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她是关在“金丝笼”里的贵族小姐；
她是抗战时期的青年女诗人；
她还是《呼啸山庄》译名的首创者；
杨宪益宠爱她，沈从文关怀她，巴金指引她；
她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
她，就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苡。
杨苡
一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生于显赫之家，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与袁世凯、冯国璋等军政要人过从甚密。母亲虽然出身普通家庭，但在丈夫影响下，她读书、看报，有远见，眼界开阔。
含着金汤匙出生，杨苡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小姐。
不幸的是，出生不久，父亲感染风寒意外去世。好在家大业大，靠着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一家人住在天津日租界“一座巨大而样子难看的宅邸”，生活有仆人照料，日子依旧富裕而悠闲。
庭院深深，又兼父爱缺席，杨苡最依赖的，就是大她近5岁的哥哥杨宪益，她常常拽着哥哥的衣袖逛市场，看电影，到书店买书。哥哥的同学叫她“小尾巴儿狗”。
杨苡与母亲
被爱包围着，在儿歌、涂鸦和洋娃娃的陪伴下，杨苡快乐成长，活泼而淘气。
童年的欢乐就像绚丽的花朵，牢牢地埋在她的心底，人生底色温暖而明亮。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忧虑的，那就是，“哥哥太聪明，姐姐太努力”，相形之下，显得她“又笨又懒”。
果然，几十年后，哥哥杨宪益成为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1927年，8岁的杨苡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学校创办于1909年，赵四小姐、严幼韵等名媛都曾就读于此。
课本都是英文的，除了英文、国文、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外，也重视品德修养，穿衣、吃饭，与人交往，都有一套规范。
那时，杨苡每礼拜都去电影院看电影。受爱讲故事的母亲、博览群书的哥哥熏陶，她作文不错，在学校举行的恳亲会（相当于现在的家长会）上，展示出的作文常能获得好评。
中西女校的生活丰富多彩，可是不久，寂寞就来侵袭。
1934年，哥哥杨宪益去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也去了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没了哥哥姐姐的宠爱，杨苡只好靠看电影、听音乐、收集电影明信片打发时光。
杨苡（左三）与母亲、哥哥、姐姐
正是那段时间，她看了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主演的好莱坞名片《魂归离恨天》，这个爱与复仇的离奇故事一时令她如醉如痴，从此，与这部作品结下不解之缘。
更大的苦闷接踵而至。“一二•九”运动后，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杨苡的内心也燃起熊熊的爱国之火，可是封建家庭的桎梏令她寸步难行。
朋友们都在参加游行示威、集会活动，杨苡却“像关在一只金丝笼里的小鸟，不能飞向宽阔的天地”。
压抑的心渴望倾诉，她想到了巴金先生。巴金的《家》，她已经读过，“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觉慧”的话不时响在耳边，她鼓起勇气给巴金写信诉说彷徨：“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
一个“渺小读者”给一个“伟大作家”写信，这本是少女的一时冲动，谁料，巴金的回信真的到了！
17岁的高二学生杨苡兴奋着，心跳着，恨不能告诉每一个人：“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
“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兄长般的鼓励，她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地把信珍藏在一只带锁的小铁箱里。
受到鼓舞，杨苡开始写作、投稿，剧评、诗歌、散文陆续发表。
1937年，杨苡从中西女中毕业，因为中、英文成绩都不错，被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天津危机四伏，杨苡重又被关进“金丝笼”里，无奈过着富家小姐的生活。
可是几个月后，迫于形势，她不得不走了——她发表的抗日诗《失去爸爸的孩子》被日本人盯上了，报社编辑催她快逃。
二
1938年7月7日深夜，匆匆告别几百张唱片、明信片，一堆来自法国的洋娃娃，杨苡登上“云南号”豪华客轮，成为“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她将转道香港，投奔战时在昆明成立的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
前方就是向往中的自由，因为兴奋，与含着眼泪的母亲挥手再见时，杨苡甚至是开心的。
到香港后，等船期间，杨苡住铜锣湾，游维多利亚海港，那是她“最后的贵族生活”。由豪华客轮的“大餐间”，到法国邮轮的二等舱，再到席地而坐的“闷罐车”，一个月后进入云南边境后，贵族小姐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亡学生了。
然而一切都是新鲜的，那些云和树，山和水，都像极了莫奈风格的油画，赏心悦目。
住在一间临街小屋里，点上煤油灯，“有趣且富有诗意”。木门外，大雨滂沱，屋内，望着顺着木门流进来的雨水，她欢快地唱起美国流行歌曲《我在雨中唱》。
因为中学毕业时已经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以“复学生”的身份，杨苡等待西南联大开学。
杨苡在昆明
有一天，同船来到昆明的北平艺专的郑颖孙先生掀起她的土布门帘：“杨小姐，来！我带你见个人。”
就这样站在沈从文面前，原来，他就住在对面楼上。
沈从文穿着灰色长袍，镜片后面是一双微笑着的眼睛，一口湖南话“那么轻，那么软，好听极了”。
他打量着杨苡，先是称赞她“刚满19岁就有勇气离开富有的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到内地学吃苦”，之后又亲切地叮嘱她：“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总不成！”
可是那时的杨苡“浑浑噩噩”，看电影，唱歌，为《战歌》杂志写诗，参加漫画班，用绒线在麻布上绣她的艺术想像，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就连“跑警报”，都像是出城郊游，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欣赏油菜花。
直到有一天，一场轰炸过后，邻居家女儿告诉她，沈从文一边喝酒一边哭：“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那一刻，一向爱闹的杨苡安静下来，深受震动。
杨苡与晚年沈从文
不久，郑颖孙离开昆明，杨苡搬进他原来的卧室，而外屋，就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编教科书的书房。
沈从文耐心地劝她，“少写那么多充满口号的抗战诗，即使是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建议她：“还是进外文系好，进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捆住你的，你已读过十年英文，该多读些原著，要打开眼界……”他还捧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她写读书笔记，“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从此，每个晚上，杨苡都安坐在一盏小油灯旁，每逢想偷懒时，就转头望向后一排房屋，糊纸的窗后，一盏昏黄微明的灯还亮着，她知道，那灯下，沈从文先生正在伏案。
联大复课后，杨苡搬到临时校舍，投入了另一片热火朝天的天地。很多年以后，她还时常回忆起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督促她：“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得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那时的联大，名师云集，学风自由。外文系里，叶公超是系主任，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是“正宗的美国范儿”。联大仍然坚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不分上下级，没有官僚味，一律称“先生”。
尽管“老师非常好”，可是，新鲜感过后，西南的湿冷，吃不饱，木床上的臭虫是从未见过的多，也没有电影看，这些都令她沮丧，习惯了北方大火炉和暖气汀的杨苡开始想家。
唯有写信，向巴金先生倾诉，说自己常常望着月光想哭。巴金的回信，还是一贯的兄长式的开导：
“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
几十年后，在上海巴金的大客厅里，巴金大笑着对老朋友们说：“她可以一封信写十好几张大信纸！”
幸好，忧郁只是暂时的，爱写诗的杨苡很快找到了“组织”——她加入了高原文学社。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杨苡令一位年轻的诗人怦然心动。
诗人叫赵瑞蕻，“清峻，谦和，斯文，有学者的英气”（陈丹青语），比她高两班，高二时就已经尝试翻译，发表作品，是吴宓的高足。
此后，一起上吴宓的课时，他就坐在她旁边；她去看话剧，不喜欢戏剧的他也欣然跟去；再后来，月光下的操场上，璧人成双。
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这天，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示。
战事正紧，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女儿出生没多久，杨苡用绿色棉布装扮的家就被震塌了，他们的住处疏散到了郊外的山上。
有一天，站在三平方的小屋门口，她看到有个人撩着长袍从山下走上来，是沈从文先生！从城里到郊外，那样远的路，且只能步行，可是沈先生来了，他微笑着说：“哈，做了狼狈的小母亲了，让我看看你的小婴儿！”
沈从文离开不久，给她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女人若过了25岁还是白白地打发日子还有什么希望！”那年，杨苡22岁，还有3年。
那时起，她开始从学校的图书室借大量的书来读，那盏昏黄微明的灯，为她照亮了前行的路。
1942年，赵瑞蕻到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因为生孩子耽误学业的杨苡也跟随他到重庆，在中央大学借读。
图书馆仍是杨苡最常去的地方，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时，她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她“又一次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
丈夫赵瑞蕻正在翻译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他影响，杨苡也动了翻译的念头。当时流行读《简•爱》，但她觉得，这本书里的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是永恒的，“我翻译《呼啸山庄》，就是要证明它比《简•爱》更好！”
那时，哥哥杨宪益已经回国，他告诉杨苡，梁实秋已经完成一个译本，译作《咆哮山庄》。
“我想也许是梁先生从希刺克厉夫的乖戾性格与暴虐行为得到启发，但我总认为这个书名不妥。W.H是希刺克厉夫的居住地，原属于恩萧家族的住宅的名称，我想任何房主是不会愿意用’咆哮‘二字称自己的住宅去吓唬来访者的”，对此，杨苡“耿耿于怀”。
随着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杨苡到了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儿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翻译《Wuthering Heights》一再搁浅。冥冥中，她在等待一个时机。
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间破房子里。
“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的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激动之余，杨苡给巴金写了信，巴金回信说：“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
一方面支持鼓励，一方面也严格要求：“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
从小就认为自己很笨的杨苡，靠着一本字典谨慎翻译，她时时牢记巴金的叮嘱，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
一年后，十年梦想终于实现。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从此走进了国人的视野，由杨苡首创的“呼啸山庄”译名，也一直为后人沿用。
杨苡译著《呼啸山庄》
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开始了。因为作品中“宣扬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爱情至上”“流毒甚广”，《呼啸山庄》受到批判，杨苡也“靠边审查”，与同样处在灾难中的巴金断了音讯。
四
1980年，让杨苡背上十多年沉重包袱的《呼啸山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一年，61岁的她离开学校，主动退休了。老朋友们又重聚巴金家中，聊起那场浩劫，都感慨地说：“活下去真好！”
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又那样难忘，杨苡在笔下怀念故人，作品多次获奖。1987年，她将劫难后残存的1939至1985年间与巴金交往的60封信件编注、整理，出版了《雪泥集•巴金书简》。为了保存这些信，文革中，她还挨了此生唯一的一记耳光。
书出版后，耄耋之年的巴金再次致信：“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巴金与杨苡
1997年底，巴金住院，杨苡去看望这位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心灵导师。说话困难的巴金费劲地叮嘱：“多写！”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005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巴金告别人世。8年后，94岁高龄的杨苡出版《青春者忆》，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文字写下与巴金交往的故事，这是她献给巴金先生的“好长好长的梦”。
巴金的叮咛，她一直记着，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一直在写。
2015年，哥哥杨宪益去世六年后，她携小女儿赵蘅主编了《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一套六本，工程浩大，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
故人渐凋零，唯有杨苡天真地活着，写着。她的客厅，常常高朋满座，墙上挂着鲁迅的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老友小友，记忆力惊人的她豪情依旧，把往事娓娓道来。
“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人生呼啸而来，时间呼啸而去，置身其中，杨苡青春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