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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都画文物!一个考古绘图师的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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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 2021-07-29 23:14

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七楼的尽头,一间约5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只有一名工作人员。28岁考古绘图员张立超的办公座位在室内最右边的角落,一张桌,一条凳,仅占用1平方米。而在他身后的铁架和地上,混杂又有序地堆满了各种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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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超

抬头,用手中的直尺测量眼前的物品;低头,拿起笔在纸张上精确描绘。张立超常常在案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坐累了,他将脖子极力往后仰,发出嘎嘎的骨响。起身,小心穿过他自己规划的一条“文物”小径,拿出一件新文物,走回案桌前,再继续绘画。

在这间办公室内,文物和他都沉默着,但彼此之间是最熟悉。

张立超正在绘图

张立超是考古绘图师,这是考古研究中较为“冷门”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通过实地勘测、细心观察,同时借助专业工具,使用绘图技法,详实记录遗址面貌、文物器形、大小、纹饰、相对位置等原始信息的重要手段。它与照相、文字资料一起,代替文物说话。

张立超拿出一沓一指厚的复印纸,上面印有3000余件文物的草图,这是张立超耗费一年时间绘制的,位于这家办公室内的文物草图,“文物绘图和艺术绘图很不一样,我本身学设计出身,但从不敢在上面加上一丝创作。我要发现每一件文物的特点,精确又直观地绘制出来,这是对考古绘图最基本的要求。”

考古绘图讲究客观、真实

张立超的桌子上有大小不一的三角尺、圆规、各式笔以及米格纸等。为了向记者展示绘图的过程,他将一个修复好的陶罐放在案桌的小平台,用三角尺测量其高度和陶罐口、底的直径,按照比例,在米格纸中绘制出一个“工”字形。

张立超展示图纸

“陶罐胸部的弧度,是由很多‘点’组成的。”张立超把陶罐右边靠近竖立在一旁的三角尺,拿出另一把直尺测量陶罐未接触三角尺的数据,“陶罐底部距离和三角尺之间的空隙有4厘米;陶罐高度2厘米处,距离三角尺是3.5厘米……”他一边记录数字,一边在米格纸上定下点。十多个点,串联起来,陶罐右边的弧度,便完整复制下来。左边的弧度,如法炮制。

在张立超的绘图中,以“工”字形中间的竖线为分界。左边用于绘制陶罐的厚度,右边是纹饰。“陶罐口和侧壁,一般用游标卡尺就能测量出来。底部则需要将直尺垂直伸进罐底,用从外部测量的高度减去内部高度,就能得出罐底的厚度。”张立超指着陶罐上的流釉现象表示,“流釉的形状和上面的纹路,都需要尽量还原,有些需要在旁边用文字标识,力图客观、真实。”

张立超

一件文物可以从正面、侧面、背面、局部、等不同的面进行绘制,用具体的尺寸和准确的空间位置,复原文物或遗迹。同时,埋藏地底数千年的文物,表面纹饰可能模糊不清,考古绘图师在拿到清洗、修复后的文物后,无论是文物的工艺、加工痕迹、它所留下的各种信息,都要通过考古绘图工作者手中的画笔一一反映。能把文物纤细如发、不易观察到的信息清晰纪录下来,让见多识广的考古学者们往往只需要看照片,再看绘图,不用看文字就能判断文物的大致年代。

张立超在这个岗位工作仅有五年时间,但上万件绘图的经验,让他对这一行业有很多自己的看法。“我身边好多学艺术设计的同学听说我这个工作,都会觉得枯燥,但我现在挺享受这一过程。”张立超回想起自己进入这一行业,用了“阴差阳错”形容,“那时这里刚好缺一名绘图师,我又刚毕业不久,便让我来帮忙。通过跟前辈学习,我开始慢慢画。后来我就没有时间走,因为东西还没画完。”他指着身后竹筐内的文物说,开玩笑地形容,那时手里的文物还没画完,又搬来几箱让他画,慢慢地,办公室堆满了,他也走不了。说完他笑道,经过这五年的时间,他慢慢喜欢上这一职业。

可以拍照的文物 为何要手绘?

最近,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展了“妙笔生花——考古绘图展”,展出绘图作品约70余件(组),使观众了解考古绘图的常识、技法和意义,体会考古人的工匠精神。展览中精选了良渚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四川其他时期重要文物的线描图。其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的作品清晰展现了良渚的神人兽面图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业考古绘图师罗泽云笔下的三星堆出土文物线图是首次集中展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席考古绘图师卢引科的作品,复原了遗迹最初的样子,堪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良渚玉琮上的神徽,方向明绘

在考古工作中用绘图的方法准确记录和说明考古发掘材料及文物资料的做法,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在考古工作中,除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收集资料、研究文献记载之外,还得对遗迹、遗物进行细致的绘图工作,这也是资料收集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考古工作展开研究的基础。

卢引科

一份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或论文,如果单纯使用语言或文字表达物体的形状和纹饰,很容易产生模糊的印象和不确定性,只有附有一定的绘图和照片,才能更加鲜明表现考古报告的真实和准确性,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学术考古。

有人不禁发问,如今有了先进且精度高的摄影器材,为何还需要考古绘图呢?

其实,这其中有本质区别。考古绘图需要根据文物本体,从科学研究角度来作图,真实展现文物。更重要的,考古绘图的理论基础是正投影画法。

张立超

正投影是什么概念?张立超拿陶罐举例,照相机无论从哪一角度拍摄出的陶罐,都会出现近大远小的透视感,“比如陶罐口,有些角度拍摄出来,它呈椭圆形。”但考古绘图,不会有透视,正面绘图的陶罐口肯定是一条直线,“这就是摄影无法满足的考古需求。” 张立超说,考古绘图可以更直接体现一件文物本来的面貌,尺寸、大小不会因为透视而变形。

其实,90后的张立超也试过用电脑绘图,不过目前他还未找到能完全替代手绘的方式,“绘制的每一件器物,无论如何都逃不过需要用手去测量,所以用手测量再在米格纸上绘图,其实是最快的方式。”

偶尔,在田野考古中,考古绘图师们还是会借助现代仪器绘图,“比如航拍器,从遗址正上方拍摄的照片,可以给绘图师们一个参考,但绘制遗迹的内部结构,仍然需要实地测量。”

他享受着和文物无声的交流

如今,在文物保护中,文物的图形绘制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文物的病害图、局部分析图等,在实际的工作中,不仅方便考古研究更方便保护和修复。将文物置于适当的光线条件下进行目视检查,观察有无毛边、惊纹、冲口、裂缝、破碎、缺损、伤釉、侵蚀、附着物、生物损害、盐析等病害现象,并一一记录下来是考古绘图必不可少的步骤。

刚来这里工作时,张立超很不习惯,“那时觉得,不过就是画画嘛,小case。卢引科老师能画的,我也可以画。”但渐渐地,他发现这一工作比其他绘画更需要耐心和定力,不仅讲究精准,还需要和文物“对话”找到它的特点,用不同的面展现它的文化内核。

张立超办公室中的文物

张立超说,他如今绘画一个陶罐需要20分钟,但每一次画完再检查时,都会发现一些问题,他认为这就是考古绘图的乐趣,“每天在这里,我的心很安静,每一件文物我都用心观察过。”张立超说,很多文物看起来差不多,但在考古学者们眼中,有本质区别,而他便需要找到每一件文物的独特之处,并真实记录下来。

张立超

目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里的考古绘图师不到十人,勘探发掘二部主任易立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考古绘图师的数量远远跟不上需求,很欠缺。”他说,现在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多,数量庞大,这些文物都需要考古绘图师画图,“但整个行业培养出来的绘图师人才比较少,好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同时,很多人对这个工作不了解,所以招人较难。”易立表示,对于招聘考古绘图师,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功底,到了研究院里再由前辈培养。

如果说,考古绘图是一项与耐心赛跑的工作,那么,敏锐的观察力就是整理者和绘图者需要具备的功底。这份观察力事关领会器物的根本,也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如今再回过头看,他对卢引科绘制的图很是崇拜,“因为卢老师有充足的经验,能够精准找到文物的展现面和美感。这点需要我们后辈不断学习,才能得来。”

考古绘图“大神” 匠心展三星堆神迹

而在四川,也有公认的考古绘图“大神”。

绘制过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线图的黄家全,80年代初就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青铜立人身躯细长而挺拔,手臂粗大,颇为夸张。因其高达2.6米,测量工具无法一次性精准测量绘图,黄家全便采用了传统的绘制方法——灯影成像来制图:在省考古院一楼走道上,他们将青铜立人像放在中间,找到中心点,在人像前数米垂直摆放一盏灯,人像后垂直铺上一张纸。聚光灯一打开,灯光便将立人像的影子投射在纸张上。

由于投影后范围较广,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数据不准确的情况,黄家全便架着梯子,取每段投影的中间部分,依次描摹出立人像的轮廓。此后再一一校对,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将立人像画出。

金沙考古绘图展现场

除此以外,为了更好地反映立人像的结构,黄家全在全剖的基础上,创新了一种新的剖面图画法,他将人像举起的手肘画出,更为直观、完整地呈现出结构形象。除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黄家全还为河南信阳光山县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铜盘、荥经县高山庙西汉墓发掘出土的各种漆木器、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出土的各类铜饰描绘了许多高精的考古绘图作品,现今已难以计数。有业内专家称,黄家全的专业水平在业内屈指可数,堪称大国工匠。

三星堆铜立人像线描图 罗泽云绘

同样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有一位专业考古绘图师“大神”,从业近30年专注于出土文物的图案绘制,青铜神树、纵目面具、太阳轮形器……画遍了三星堆文物,他就是罗泽云。罗泽云是广汉人,老家就在三星堆不远处。

金沙考古绘图展现场

考古绘图要求画正投影。神树高达4米多,而且花开多枝前后距离宽。小件文物,可以摆到桌子上让绘图师细细揣摩。像神树这种体量巨大、纹饰复杂的文物,只能在神树四周搭起脚手架,爬上工作台进行操作。聚光灯下,绘图师得以近距离观察到神树上振翅欲飞的神鸟,脖子和尾巴上的纹饰也各不相同。4米多高的神树,罗泽云和同事每50厘米一段分别正投影操作,得到透视图后再用比例规等工具缩小为一比四的图。迄今为止,他绘制过的文物标本超过了5万多件。

红星新闻记者|乔雪阳 曾琦

摄影|王欢

编辑|段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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