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6月，经过长达9个月的长途跋涉，由英国皇室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总算抵达了天津海岸，随后前往京城面见乾隆。
在马戛尔尼递交上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并提出通商的请求后，却被乾隆干脆利落地拒绝，并且回答了那一句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如今的角度来看，这也成为了笑柄，此时的清朝，已经落后于欧洲，却似乎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然而清朝的消息，真的会有如此闭塞吗？
实际上，当马戛尔尼踏上东方的土地，虽然获得了比较隆重的接待，却还是明显感觉到了清朝接待官员的排斥和敌意。
根据《马戛尔尼日记》的描述，为了能够达到通商的目的，英国使团带过去了工业革命最先进的产品，包括卡宾步枪和连发手枪，当马戛尔尼自信满满地将这些物品摆放在接待大臣福康安的面前，他的态度却显得冰冷异常，“不只置之不顾，甚至从此以後就镇日不露笑容。”只是说道：“这种军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稀奇。看亦可，不看亦可。”
因此马戛尔尼十分困惑：“福康安的态度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是他在广州时曾见过同样的物品？还是他自认为是能干的人，警惕我们这些英国人探查当地风俗民情，以至于对中国不利？我认为后一种解释比较合理。”
但是结合中英法的多种文献记载，乾隆对英国的排斥，竟然和当时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还有十分深切的关系。
就在马戛尔尼到达中国的半年前，1793年1月，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被法庭宣布犯有叛国罪，进而推上了自己亲手设计的断头台，而乾隆显然也是通过传教士之口获得了这条消息。
如果说清皇室和哪个欧洲国家关系最为亲密，自然非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莫属，早在清代成立初期，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就派遣了将近数名传教士带着浑天仪等仪器前往北京拜访康熙，在欧洲掀起一阵中国热的同时，路易十四还写下一封亲笔信，将康熙亲切地称为“我的兄弟”，虽然这一封信没有送到清朝皇帝的手上，然而康熙在用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的金鸡纳霜治疗好疟疾后，对西方更加向往。
雍正乾隆时期，也继承了康熙对欧洲的态度，尽管禁止通商，然而他们的宫廷中，却总是有着大量传教士作为顾问以及指导，华丽的圆明园，正是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所修筑起中西合璧的建筑。
而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便记载了乾隆在听闻法国大革命消息之后态度上的变化。
在路易十五执政时期，中法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友善，路易十五派遣高勒斯和杨德旺两位传教士来到北京觐见，而乾隆也计划组织使团，让钱德明担任顾问进行回访。
此时的清宫，四处可见法兰西的影子，不少洋房宫殿，是法式风格，阅兵侍卫的配件，是法国工匠所制造，而在乾隆本人的库房中，则充满了来自法国的西洋钟、装饰还有其他珠宝。在钱德明看来，乾隆十分重视法国，将对它的关系摆在其他欧洲人之上。
因此钱德明对于跟随清使团访问法国十分期待，他对写给欧洲家人的信中指出：“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我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然而也正是在此时，从西方传来了路易十六掉了脑袋的消息，不难想象乾隆听闻这个消息时震惊的心情。
钱德明记录自己在北京看到的一切：“关于法兰西的骚乱和种种破坏行为，这让清朝廷产生了十分的警惕，虽然外国工匠在北京依然受到尊重和欢迎，然而他们的行为，却被官府监视起来，尤其是通向欧洲的书信，也必须要一一检查。”
钱德明得知马戛尔尼访华碰壁之后，不无遗憾地写道：“如果英国人能够在欧洲的坏消息抵达之前到达，或许他们遇到的麻烦会少上不少，在欧洲动乱（即法国大革命）后，中国人将欧洲人当成了狂人。”
就连马戛尔尼团队也明显感觉到了清政府的态度，使团成员斯丹东描述：“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清政府更深恶痛绝的，我们来自西方，然而清政府显然不愿意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和法国的相邻损害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
法国距离国内千里之遥，路易十六身亡的消息，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乾隆所了解，这说明清政府并不是眼瞎耳聋，然而皇帝被人民砍掉了脑袋，这对乾隆来说，是可怕而且无法接受的事情。
乾隆一生，对于民变，不管有理没理，都是坚决的镇压态度，他在圣旨中多次强调：“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严行究治，以惩刁风，勿得稍存姑息。” “刁风由兹斯长，不可不为远忧也”…
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年，刘松之白莲传教案事发，清军立刻出动围剿，大动干戈，一时间株连无数，民怨沸腾，足以见乾隆这一名年迈老皇帝的反应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