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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与巴金交往,被杨宪益宠爱一生,她译《呼啸山庄》风靡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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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彩霞 2021-07-30 16:26

文/潘彩霞

她是关在“金丝笼”里的贵族小姐;

她是抗战时期的青年女诗人;

她还是《呼啸山庄》译名的首创者;

杨宪益宠爱她,沈从文关怀她,巴金指引她;

她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

她,就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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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生于显赫之家,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与袁世凯、冯国璋等军政要人过从甚密。母亲虽然出身普通家庭,但在丈夫影响下,她读书、看报,有远见,眼界开阔。

含着金汤匙出生,杨苡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小姐。

不幸的是,出生不久,父亲感染风寒意外去世。好在家大业大,靠着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一家人住在天津日租界“一座巨大而样子难看的宅邸”,生活有仆人照料,日子依旧富裕而悠闲。

庭院深深,又兼父爱缺席,杨苡最依赖的,就是大她近5岁的哥哥杨宪益,她常常拽着哥哥的衣袖逛市场,看电影,到书店买书。哥哥的同学叫她“小尾巴儿狗”。

杨苡与母亲

被爱包围着,在儿歌、涂鸦和洋娃娃的陪伴下,杨苡快乐成长,活泼而淘气。

童年的欢乐就像绚丽的花朵,牢牢地埋在她的心底,人生底色温暖而明亮。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忧虑的,那就是,“哥哥太聪明,姐姐太努力”,相形之下,显得她“又笨又懒”。

果然,几十年后,哥哥杨宪益成为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1927年,8岁的杨苡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学校创办于1909年,赵四小姐、严幼韵等名媛都曾就读于此。

课本都是英文的,除了英文、国文、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外,也重视品德修养,穿衣、吃饭,与人交往,都有一套规范。

那时,杨苡每礼拜都去电影院看电影。受爱讲故事的母亲、博览群书的哥哥熏陶,她作文不错,在学校举行的恳亲会(相当于现在的家长会)上,展示出的作文常能获得好评。

中西女校的生活丰富多彩,可是不久,寂寞就来侵袭。

1934年,哥哥杨宪益去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也去了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没了哥哥姐姐的宠爱,杨苡只好靠看电影、听音乐、收集电影明信片打发时光。

杨苡(左三)与母亲、哥哥、姐姐

正是那段时间,她看了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主演的好莱坞名片《魂归离恨天》,这个爱与复仇的离奇故事一时令她如醉如痴,从此,与这部作品结下不解之缘。

更大的苦闷接踵而至。“一二•九”运动后,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杨苡的内心也燃起熊熊的爱国之火,可是封建家庭的桎梏令她寸步难行。

朋友们都在参加游行示威、集会活动,杨苡却“像关在一只金丝笼里的小鸟,不能飞向宽阔的天地”。

压抑的心渴望倾诉,她想到了巴金先生。巴金的《家》,她已经读过,“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觉慧”的话不时响在耳边,她鼓起勇气给巴金写信诉说彷徨:“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

一个“渺小读者”给一个“伟大作家”写信,这本是少女的一时冲动,谁料,巴金的回信真的到了!

17岁的高二学生杨苡兴奋着,心跳着,恨不能告诉每一个人:“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

“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兄长般的鼓励,她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地把信珍藏在一只带锁的小铁箱里。

受到鼓舞,杨苡开始写作、投稿,剧评、诗歌、散文陆续发表。

1937年,杨苡从中西女中毕业,因为中、英文成绩都不错,被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天津危机四伏,杨苡重又被关进“金丝笼”里,无奈过着富家小姐的生活。

可是几个月后,迫于形势,她不得不走了——她发表的抗日诗《失去爸爸的孩子》被日本人盯上了,报社编辑催她快逃。

1938年7月7日深夜,匆匆告别几百张唱片、明信片,一堆来自法国的洋娃娃,杨苡登上“云南号”豪华客轮,成为“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她将转道香港,投奔战时在昆明成立的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

前方就是向往中的自由,因为兴奋,与含着眼泪的母亲挥手再见时,杨苡甚至是开心的。

到香港后,等船期间,杨苡住铜锣湾,游维多利亚海港,那是她“最后的贵族生活”。由豪华客轮的“大餐间”,到法国邮轮的二等舱,再到席地而坐的“闷罐车”,一个月后进入云南边境后,贵族小姐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亡学生了

然而一切都是新鲜的,那些云和树,山和水,都像极了莫奈风格的油画,赏心悦目。

住在一间临街小屋里,点上煤油灯,“有趣且富有诗意”。木门外,大雨滂沱,屋内,望着顺着木门流进来的雨水,她欢快地唱起美国流行歌曲《我在雨中唱》。

因为中学毕业时已经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以“复学生”的身份,杨苡等待西南联大开学。

杨苡在昆明

有一天,同船来到昆明的北平艺专的郑颖孙先生掀起她的土布门帘:“杨小姐,来!我带你见个人。”

就这样站在沈从文面前,原来,他就住在对面楼上。

沈从文穿着灰色长袍,镜片后面是一双微笑着的眼睛,一口湖南话“那么轻,那么软,好听极了”。

他打量着杨苡,先是称赞她“刚满19岁就有勇气离开富有的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到内地学吃苦”,之后又亲切地叮嘱她:“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总不成!”

可是那时的杨苡“浑浑噩噩”,看电影,唱歌,为《战歌》杂志写诗,参加漫画班,用绒线在麻布上绣她的艺术想像,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就连“跑警报”,都像是出城郊游,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欣赏油菜花。

直到有一天,一场轰炸过后,邻居家女儿告诉她,沈从文一边喝酒一边哭:“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那一刻,一向爱闹的杨苡安静下来,深受震动。

杨苡与晚年沈从文

不久,郑颖孙离开昆明,杨苡搬进他原来的卧室,而外屋,就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编教科书的书房。

沈从文耐心地劝她,“少写那么多充满口号的抗战诗,即使是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建议她:“还是进外文系好,进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捆住你的,你已读过十年英文,该多读些原著,要打开眼界……”他还捧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她写读书笔记,“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从此,每个晚上,杨苡都安坐在一盏小油灯旁,每逢想偷懒时,就转头望向后一排房屋,糊纸的窗后,一盏昏黄微明的灯还亮着,她知道,那灯下,沈从文先生正在伏案

联大复课后,杨苡搬到临时校舍,投入了另一片热火朝天的天地。很多年以后,她还时常回忆起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督促她:“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得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那时的联大,名师云集,学风自由。外文系里,叶公超是系主任,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是“正宗的美国范儿”。联大仍然坚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不分上下级,没有官僚味,一律称“先生”。

尽管“老师非常好”,可是,新鲜感过后,西南的湿冷,吃不饱,木床上的臭虫是从未见过的多,也没有电影看,这些都令她沮丧,习惯了北方大火炉和暖气汀的杨苡开始想家。

唯有写信,向巴金先生倾诉,说自己常常望着月光想哭。巴金的回信,还是一贯的兄长式的开导:

“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

几十年后,在上海巴金的大客厅里,巴金大笑着对老朋友们说:“她可以一封信写十好几张大信纸!”

幸好,忧郁只是暂时的,爱写诗的杨苡很快找到了“组织”——她加入了高原文学社。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杨苡令一位年轻的诗人怦然心动。

诗人叫赵瑞蕻,“清峻,谦和,斯文,有学者的英气”(陈丹青语),比她高两班,高二时就已经尝试翻译,发表作品,是吴宓的高足。

此后,一起上吴宓的课时,他就坐在她旁边;她去看话剧,不喜欢戏剧的他也欣然跟去;再后来,月光下的操场上,璧人成双。

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这天,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示。

战事正紧,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女儿出生没多久,杨苡用绿色棉布装扮的家就被震塌了,他们的住处疏散到了郊外的山上。

有一天,站在三平方的小屋门口,她看到有个人撩着长袍从山下走上来,是沈从文先生!从城里到郊外,那样远的路,且只能步行,可是沈先生来了,他微笑着说:“哈,做了狼狈的小母亲了,让我看看你的小婴儿!”

沈从文离开不久,给她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女人若过了25岁还是白白地打发日子还有什么希望!”那年,杨苡22岁,还有3年。

那时起,她开始从学校的图书室借大量的书来读,那盏昏黄微明的灯,为她照亮了前行的路。

1942年,赵瑞蕻到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因为生孩子耽误学业的杨苡也跟随他到重庆,在中央大学借读。

图书馆仍是杨苡最常去的地方,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时,她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她“又一次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

丈夫赵瑞蕻正在翻译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他影响,杨苡也动了翻译的念头。当时流行读《简•爱》,但她觉得,这本书里的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是永恒的,“我翻译《呼啸山庄》,就是要证明它比《简•爱》更好!”

那时,哥哥杨宪益已经回国,他告诉杨苡,梁实秋已经完成一个译本,译作《咆哮山庄》。

“我想也许是梁先生从希刺克厉夫的乖戾性格与暴虐行为得到启发,但我总认为这个书名不妥。W.H是希刺克厉夫的居住地,原属于恩萧家族的住宅的名称,我想任何房主是不会愿意用’咆哮‘二字称自己的住宅去吓唬来访者的”,对此,杨苡“耿耿于怀”。

随着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杨苡到了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儿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翻译《Wuthering Heights》一再搁浅。冥冥中,她在等待一个时机。

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间破房子里。

“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的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激动之余,杨苡给巴金写了信,巴金回信说:“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

一方面支持鼓励,一方面也严格要求:“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

从小就认为自己很笨的杨苡,靠着一本字典谨慎翻译,她时时牢记巴金的叮嘱,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

一年后,十年梦想终于实现。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从此走进了国人的视野,由杨苡首创的“呼啸山庄”译名,也一直为后人沿用。

杨苡译著《呼啸山庄》

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开始了。因为作品中“宣扬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爱情至上”“流毒甚广”,《呼啸山庄》受到批判,杨苡也“靠边审查”,与同样处在灾难中的巴金断了音讯。

1980年,让杨苡背上十多年沉重包袱的《呼啸山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一年,61岁的她离开学校,主动退休了。老朋友们又重聚巴金家中,聊起那场浩劫,都感慨地说:“活下去真好!”

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又那样难忘,杨苡在笔下怀念故人,作品多次获奖。1987年,她将劫难后残存的1939至1985年间与巴金交往的60封信件编注、整理,出版了《雪泥集•巴金书简》。为了保存这些信,文革中,她还挨了此生唯一的一记耳光。

书出版后,耄耋之年的巴金再次致信:“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巴金与杨苡

1997年底,巴金住院,杨苡去看望这位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心灵导师。说话困难的巴金费劲地叮嘱:“多写!”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005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巴金告别人世。8年后,94岁高龄的杨苡出版《青春者忆》,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文字写下与巴金交往的故事,这是她献给巴金先生的“好长好长的梦”。

巴金的叮咛,她一直记着,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一直在写。

2015年,哥哥杨宪益去世六年后,她携小女儿赵蘅主编了《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一套六本,工程浩大,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

故人渐凋零,唯有杨苡天真地活着,写着。她的客厅,常常高朋满座,墙上挂着鲁迅的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老友小友,记忆力惊人的她豪情依旧,把往事娓娓道来。

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人生呼啸而来,时间呼啸而去,置身其中,杨苡青春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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