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之所以能逆袭夺位，并且建立起一个初具封建帝国雏形的王朝，秘诀很简单：重用汉人智囊团。他最初的灵感，其实来自唐太宗李世民。
当初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天策府“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说得直接点，就是招揽儒生、培养自己的文人队伍。
这乍一看貌似没什么特别，但咱们要知道，他那时只是个负责征伐的军事统帅；老爹李渊一旦得到好的军事人才，第一时间就往秦王府塞，完全满足其打仗的需求。如今李世民却不安分地打造文人团队，理由只有一个：想跨界。后来的的事件走向印证了这一点。
忽必烈也复制了这一思路。作为托雷的第四子、蒙哥的弟弟，他在理论上本没有角逐汗位的优势。不过，这不代表他没有野心。
《元史》称，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跟李世民的做法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胸有大志、崇尚儒学，忽必烈与那时的绝大部分蒙古藩王完全不是一个风格。通过长期向一批杰出的汉族士人学习，他的权谋、手段、人事队伍，以及对于如何治理中原农耕文明体系的心得，在当时的蒙古帝国贵族圈无出其右者。
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蒙哥继承汗位后，考虑到弟弟忽必烈比较成熟且有才干，于是便委托其全权负责处理大漠以南地区的各种军国事务。
面对与草原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人文生态，忽必烈的应对很简单：对症下药，用汉人儒生治理汉地。
比如，邢州地区因饱受战火的摧残，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社会生产被严重破坏，忽必烈便任命张耕为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采取了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劝课农桑的举措，最终“邢乃大治”；
陕西的情况与邢州差不多，而且当地的吏治尤其混乱。忽必烈安排杨惟中、高挺前去治理，他们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而随后的廉希宪继任后，进一步开拓民田，兴办学校，并且还有针对性地打压民间高利贷，使陕西的状况大为改观。
上面这些被忽必烈重用的官员中，张耕、刘肃、杨惟中、高挺都是汉族儒生，廉希宪是接受了系统儒学教育的畏兀儿族。这些人原本就是忽必烈的谋士，此时由他们出面治理汉地，有一举三得之效：
其一，减少了当地人民的排斥感；
其二，充分发挥汉人儒生对汉地风土人情的洞悉优势，实现高效治理；
其三，增加了汉人儒生对以忽必烈代表的蒙古贵族的信任感，对接下来有效治理中原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治理邢州、陕西只是牛刀小试的话，随后的汗位争夺战中，那些汉人儒生让忽必烈尝到了更大的甜头。
公元1259年，蒙哥死在钓鱼城外后，汗位之争在四弟忽必烈、七弟阿里不哥之间展开。
首先，忽必烈在蒙古宗王及汉人儒臣的支持下抢先称汗，而阿里不哥则在一些反对忽必烈用汉人、行汉法的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同样自立门户；
随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展开了持续四年的内战。这期间，他身边的许衡、刘秉忠等汉人儒士提出应采用“祖宗旧典”、“古制”等治理天下的思路，极大地恢复了生产、凝聚了人心，促进了忽必烈实力的发展壮大。
其三，双方在陕西、四川、燕京等地的持续鏖战中，忽必烈任命总帅汪良臣、宣抚使廉希宪等人率军击溃阿里不哥，为自己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公元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随后迁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他在其领地内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
在位期间，忽必烈清醒地认识到前四任大汗统治时期的缺陷，提出系统变革的思想。他顺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全面采取理学宗师许衡的建议，打破华夷观念、彻底行汉法，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设立立翰林国史院，修撰辽、金史，通过这种历代中原王朝的例行动作，忽必烈传递出自己重视中原历史的信号，也向天下展现出自己对中原王朝正统地位的继承；
第二，他于公元1267年“敕上都重建孔子庙”。我们知道，千百年来，孔子是中原儒生的至圣先师，通过大张旗鼓地修复孔庙，忽必烈再度体现出对中原文化的认可、继承，进一步拉拢了儒生群体；
第三，建立行省等行政机构，大量使用汉人官员。据统计，忽必烈的100多名幕僚中，汉人占据了90%；设立在燕京的行中书省，除了丞相祃祃外，其他三名长官都是汉人，即平章政事王文统、平章政事赵壁、参知政事张易。
概而言之，当初身为蒙古王爷时，忽必烈依靠重用汉人幕僚，成功地积蓄软硬实力、最终逆袭夺位；而在夺得大汗之位后，他通过行汉法，初步建立起各项封建政治制度，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帝国呼之欲出。
然而，在公元1262年，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李璮的反叛事件，给忽必烈带来了很大冲击，其后他开始重用阿合马、桑哥等少数民族大员，一步步疏远了汉人儒生，为元朝的衰落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