳卫视直播新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