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基因：不平等的遗传》，作者: [美]道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 / [美]詹森·弗莱彻(Jason Fletcher)，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原标题《美国社会中的基因分拣和变动》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后成为议会成员）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写成了《精英统治的崛起（1870—2033）》。在这篇意在讽刺的文章中，杨描绘了一个由义务教育法和庞大公务员体系组成的教育体系内的社会分类系统。在该系统中，劳动力市场对学位盲目崇拜，技艺与才能水平的高低仅凭考试分数来评判，而崛起的知识精英则致力于自身地位的巩固。读者朋友是否会觉得这很像科幻小说呢？但是与杨同时代的人显然不觉得这有何“科幻”可言，因为他的新名词“精英统治”（meritocracy）被当时的专家学者乃至每一个人真心接受了，而且并没有如杨所设想的那般有任何讽刺的、消极的意味在其中。有趣的是，杨的故事以在不久后发生的一场反抗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瓦解而告终。
也许是太把杨的论文当回事儿了，1994年，赫恩斯坦和默里指出，美国的社会政策再也无法促进经济流动，因为在那段时期（20世纪90年代），由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公平差异几乎已经被消除了。这并不是说贫民窟和派克大街（Park Avenue，美国纽约市的豪华大街）之间的社会环境毫无区别；相反，这些差别是它们所代表的经济分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赫恩斯坦和默里认为，杨所预言的遗传种姓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已经实现。这种基因政治不仅通过在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中基于技能的分类而得到加强，还通过在人类繁衍中基于技能和智力的选型婚配而得到巩固，这些都导致才能的代际差异不断增大。
图4.1 精英统治的崛起
注：我们很难解释为何精英统治程度会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后与里根当选总统后出现下滑；不过，小布什当选总统后的下滑原因大概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在本章中，我们决定严格对待《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这本书，以实践来检验其三个核心命题。赫恩斯坦和默里写就那本书时并没有我们所拥有的分子遗传数据，而这些数据其实能对他们的论据进行更可靠的检验。他们的假设如下。
命题一：随着精英社会的兴起，遗传禀赋（genetic endo-wment）的效应随时间不断增加。
在20世纪90年代，高智力意味着很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且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另外，这种可能性逐渐不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必然越来越多地受到基因的影响。
命题二：在选型婚配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地依据与认知能力有关的基因型来实现社会分层。
婚姻关系倾向于遵循相似相吸的原则，而智力水平的相似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这种依据智商来婚配的趋势与日益高效的教育和职业分层相结合时，智商的选型婚配对下一代的影响将比对前一代的影响更大。这一造就了美国阶级体制的过程也日益根深蒂固。
命题三：社会中存在针对智力的逆向选择，因为低认知能力的人一般比高认知能力的人孩子更多。
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历着劣生压力（dysgenic pressures）已成为共识。一些证据表明，黑人和拉丁裔相比白人正经历着更为严重的劣生压力，这可能导致白人和其他种族后代的差异进一步拉大。
另外，赫恩斯坦和默里还力图证明，遗传差异对解释美国种族不平等现象发挥着作用。本章中我们不会直接讨论这些主张，但在第五章中会有涉及。
基因政治的崛起？
让我们从第一个命题开始：社会性状的遗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为了评估这一可能性，我们可以比较20世纪前半叶出生的双生子和后半叶出生的双生子，看看我们是否能得到两组不同的遗传力估计值。我们可以使用分子遗传数据做同样的事情，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无关个体（unrelated individuals）的遗传力估计值（关于这种方法的讨论请参见第二章）。例如，对20世纪的吸烟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解释烟草使用方面，遗传因素所占比例随时间的推移的确越来越大。事实上，遗传力上升发生于1964年美国卫生总署的一份著名报告发表之后。这似乎不难理解：一旦更多诸如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和反吸烟的规定开始传播和实施，即环境影响发生改变，烟瘾遗传倾向较弱的人便会成功戒烟，这样就只剩下成瘾倾向较强的人依然吸烟了。大多数美国青少年曾经尝试过吸烟，但是否会成为烟民则取决于社会风气和对尼古丁的内在依赖程度。一旦吸烟的社会性原因（即环境影响）越来越弱，遗传力就会逐渐上升，因为这样烟民就只剩下尼古丁的核心成瘾者。
能够改变特定行为面临的环境状况的，不只是针对其潜在利弊的宣传。比如，身高的遗传影响在最近几十年内是有所增加还是减少呢？然而平均值的变化（全美国的平均身高在逐渐增加，虽然增速已经放缓）和方差的变化（总体身高的离散程度逐渐提高）并不一定表明身高的遗传力有所增加或减少。事实证明，在美国，基因型对身高的影响在20世纪一直稳步增加，如图4.2所示。我们关注的是每张图中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下方的线代表不同年份出生的低遗传性身高分数（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个体对应的身高预测值。与此相对，上方的线代表的是高遗传性身高分数（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个体的情况。如果两条线的间距从左（出生较早）到右（出生较晚）同身高和身体质量指数（BMI）一样逐渐变宽，则说明基因型的影响在最近几代中有所增加。
图4.2 表型的标准化预测值
注：在健康与养老研究（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中，研究者通过招募不同年龄组的被试者，再根据特定表型的多基因分数（低于或高于一个标准偏差）建立表型标准化预测值（N=8865）。身高（p<0.05）和BMI（p<0.001）多基因分数的预测能力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而教育水平（p<0.05）则相反。
从图4.2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基因影响在近几代中增加的现象。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基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然而，一旦环境状况发生变化，抑制基因型表达的因素消失，之前个体间未表达出来的差异就可能会凸显出来。BMI的动态变化更是如此。如今，高热量食品十分充足，美国大多数人都饱受肥胖症之苦。此时，基因型的表达可谓百花齐放，在它的影响下，人们的BMI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类似的动态变化是否会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呢？环境状况是否会发生转变，如赫恩斯坦和默里所设想的那样，随着限制因素的消失，遗传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决定着人们的成就呢？在过去，不用功学习的学生可以因为家长给学校捐了一大笔钱而及格，大学学位更像是锦上添花的摆设，而非通往成功的钥匙。相对于社会阶级背景，基因型对学习成绩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小。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知识型经济时代，学历是必备的敲门砖，此时，我们是否应该期望原始天赋（即基因型）会发挥主导作用，而非社会阶级呢？这便是《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观点的核心。
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
基因对预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教育年限的作用并不比预测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更强，反而有所下滑（如图4.2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条线之间的差距略微变窄）。这与一些假设遗传力随时间上升的双生子研究形成了对比。如果我们认为基因型的效应在影响精英统治和机会均等方面是“公平”的，而环境影响反映的是不公平的“噪声”，应该尽可能减小，那么实际上，基因效应的减弱就并非好事。或许社会优势会逐代累积，而且由于正规教育对经济保障日益重要，学位已经成为一个传递社会优势的文化机制，而与基因型无关。想想教工子弟被大学录取（legacy admissions）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
另一种解释是，在以前取得高中文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继续完成大学和之后的学业确实需要对知识有与生俱来的热爱，特别是在高学历对于经济成功和经济安全并非不可或缺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遗传禀赋之于学业水平在以前显得更为重要。与《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的说法相反，随着20世纪美国教育的扩招，基因的影响也应当相应减弱。想想义务教育法的影响就很好理解，这些法律的目标是确保全体国民都达到某个最低的教育层次。
如果我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教育至16岁或以上（正如美国许多州所要求的），那么至少在是否上完十年级这一点上，应该是没有任何遗传效应或环境效应存在的。瑞典的情况能够支持学校扩招可能会降低遗传因素对教育年限影响的观点。在瑞典，基因影响随着瑞典对机会均等的承诺而逐渐下降。进一步支持这一解释的是，当我们按照教育层次分别研究遗传影响时，我们发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如高中未毕业），遗传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而且遗传因素对硕士的预测能力要高于本科生（在我们的研究中，硕士生非常罕见）。
归根结底，环境状况变化是会增强还是削弱遗传效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上述例子中，我们的结论是，赫恩斯坦和默里的第一个命题，即遗传效应在整体教育水平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