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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二十载,刘象愚译全本《尤利西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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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2021-07-29 11:05

近日,詹姆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全新译本由刘象愚先生翻译,上海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是继萧乾、文洁若和金隄译本之后整个华语世界的第三部《尤利西斯》全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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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诗人,被公认为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巨匠和宗师,甚至被誉为继莎士比亚后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是现代派小说的经典,它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首。为表达对这部巨著的尊崇,小说的情节发生的日期6月16日已经被确立为“勃鲁姆日”,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

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主人公——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尔德·勃鲁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间在都柏林的种种真实经历和所思所想。乔伊斯将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比作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的海上十年漂泊,同时刻画了他不忠诚的妻子莫莉以及“斯蒂芬英雄”寻找精神上的父亲的心理历程。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语言上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

刘象愚先生花费超过二十年时间潜心翻译,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数易其稿,终成完稿。除《尤利西斯》文本外,本版《尤利西斯》附赠刘象愚先生五百多页的翻译札记《译“不可译”之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从翻译理论到具体的翻译技巧、字句斟酌,全面讨论了像《尤利西斯》这类“天书”一样的现代派经典究竟应该如何翻译的问题。

精彩书摘

《尤利西斯》译后记

文/刘象愚

断续地缠绵在这个译本中已经20多年,现在,终于要为它划上句号了,不情愿,但却也不得已。不情愿,是因为舍不得,总觉得继续缠绵下去,会使她变得更美,会使我们之间的情感更加深沉;不得已,乃是因为她的美有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无论怎样体认,无论怎样摹拟,恐都难以穷尽,而且我这个私慕者也已是日渐衰老的江郎,手中这支秃笔怕再难给她增添更多的光彩了。

从20世纪70年代末读研时起,我开始接触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接触老乔和他的《尤利西斯》,开始读解这部被称作“天书”的作品。我产生了将其译成中文的想法,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成了最早引导我进入此作的钥匙。吉尔伯特曾协助奥古斯特·莫雷尔(Auguste Morel)和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将《尤利西斯》译作法语。为了做好这一译事,每逢疑难,他必向乔伊斯请教。他语重心长地说:“翻译最要紧的是透彻理解自己的翻译对象;而任何的含混与不确定都必将导致失败。在翻译那些结构复杂、意义极难把握的作品时这一点尤其重要。译者须从细致解析原作起步,只有当原作隐含的种种意味完全展现出来时,他才能开始寻找接近另一种语言的途径。”(In making a translation the first essential is thoroughly to understand what one is translating; any vagueness or uncertainty in this respect must lead to failure. This applies especially when the texture of the work to be translated is intricate, or the meaning elusive. One begins with a close analysis, and only whe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original are fully unravelled does one start looking for approximations in the other language.)这话无疑是吉尔伯特切肤的经验之谈,透彻理解原作乃翻译的前提可谓译者人人尽知的道理,一点也不新奇,然而要真正悟透并身体力行却并非每一位译者都能轻易做到的,尤其是翻译像《尤利西斯》这类复杂深奥的作品,更是如此。我牢记了吉尔伯特这话,认识到在面对此类极具独创性的作品时,译者首先应当是一个特别的读者,甚至是一个研究者。于是我开始认真读解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吉尔伯特那种可以经常向原作者请教的幸运,但我却有半个世纪以来前辈乔学者读解与研究的大量著述做后盾。除了吉尔伯特这本乔学界公认的入门之作外,乔伊斯的好友弗兰克·勃金(Frank Budgen)的《詹姆斯·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的创作》(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的传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韦尔登·桑顿(Weldon Thornton)的《〈尤利西斯〉中的暗示:注释性条目》(Allusions in Ulysses: An Annotated List),唐·吉福德(Don Gifford)等的《评注〈尤利西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注释》(Ulysses Annotated: Notes for James Joyce’s Ulysses),哈利·布莱迈尔斯(Harry Blamires)的《新勃鲁姆日之书?》(New Bloomsday Book)等都是我案头必不可少的导读书。此外,著名批评家、乔学家哈里·莱文(Harry Levin)、休·肯纳(Hugh Kenner)、凯伦·劳伦斯(Karen Lawrence)、欧文·斯坦伯格(Erwin Steinberg)、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戈林·麦凯波(Colin MacCabe)、克莱夫·哈特(Clive Hart)、扎克·伯恩(Zack Bowen)等人的专著,也对我读解和翻译此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帮助。对他们我是深怀敬意和感激之情的。

1985年,南京师范大学陈焘宇、何永康两位先生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编选《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收入了我译的《尤利西斯》第三章;2004年我为柳鸣九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编选《乔伊斯精选集》,选收了我自己译的《尤利西斯》10章(第1、2、3、4、9、10、11、14、15、18章),以及短篇小说集中的《亡人》(或译《死者》)和《室内乐》中的五首诗。此外,我还发表过有关乔伊斯及其《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的学术论文,在《东方翻译》及有关文集中发表过根据我翻译修订《尤》书时所做笔记整理的相关讨论文字。

在20余年读解、研究乔伊斯的过程中,我对乔伊斯的感情逐渐加深。最初接触他时那种完全被他的天才和新奇所展现的美所震慑、仿佛面对娇艳无比的年轻女子时的一见钟情,被后来对他内心世界更加璀璨的人性光芒的逐渐认同与体认所取代。乔学家说乔伊斯是一个完整的人(a complete man),此言绝对准确。这种完整性体现在他充分展示了人性的两面及复杂:一方面,他是那种我们在芸芸众生中常会看到的普通人——他期望超越平庸,但却不能免俗,七情六欲一样不少,迷恋美食美人,贪求功名利禄,喜欢表现,爱慕虚荣;另一方面,他又是那种非同寻常的人——他仁慈,充满悲天悯人的圣洁情怀,充满对苦难的同情,充满对人与生命的热爱,他宽厚善良,他赞赏一切美好,也包容一切缺失,他热爱自己的祖国,更热爱整个人类,他充满理性,遇事冷静,处世审慎,绝不走极端,他天分甚高,却从不无端鄙薄他人,他天性纯真,赤诚坦荡,从不戴面具。……总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有性、有情有义、不折不扣的儿子、父亲、丈夫、情人、兄长、朋友、公民、生意人、爱国者、世界公民,他是那种真正意义上大写的“人”。我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内心无限美丽的人激动不已。

在本书定稿呈交出版社之际,回溯与老乔相对如梦寐般的日夜,我的心与他的心贴得越来越近,那种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我多么期待如老乔般纯真的人越来越多,戴种种面具的人越来越少,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啊!此情激荡,不能自已,遂有小诗生焉:

断续痴迷弄老乔,

情犹未了意难消。

初思禀赋千年见,

转爱人品万世标。

共识文坛称独步,

且看宇内任逍遥。

停笔中夜起长叹,

窗外寒流似海潮。

丁酉仲冬 于涿州一得斋

《译“不可译”之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序言:

文/刘象愚

翻译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交通中必不可少的津梁。有史以来,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始终没有停止过。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一切层面,包括了口头和书面,也即人们一般所说的口译与笔译两部分,它覆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

人们在数千年来的翻译实践中总结提炼出大量的翻译理论,而翻译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了人们不断拓展深入的翻译实践活动。

众所周知,翻译理论中存在着纷繁复杂的流派和观点,譬如从语言和文化视角的不同产生的语言学派或文化学派;从译出端(“源语言”)和译入端(“目标语”)的不同产生的“异化说”或“归化说”;从翻译的自由与灵活度差异产生的直译(硬译、死译)派或意译派;从审美程度不同产生的“翻译是艺术说”“神似说” 或“形似说”;从语言符号层面产生的“等值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在我看来,如此众多的流派和观点,当以我国学者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为最有概括性和代表性。

在“信达雅”三原则中,“信”无疑是最高原则。“达”与“雅”应服从于“信”。换言之,译者只能在“信”的前提下追求“达”和“雅”。“信”是必须的、第一位的,“达雅”则是可选的、第二位的。要不要达雅,当视原文的情形而定,正如朱光潜、赵元任、卞之琳等前辈学者表达过的类似意思那样: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是不信;反过来,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同样是不信。

“信”,指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这种忠实应当具有三个方面的维度:一是其必须是全面的,即必须包括从原作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面;二是其尽可能的充分性,由于不同语言存在的差异,使得翻译无法做到绝对彻底的忠实,因此它只能是尽可能充分的。三是其必须是本质上的,原作的独特性或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使其不能总是拘泥于语言符号层面,而必须有所弃取,有所调整,从而获得一种本质上的忠实。这三个维度的忠实十分典型地体现在文学翻译中。

文学翻译是最复杂的翻译活动。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文学创作的背景、内容、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因作者和时代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文学翻译也会相应地表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另一方面,文学翻译既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就势必要受原作的制约,不能像原创那般无拘无束,那般自由自在,而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对原作尽可能忠实的紧紧追随中。而可以对这种追随活动产生指导作用的理论无疑仍是“信达雅”三原则,像在其他领域的翻译一样,文学翻译也要以 “信”为最高准则。

《尤利西斯》是一本内容与形式上都十分奇特、十分复杂的文学作品,这是学界的共识。在我看来,其形式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大大超越了其内容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这种独特性与复杂性体现在它无与伦比的创造性上。1921年,乔伊斯在巴黎曾对《尤利西斯》最后一章的年轻法译者伯努瓦·梅肯(Benoist-Mechin)说,“我在作品中设置了大量的谜团和迷魂阵,其数量之巨,要弄清我的真意足够教授们用数百年去争论的,这是保证作家不朽的唯一途径”(I have put in so many enigmas and puzzles that will keep the professors busy for centuries arguing over what I meant, and that’s the only way of insuring one’s immortality.)。(Ellmann,1983: 521)事实上,乔伊斯也正是这么做的,他在这部作品中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加以创新。他的创新宏观地看有:与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大致平行的象征结构;意识流技巧与传统叙事复杂纠缠的全新表述方式;大量的征引和用典;电影、音乐等种种艺术手段的借用;新闻、哲学、历史、宗教等种种文类与各种文学类型的复杂交织;随处可见的修辞格与语言文字游戏,等等。微观地说,这些创新在全书18章的每一章都呈现出不同的程度与风貌。譬如,第18章自始至终是莫莉的意识流,包含不同意识层面从清晰到朦胧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转移、跳跃和散射等,通篇只有最终的一个句号,所谓的8个长句其实并没有句号,只是分行的隔断而已。第17章通篇采用宗教中教义问答的表述模式,将文学与哲学、宗教、历史、自然科学的话语杂糅地呈现出来。第15章采用戏剧的框架,将正剧、悲剧、喜剧、梦幻剧等不同的戏剧因素混杂,在现实与超现实交错的或清晰或魔幻的语境与氛围中呈现出不同人物的外貌与内心状态。第14章是一部英语文体发展演变史,不同历史阶段的文体依次显现,总体上形成从古代到当代,从典雅、冷僻到俚俗、直白的基本线索,同时,语言文体史又与胎儿孕育分娩的过程平行对照,通过人自身繁衍与语言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线索,展示了人类文明中肉体与精神演化的大致过程。第11章通篇模拟赋格的音乐结构,开始的序曲以60多个不完全短句的形式模拟各种音型,然后在随后的呈示部以变奏、重复、对比、反衬等种种手段发展变化,如果阅读,则可以听到极强的音乐性。第10章通篇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分置19个场景,将过去、当下、未来等时空及其中的人物及其言行用各种不同的电影镜头,以穿插、闪回、特写、预示等手段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让读者看到一幅幅都柏林生活的浓缩画面。第7章通篇采用新闻文体,用报章小标题标示63个小段,大量采用古代修辞学家提出的各种辞格。第3章基本上是斯蒂芬的内心独白,在人物不尽相同的意识流形态中穿插着传统叙事的客观视角,在高雅、深奥的思绪中夹杂着平庸、低俗的意识。总之,这部作品充斥着种种象征、隐喻、反讽、戏仿、典故、征引、文字游戏,其形式创造的诸多因素在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但丁、圣经、拉伯雷、斯威夫特等前辈大师的作品中都可以觅得踪影;在杜雅尔丹、普鲁斯特、庞德、艾略特、沃尔芙等同代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相互关联;在后来的大批作家诸如贝克特、迪兰· 托马斯、拜阿特、拉什迪、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埃柯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响;在广告、影视、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的所有领域中感受到它们的渗透。就形式创新的奇特、庞杂与包罗万象而言,《尤利西斯》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集大成者,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许多批评家与乔学家认为,它终结了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一切传统的小说,开启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新小说,并且当仁不让地站到了20世纪英美乃至西方文化的顶端。

对于这样一部具有巨大形式意义的作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形式上的尽力追随呢?在我看来,只有在翻译中尽可能地追随其形式,对其尽力模拟,做到形式上的“信”,才有可能对包括内容在内的整体做到“信”,这也是我在翻译此作时的基本信念和最高准则。

在二十余年来的断续翻译和不断修订中,我做了不少笔记。这些笔记最初的形态是混杂的,包括翻译中有关语言点的思考以及一些文献的摘抄,后来经过整理,将有关翻译的条目分章列出,并将现有两个译本中的一些可讨论的问题纳入。数年前,其中的第5、6两章和第14章曾整理成文,在《东方翻译》和作为一部专著中的一章刊出。

目下,这个译本已经进入编辑程序,我把其中的300余条笔记按章编订成书,将之命名为《〈尤利西斯〉的翻译》,与拙译本一起推出。该书每章按可讨论的点逐条排列,每条下先列出原文,其次列出萧乾、文洁若的和金隄的两种译文,再次列出讨论的文字,最后列出拙译文。我之所以以这种对照的方式编排,意在通过对照分析,讨论此书翻译中的得失以及如何译才能更好之类的问题。讨论只针对问题,行文采用商榷的方式,力求客观、公允,绝不言过其实,更不采用那种盛气凌人,无端攻击性的口吻。

书中每条的原文出自《尤利西斯》的两个重要版本:条目斜杠前面的页码出自1993年牛津大学版(即1922年巴黎初版):Ulysses, the 1922 text,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98, 2008;斜杠后面的页码出自1986年兰登书屋版(即1984年盖勃勒等编校的加兰版):Ulysses, the 1984 corrected text, the First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Edition, 1986。萧乾、文洁若的译本出自其上下两卷本的“最新修订版”(《尤利西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金隄的译本出自其2005年的新版(《尤利西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005)。

我真诚地希望此书能对读者读解这本号称“天书”的独特文本提供某些帮助,同时也能成为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的一个案例,为从语言到文化等不同层面的译论(translation theory)研究提供某些可资利用的资料,是为序。

丁酉仲冬 于涿州一得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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