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基因：不平等的遗传》，作者: [美]道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 / [美]詹森·弗莱彻(Jason Fletcher)，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笨蛋进化论会成真吗？
有一个与基因政治有关的终极问题需要解决。相比讨论哪些人会在一代人中成为佼佼者，这一问题更关心整个社会将会走向何方。换句话说，由于不同基因型对应不同生育力，我们在认知能力方面的遗传禀赋是否会随着世代更迭而逐渐降低呢？尽管这不是《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的核心假设，但赫恩斯坦和默里确实提及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有甚者认为，社会地位引起的生育力差异对后续世代的人口分布，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运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例如，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一个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是，精明能干的富裕公民的生育率高于较低阶层的公民。克拉克在《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A Farewell to Alms）中声称，引起工业革命的关键变量是人口基因库，而不是一系列稳定的机构或浅层煤炭储量等自然资源（经济增长原因的讨论详见第六章）。在工业化前的英格兰，更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人相比经济上不成功的人有更多的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因库将不断“优化”，（克拉克使用“优化”这一词旨在表明，留存的后代将更加适应未来的现代经济生活）。当基因库优化到某一临界点时，生产力就爆发了，于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停滞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收入和人口快速增长。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克拉克的观点，某些“右翼”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共同关注的是这种二次发展的生育力（pro-development fertility）和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的另一面——他们所谓的劣生学（dysgenics）：一种有利于具有不良性状（如缺乏教育）者，而不利于拥有优良性状者的繁殖模式。
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有助于社会繁荣的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孩子，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反转局面在当今社会上演呢——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比拥有更高教育程度或更高智力的人孩子更多？毕竟，社会科学家所谓的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一个后果是，不仅每个人都有更少的子嗣，更高的后代存活率，而且许多生育率的预测指标（如女性的教育水平）的指示结果将调转。例如，在过去高生育率、高儿童死亡率时期（当今许多欠发达国家仍然如此），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育有更多（存活的）后代；如今的情况是，贫穷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孩子。
在我们对健康与养老研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受教育年数与子女数之间有-0.18的相关性。其他研究发现，在美国，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平均比只有高中学历的女性少养一名子女。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数之间的负相关程度是如此强烈，以致人口学家罗伯特·梅尔（Robert Mare）和维达·马拉拉尼（Vida Maralani）发表论文声称，提高某一代女性的教育水平不一定直接转化为下一代整体人口的高等教育水平。换言之，与教育相关的生育率下降是如此强烈，以致获得更多教育经历的女性最终没养多少子女。即使她们所抚养的孩子本身往往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是这类效应在整体人口中会被部分抵消，因为低教育群体的母亲占据了更大的人口比例，她们的生育率并没有像高知人群那样下降。事实上，我们是否拉低了整体人口的教育水平呢？倘若果真如此，这种情况会和著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智商测试的结果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逐年提高）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如图4.6所示，分析世代更替中受访者的实际教育水平和其子女数之间的相关性后，我们发现了人口研究所预期的模式。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人中，基本上不存在教育水平和子女数之间的相关性（这批人的父母出生于美国人口转变中期）。对于194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受教育年数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0）。
正如你可能已经想到的，要想确定我们是否在亲手拉低人口整体智力水平，我们需要将教育—生育力关系划分为基因型和表型两部分。生育力似乎的确有一个可稳定遗传的组成部分：子女数量增加带来的遗传力在各世代间保持一致，大概在20％。尽管一些理论表明，生育力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受到遗传的影响。因此，其他受遗传影响的性状（如教育程度）可能与生育力有着共同的遗传根源。但是，当我们考察教育水平的多基因分数和子女数之间的相关性时，我们发现相关系数为-0.04。尽管不是0，但也非常接近。此外，并没有证据表明，随着世代更替，教育水平方面存在着加强的逆向选择——从基因的角度来看，教育程度较低者生养的子女数越发多于程度较高者。
图4.6 受访者的表型与生养子女数的关系变化
注：图为在健康与养老研究中，出生于20世纪各年代受访者（N=8865）的表型与生养子女数之间关系的变化。所有的表型与生育力的关联性都有变化。教育水平在出生最晚的一批人中显示出了更大的生育力差距，而BMI与生养子女数的关联则不断减弱。星号表示出生队列与基因型的交互作用的显著性水平。*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虽然毋庸置疑的是，一个人在教育的阶梯上攀爬得越高，今后拥有的子女数可能越少，但这样的关系似乎主要与教育的社会根源有关，而不是与教育的遗传根源有关（至少从教育遗传分数来看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虽然测得的教育水平和子女数之间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强，教育基因型（education genotype）和子女数之间的微弱负相关程度并未增加。换句话说，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观念：教育水平引起的生育力差异导致教育在基因层面的逆向选择。 电影《笨蛋进化论》 （Idiocracy）的粉丝和赞同劣生学的朋友们可算是放心啦。
后乌托邦噩梦还未来到
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谜题：为何配偶可以同时在表型上如此相似，但在基因型上又如此不同？配偶间表型相似性随世代更替而增加，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遗传相似性的增加？这个疑问的逻辑很好理解：①配偶在许多指标上非常相似，如受教育程度；②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因此，①+②→③，配偶在遗传上应当也是相似的。
虽然配偶在遗传上确实有些相似，但相似性并没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许多学者观察到的教育分类程度增加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事实”。一个明显的解释是，人们尤其是女性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在20世纪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这种性别差异可能解释了为何最初按性别进行GWAS来计算多基因分数时，最具预测性的基因似乎都存在两性差异）。
我们可能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能力”进行分类，只不过这种程度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有所下降。但是，随着现在女性也能够获得学位，在分类选择伴侣的问题上，表面上的学位越来越与内在的智力水平相一致。之前，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可能会和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结婚，但他选择的绝对是其中最机敏、聪慧的女性（甚至可能会拒绝那些不那么聪明，但由于家庭资源等因素上了大学的女性）。今天，聪明的男性和女性都更可能获得大学（或更高的）学位，这导致了教育分类的强化，即便其背后的相关基因型分类机制并未增强。
配偶间显著的遗传差异表明，遗传流动性（genetic mobility）在代际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成功人士的子女会在所处的精英家庭环境影响下发奋努力，向父母看齐，但这些孩子正面临着一场遗传基因的洗牌，这种洗牌有助于平衡下一代的竞争环境，减缓代际间基因政治格局固化的步伐。当然，由于环境和遗传因素，这些精英家庭的子女在同辈中仍然有很大优势。
《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认为，正如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创造“精英统治”时颇具讽刺意味地提出，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先天（即遗传）禀赋为基础的阶级分层系统，而这一系统正是由精英统治和选型婚配孕育出的。倘若此观点真的成立，为促进机会平等而出台的社会政策将会适得其反，至少实际效果会如此，因为每个个体已经处在了最适合他/她先天能力的社会地位水平。同时，通过选择性地与拥有类似基因的个体婚配，父母将加强后代的优势与劣势。这种情况不禁使人想到，有关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如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其代际相关性的高低也许能显示出一个社会精英统治的程度。
在人类分子遗传学革命发生之前，赫恩斯坦和默里于1994年出版《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时做出了上述断言，然而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这些言论在当时基本无法检验。他们基于对认知能力的分析提出的主张并不正确，因为智商同时具有环境和遗传根源，它的任何变化趋势都可能归因于环境和遗传的共同影响。此外，他们分析了1979年全国青年纵向调查（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NLSY79）—— 一项对1957—1964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的调查。然而，这项研究中用于验证他们宏大理论的出生时间跨度有些小，尤其是受调者全都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比之下，我们使用了更广泛的（说实话，也是更恰当的）出生时间分布数据来检验他们的假设。迈克尔·杨预计，到2033年的时候，精英统治根深蒂固的英国将发生一场最后的“反抗”，虽然距预言年份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但如果目前的结果是可信的话，我们应该距他半个多世纪前所设想的反乌托邦噩梦还相去甚远。
但是，如果（亲本）表型分类和（儿童）遗传改组的过程发生改变，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适婚人群在挑选婚配对象时不再受限于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这类间接而不够准确的指标，而是直接基于基因型呢？如果婚恋交友网站与民用基因检测公司合并，如果个人资料的一个关键条目是你的教育多基因分数，而不是你的实际学位，那会怎样呢？我们将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探讨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