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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奥运:“成为自己”有什么错?|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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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1-07-30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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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京奥运又引发了一场延伸到赛场外的大讨论。

43岁的新西兰跨性别举重运动员劳雷尔·哈伯德参加女子举重87公斤级项目,并将于8月2日与我国选手李雯雯、汪周雨同台竞技。消息刚刚放出,很快就冲上了热搜。

跨性别举重运动员参赛公平吗?至少国际举重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都确认她符合各项参会标准。2015年,国际奥委会修改章程,正式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参赛资格指南中对跨性别女选手睾酮水平做出了详细规定,比如:既往12个月内血清中总睾酮维持低于10纳摩尔每升,等等。哈伯德符合相关规定,也由此成为了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尽管如此,争议声并没有因此休止。有专家指出,该指南几乎不能抵消经历过青春期的男性的生物学优势;有媒体分析,哈伯德在“性别转换”之前曾是男子举重运动员,但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平平,2017年参加女子组比赛后,先后在各类比赛中摘得“六金一银”;比利时参赛选手安娜·范贝林亨也通过媒体发声,她尊重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但哈伯德参赛对于其他女性选手而言有失公平。

在参赛是否公平的讨论之外,跨性别群体的困境也再次浮现出来。在现有规则还待完善的环境下,跨性别者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在体育赛场上同台竞技吗?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其他的性少数群体,跨性别者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不仅在生活中受到外界的排挤和歧视,甚至也得不到其他性少数群体和女权主义者的支持。本期读刊分享与跨性别者相关的事实、观点与争议。

撰文 | 王嘉吟

01

是“她”还是“他”?

性别麻烦,是谁搞错了?

最近引起争议的新西兰女子举重运动员哈伯德,在2017年重回赛场之前,接受了5年的激素疗法。复出时她曾接受过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一个简短的采访,哈伯德谈及她参与举重的初衷,与塑造自身男性气质不无关联。早在1998年,当时还被称为“他“的哈伯德在新西兰青年105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35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00公斤打破了新西兰记录。换句话说,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的她,曾努力适应这个将她困住的性别框架,作为一个男人而活着。

新西兰女子举重运动员哈伯德。

扮演一个“正常人”,是很多跨性别者长期经受的日常。“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传统的二元论性别分类方法也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多数人,特别是顺性别群体或许不会对这种简单粗糙的分类多做他想。然而对于跨性别等多元性别群体来讲,“作为”、“成为”一个社会主流接受的“男人”或“女人”,可能是他们每天乃至一生的困惑与挣扎。

“跨性别”(transgender)是一个近年来流行的说法,学界对于“跨性别”的内涵和外延无法给出一致意见,跨性别的性别身份光谱多元化、时刻处在变化与流动中。总体上来讲,在讨论中,跨性别越来越被作为一个总称(umbrella term)。

“跨性别”挑战传统性别分类的同时,包容性强,广义上,它可以容纳所有及任何不适用、溢出二元论性别的假设的性别身份认同。日常生活与社交媒体上,一个人是不是跨性别取决于ta个人的对于自身性别的认知与选择。一个“跨儿”,同时可能有不止一个性别身份认同,ta可以同时是任何一种常规、非常规性别,比如男人、女人,性别酷儿、非二元性别、流动性别、易装者、变装皇后等等。在跨性别群体中,并非人人都追求通过激素、手术等等进行性别确认(旧称“性别重建”),其中一些人对于自己的生理性别或无异议,但是他们或会在衣着、言谈举止、个人称谓等等方面追求有别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同时有别于主流或社会范式的性别表达。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不再将跨性别归于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的范畴中。然而时至今日,一些地方仍然沿用了“性别认同障碍”这一旧称。一个跨性别者想要拿回对自己性别的解释、成为自己的第一步,即是成为一名医院或相关机构认证的“精神病人”。

人口学对于跨性别群体的了解仍有限,原因一是学界对于“跨性别”的定义与标准都不明确;不同于一刀切的传统二元论性别标签,“跨性别”的内涵宽泛,常在变化之中。国际上对于跨性别人口的统计数据多来自于北欧、北美等发达国家,由于统计方法与对“跨性别”定义的差异,数据浮动范围较大;以美国为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威廉姆斯研究所2017年最新报告预估跨性别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0.6%,这个渺小的数字背后是140万形形色色、活生生的人。

另一方面,跨性别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口群体,在社会中常常是隐身的。有些已经完成了性别确认的跨性别人士可能会选择彻底地封存自己过去的性别身份;又有些人并不能等到这样的一天:跨性别群体、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自杀率远高于人口平均;有调查指出至少五分之一、至多近半数的跨性别者曾尝试自杀。

这种隐身蕴含着颇多无奈,一方面主流社会难以“宽容”跨性别群体“做自己”;另一方面跨性别身份让他们轻易成为性侵害与施暴的对象,一旦被标注为“少数派”或“异类”,麻烦接踵而至。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媒体在某一时间点的高密度报道,容易给人们一种错觉,仿佛跨性别人士“入侵”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很难说对于跨性别群体的曝光、审视与评论到底是满足了谁的猎奇。跨性别群体以及学界近些年对于影视界片面化的利用、展览跨性别的生活与经历也有很多批评讨论。

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02

饱受非议的“变性人”:

“成为自己”的过程有多难?

和覆盖面更广的“跨性别”(transgender)相比,另外一个曾经常用于描述跨儿的词是“变性人”(transsexual),这个说法出现得更早;历史上,这个词汇曾是称呼跨儿的歧视性用语,现在在一般讨论中较为少见。但是,至少在英文语境中,跨性别群体中的有些人会选择沿用这个词语,以强调自己“变性”而非宽泛的跨“性别“的身份。

“变性”,更强调对人生理性别的区分,它的含义更窄,某种程度上,它更符合人们对于性别以及跨性别群体的理解与想象:ta们 “生错性别”、被困在性别错位的身体里,最简单直白的解释即是,她出生时被医院依据生理特征注册为男性,但是她的自我认知为女性,而后她可能会通过手术、激素、申请更改官方文件中的注册性别、在人际交往中使用“她“代指自己等等,以匹配自己“是”一个女性的认知。身为一个女性,她希望能够在社会层面也被认可为女性。他们或更多感受到对于自身出生时生理性别的排斥与不适,更希望最终转变为“另一种性别”,脱离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及性别称谓,而最终成为镜子另一面的“他”或“她”。当完成转变时,一些人会完全脱离、摒弃“跨儿”身份,成为新的“他”或“她”。

但是成为理想的镜中之我,进行并完成转变的过程荆棘遍布。性别确认(gender affirmation)过去也被称为“性别‘重置’(gender reassignment)”,很显然,后者提出的视角仍是从主流性别假设出发的,人们逐渐开始用前者代替后者,以示对跨性别当事人的尊重。性别确认的手段包括激素、手术、心理咨询等等,较为理想的医疗介入开始时间在青春期前;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一生可望不可及的奢侈梦想。

单就手术来讲,每一次手术的开销在几千到几万美元不等,长期固定药物则每年开销至少上千美元。其中的一些项目有可能申请医疗保险报销,然而医疗保险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时即便购买了医保,保险拒绝跨性别者的报销需求也屡见不鲜。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最早提出了“镜中我”的理论,他认为,人的自我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

很多人甚至没有机会去思考、规划这些,当他们主动或被动“出柜”为跨性别者时,可能最终沦落街头,失去一切与社会的联结。万一有幸开始性别确认的过程,在医疗系统里等待着跨性别者的可能是比他们更茫然无措的无经验的医疗系统、性侵害、言语与肢体暴力、或者直接吃闭门羹。如果他们有幸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完成了性别确认,此后还要应对手术和药物等带来的短期或长期副作用,例如更高的中风、癌症风险。由于医疗体系对跨性别人群的关注与研究最多可以算是在起步阶段,更令人担忧的或许是一句“副作用尚不明朗”。而即便一个跨性别者完完全全跨到了镜子的另一面,申请在法律文件与政府官方记录上更改性别又是另一场马拉松:以美国为例,申请者可能需要支付费用、提交医生证明、法院证明等等,州与州之间,规定的多寡、明确性,以及实际操作难度有很大的差异。

仅仅是为了“成为自己”,作为少数派的跨性别群体在经济、社会关系、身心健康方方面面要承受顺性别多数派难以想象的风险。

去年12月2日,加拿大演员艾伦·佩吉(Ellen Page,曾参演《朱诺》、《盗梦空间》、《X战警:逆转未来》、《水果硬糖》等电影)在推特上发布长文,对外宣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且将名字改为艾略特·佩吉(Elliot Page)。

03

弱者看向更弱者,

跨性别群体的同盟在哪里?

一方面要应对风险、生活保障的缺失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还会遭遇社会性、系统性的误解与歧视,无论跨性别个体的意愿如何,作为群体,他们不得不卷入、参与到政治活动与争议中。

2020年,特朗普政府曾试图对美国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疗法案”,因其在奥巴马在任期间推出)做出修订,修订的焦点在法案中的第1557小节,这一节中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为一个人的性别——包括性别身份认同与性取向——而歧视他们。特朗普政府做出的修订旨在将“性别”框定为出生时指定的生理性别。这最终可能会导致跨性别群体同LGBTQIA+群体等少数派,在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遭受歧视,同时难以寻求法律支持。

虽然同样为少数派,跨性别群体在LGBTQIA+这个表述中也常常出现,但在表达政治诉求过程中,跨性别群体与其他性别、性向少数派,并不总是同道而行。跨性别群体对于自身的性别身份、社会性别表达有多样化的理解与需求。同样的,对于自身的政治身份认知、选择与谁结盟,跨性别群体的内部也有不同声音。有些人和其他性别、性少数派站在一起,同时也有人不把自己看作是性向少数派的一员:原因是,在他们看来,跨性别的关注点在于性别身份而非性取向,并且跨性别者并非都是性向少数派——跨性别者同时也可能是性向多数派即异性恋。此外,遗憾的是,即便是在LGBTQIA+这个已经是少数派的群体里,仍然会有少数派中的少数派,跨性别群体在少数派内部仍可能受到歧视与欺凌。

曾经当人提起少数派时,更常见的缩写是“LGBT”,如今“少数派”中的差异更多样化,例如“LGBTQIA+”这个长长的缩写里包含了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 双性恋(Bisexual),跨性别(Transgender), “酷儿”(Queer),间性(Intersex),无性恋(Asexual)及“其他”,其中包括了泛性恋、非二元性别、流动性别、兼性、双灵,等等。可以看到,这里既有描述性别身份又有描述性取向身份的词汇。

在这些少数派之外,又另有一个“A”,“ally”——“同盟”,性少数群体的同盟并不需要“是”少数派,他们自己可能是来自顺性别异性恋的男男女女。

随着性少数平权运动的推进,“性少数群体”的含义越来越多元。

04

跨性别群体与女权主义者,

矛盾在哪里?

女权主义者群体里,不乏本身是跨性别的研究者与性少数派、跨性别群体的“同盟”。不过在最近的一些关于公共设施,特别是学校洗手间的使用权争论中,跨性别群体似乎有时被推向了女权主义甚至是女性群体的对立面。流行文化与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用“TERF”这个缩写代称对于恐惧、排斥跨性别群体的女性。

“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排除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又被称为“排跨基女”),这一称谓最早出现于2000年初,提出这一概念的顺性别女权主义者希望通过这种细分将自己与排跨阵营分开。而被称为“TERF”的群体如今排斥这一称谓,她们更多称自己为“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女权主义者。这一群体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对话较少,相对来说,她们更强调生理性别,以及其对于“女人”、“女性体验”的塑造作用;在这基础上,她们在讨论、批评跨性别女性时,会特别强调她“跨”性别的身份而不承认她的“女性”身份。相对的,她们也会更推崇传统性别认知、分工与表达。一个人的身份非常复杂,性别、性取向未必会在所有时刻都是塑造一个人身份的核心;在社会学、女性主义研究等学术界,跨性别群体常常作为研究对象出现,近年来,随着跨性别群体更敢于出现在公众视野内,社会恐跨、排跨情绪也不断升级,不乏有学者开始站出来正面回应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TERF”/“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在公共讨论与政治活动中,经常诉诸于自身“正统”的女性身份,将自己塑造为(因为生理性别而天然的、无可奈何的)“弱者”,需要保护以免于受到“男性”的伤害。

英国知名作家J.K.罗琳针对跨性别群体的发言,让她也被划归进“TERF”的一边。作为顺性别异性恋女性,她从一个自我认知的“真女人”与家暴幸存者的角度阐述了跨性别者——特别是跨性别女性,带给“女性”的恐惧与不公平。虽然她的行文中,实指的是在传统两性结构中,在高位者的男性给女性带来的普遍恐惧与暴力,但是在她的表达与阐述中,现实中的施暴者隐身了,跨性别女性被踢出她本可归属的女性共同体,并成为了张冠李戴的替罪羊。

英国著名作家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更多相关内容详见:;)

弱者看向更弱者,受害者同时成为了无知无觉的施暴者——经常成为争议焦点的跨性别女性,不仅仅和顺性别女性一样可能遭受男性暴力,她们还遭受着来自顺性别女性的言语、身体暴力;特别是那些女性气质不够明确的跨性别女性,她们更易被边缘化、被歧视与无故指摘。“男子气概”、“女性化”等等社会性别表达,和一个人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关;怎样才算是一个社会认可的男人、女人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都会有不同的阐释。

和跨性别的遭遇类似,同性恋、其他任何非异性恋的倾向与行为都曾被归类为病理性表现。“少数派”,在社会文化中长期存在。或许该转换思路,认识到多元性的可能,接受人的复杂性;如果人类描述性别的语言、对于性别的定义与认知是后天的发明,那么或许不断分类、创造单一固定的标准并试图排除异己才是问题所在。

05

“人人参与”的理想背后:

竞技体育中被强调与被忽视的性别

实际上,哈伯德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参加国际重要体育赛事的跨性别人士。她更不是第一个在重要赛事中遭受外界对她性别质疑的女性。在对于跨性别群体有无“资格”参与或不参与某个项目,承受最多关注的往往是跨性别女性,特别是不符合传统女性气质期待的女性,攻击的重点往往在于她们不够“女性化”的外貌身形,或是出类拔萃(换句话说,“女性不应达到”)的成绩。这一点上,似乎对于“女性”性别身份的预设与“女性气质”的期待,超越了跨性别身份;即便是生而为女、自我认知又是女性的运动员,也难以避免遭受人们对于她性别的质疑与奚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亦指出,“恐跨”是厌女症表征的一种。在“恐跨”、“排跨”的语言中,限制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同时否定了女性的能动性与行动力,女性再次被套进一个女人“应该如何”的格子。

劳雷尔·哈伯德。

现代奥林匹克开创以来,对于女性的性别审查从未停止;1968年以前,女运动员需要赤身裸体列队被检查,以确认她们有足够的女性特征被认可为“女人”。作为职业选手来竞技的她们,却要脱光衣服、遭受陌生人对于她们女性身份的凝视与品评。在运动员们与社会活动人士持续抗议声中,1968年之后,奥委会转向更现代化的科技,比如激素、基因检测等等,但是在赛场上的性别归类从未停止。更早前女性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不被准许参赛,运动场不属于女人。这背后的逻辑迎合了一个“女人”理应是弱者,如果她能在高水平的竞技赛场上大放异彩,展现出历来被认为是一个“男人”才有的能力,那么她的性别身份就应该接受质疑与审查。

然而“不是男人,就是女人”的二元论划分方法,在科学上也并不能站住脚。奥组委通过激素、基因来划分男性、女性的方式,遭到了很多运动员与医生的诟病——谁是男人,谁是女人,划分标准是什么?当前的激素测试,将很多天生激素水平高的女运动员也划分在“女人”的分类之外;在赞叹有些运动员天赋异禀,比如傲人的身高、超长的臂展等等的同时,又有些女运动员生来的生理优势成为了她们不够“女人”的罪证。基因测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人类在出生时的“性别”或者更准确来说“性别特征”就很多元,有些人生来带有男性基因但是性别呈现为女性,有些人生来就既是男人也是女人。僵化的标准从未对应人类的现实。跨性别运动员的困境只是例证之一。

西班牙跨栏选手Maria Martínez-Patiño。

1988年汉城奥运会赛季,西班牙跨栏选手Maria Martínez-Patiño,因为没有通过奥委会的“女性”鉴定,被禁止参赛,基因测试显示她有y染色体,尽管她看起来和其他任何“标准女人”并无不同,她也一直以女性身份生活、参赛。30年后,南非跨栏运动员Caster Semenya面临同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曾在女性田径场上表现优异的Dutee Chand、Santhi Soundarajan,或许还有更多人早早就被拒之门外,不得不放弃体育梦。

《奥林匹克宪章中》提到奥林匹克精神包括保障人人都有参与机会而不受歧视困扰;不无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上,多年来,单在性别身份这一点上,通过人为制造标准,许多运动员需要克服竞技水平之外的困难才能站在起跑线上。有些争论的焦点在于跨性别运动员,或说超出传统性别标准的运动员在竞技中有“天然”优势,如果这点为真,跨性别运动员应该人人满贯,在女性运动中,力压其他任何“女”选手。现实并非如此,同时尚无任何决定性证据表明睾酮水平与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紧密相关。

南非跨栏运动员Caster Semenya。

“生理决定论”对运动员们,特别是女运动员或是一种无形的侮辱,一个运动员能够站在赛场上、超越自我,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训练、持续的经验积累、一场场比赛中的技能磨练与提升。竞技体育需要付出常年的努力,这一过程中,需要很多经济社会资源支撑。对于女性运动员、女性参赛的项目持续性的忽略、轻视,运动员得不到足够资金、优秀的教练与良好的训练环境,是竞技体育中的顽疾;提升这一方面的公平性,应比花更多资金与精力审查运动员的性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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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2岁的哈伯德离开举重赛场,2017年,她重返赛场。2018年一场比赛失误手臂骨折,几乎断送了她的职业生涯;新西兰选送她作为5名参战东京奥运举重赛事的一员时,哈伯德在致辞中感谢人们对她的支持和鼓励,帮助她战胜伤病重回赛场。

身处舆论风暴的中心, 哈伯德发声很少,对于外界的声音,她没有给出过多回应。2017年复出时那场不足10分钟的采访中,主持人曾问到她对于外界对于她性别身份的过度关注与质疑作何感想,她的回答平淡,和诸多在职场中的男人、女人一样,她说她无意改变世界,她只是想做她自己,做好她该做的,专注于她的举重事业——

“我就是我。我无意改变世界。我只是想做我自己,做我该做的。”(I am who I am. I’m not here to change the world. I just want to be me and do what I do.)

“我真正能做的也只有专注、举起这重量。”(All I can really do is to focus and lift.)

主要参考文献: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Guidelines for psychological practice with 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0(9), 832-864. Bariola, E., Lyons, A., Leonard, W., Pitts, M., Badcock, P., & Couch, M. (2015).

Demographic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resilience among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5(10), 2108-2116.

Fausto-Sterling, A. (2000). Sexing the body: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 Basic Books.

Flores, A. R., Herman, J. L., Gates, G. J., & Brown, T. N. T. (2018). How many adults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16.

Hines, S. (2019). The feminist frontier: On trans and feminism.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8(2), 145-157.

Jones, C., & Slater, J. (2020). The toilet debate: Stalling trans possibilities and defending ‘women’s protected spac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8(4), 834-851.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5). IOC Consensus Meeting on Sex Reassignment and Hyperandrogenism November 2015.

Meier, S. C., & Labuski, C. M. (2013).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transgender pop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demography of sexuality (pp. 289-327). Springer, Dordrecht.

Pearce, R., Erikainen, S., & Vincent, B. (2020). TERF wars: An introduc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8(4), 677-698.

WHO (2019). ICD-11: Classifying disease to map the way we live and die.

RNZ (2017, December 7). Laurel Hubbard: I have to block out the criticism.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王嘉吟;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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