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2日，17岁的小涛来上海见网友。相处过程中，小涛见对方身上装有大量现金，一时起了贪念，趁对方不备，从其背包里偷了一沓现金，后经证实为4400元。
被害人发现钱财被偷后报了警，小涛被抓获。到案时，赃款已被其挥霍了大半。
案件很快移送至浦东检察院，审查阶段，检察官安排社工为小涛进行了社会调查。
调查显示，小涛幼时乖巧听话，但慢慢长大后，父母忙于工作，忽视了对他的管教，他与社会人员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变得叛逆难管，初中辍学后便混迹在社会上。
由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导致其法治意识极为淡薄，实施了盗窃犯罪。
知悔过，相对不诉再给一次机会
到案后，小涛认罪悔罪态度一直较好，在看守所的日子让他充分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检察官与他的沟通，让法治观念极淡薄的他懂得了法律的红线。他表示愿意通过父母赔偿被害人。然而，小涛父母的态度却让检察官有些忧心。
刚得知小涛因违法之事被抓时，他远在广州务工的父母既震惊又气恼，他们曾气愤地表示“必须让这孩子接受教训”，并不愿意赔偿。
检察官数次与他们通话，说明事实，阐明赔偿谅解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多次沟通之后，冷静下来的小涛父母同意赔偿被害人，后双方达成谅解。
6月9日，综合小涛系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等情况，浦东检察院对小涛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并为其安排了为期两个月的观护帮教。
由于小涛的父母都在广州务工，他在上海也没有亲属，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作为监护人，因此不具有在沪进行观护帮教的条件。于是，检察官希望小涛父母能来上海将小涛接回广州，并“远程”接受观护帮教。经过多次协调，他们终于定下了来上海的时间。
“下了飞机一定要拍张照发过来”
没想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在小涛父母即将来上海的时候，广州新一轮疫情爆发，部分区域升级为中风险区。检察官立即打电话询问，得知他们在去机场的路上可能会经过中风险地区，且因为客观原因，他们当天无法临时更换路线。
检察官放下电话后，立即联系了市卫健委，了解最新的隔离政策，又给附近多家酒店打了电话，了解入住管理规定。综合得到的反馈信息后，检察官“叫停”了小涛父母来沪的行程。
然而，此时，小涛就要从看守所出来了。按照原本的计划，签订好观护帮教协议后，小涛就会随父母回到广州（其在广州的住处不在中风险区内），检察官、社工会通过微信、电话、视频等方式与小涛保持联系，密切关注其情况，完成两个月的观护帮教。而当下因为疫情变化出现的新的问题，亟待解决。
小涛离开看守所后暂住在哪里？没有监护人在身边，如何安置他呢？
于是，检察官联系了浦东新区救助站，说明了小涛的特殊情况，救助站得知后表示可以暂时收留。如此，小涛暂且得到了安置。
“还是得让小涛安全、稳妥地回到父母身边”，从救助站回来，检察官一刻没有耽误，再次联系了小涛的父母，由他们为小涛购买了第二天的机票，并约定好他们到时一定要去机场接人。
眼看小涛将要独自一人坐飞机返乡，检察官仍是不能完全放心。第二天，她与机场方面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在机场公安的陪同下，一路将小涛送到登机口。
回去之后，跟父母好好沟通，最好能去再学个技能；观护帮教期间，一定要保证我还有社工随时能联系上你；主动跟社工老师报告学习、生活的情况，不要总是等着他来找你......”
这些话检察官说了一路。临登机前，她最后说了句“下了飞机，一定要拍张照发过来”，便目送小涛走进登机口。
几个小时后，已经回到办公室的检察官收到了小涛与父亲的合照。小涛说，父亲这次特意提前规划好回家的路线，避开了中风险区。此时，检察官终于松了口气。
“希望这一趟虽有小波折但还算顺利的返乡是他未来生活的一个新开始，希望他能记住法律给了他一次机会，社会多方给他提供的便利和帮助，并心怀感恩。”她说。
小涛的案子是无数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案件中的一个。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是未检人一直不懈努力的事情，本案中涉及的罪错未成年人帮教（观护）矫正制度正是近年来逐渐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制度之一。
据统计，近5年，有394名不捕、不诉的未成年人接受了浦东检察院未成年检察部门的帮教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