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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个文学天团,被疫情团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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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历史 2021-07-26 14:54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

《后汉书》之中短短一句话,背后却蕴藏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古今对照,闻者落泪。

东汉从光武帝建武元年(25)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近两百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

建安十三年(208),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营爆发了可怕的瘟疫。内外交困下,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

之后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瘟疫,造成了更加惨烈的伤亡。北方地区瘟疫肆虐,民生多艰。

曹植在《说疫气》中对这场疫病流行的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惊才绝艳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死之外,剩下的五人皆陨落于这场残酷的大瘟疫之中,无一幸免,徒留建安时代“三曹七子”的如烟往事让后人遐想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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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许昌曹丞相府曹操像。图源:图虫创意

1

建安“七子”之称,始于曹丕

他在著名的《典论·论文》中,首次将“七子”作为当时文人的代表提出:“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祯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建安七子中,年纪最大的孔融出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而最后去世的徐干病逝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前后跨时约65年。这几十年正是汉魏之际社会最黑暗、时事最纷乱、政治局势和思想意识领域变化最剧烈的年代。

天下大乱,社会动荡不安,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各地军阀拥兵自肥,合纵连横,兵戎不息,真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

先是黄巾起义,再是外戚何进与宦官张让等同归于尽,后是董卓之乱,董卓之乱以后就是由此引发的军阀混战。随着军阀相互吞并,最后有实力的只剩下三家。其中,曹操迎帝都许(今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群雄角逐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率先在北方稳定下来。

天下乱而将治,也直接或间接促使了很多文人的出仕。

他们或四处奔走,寻找建功立业、富贵扬名的机会;或明哲保身,待时而动。他们大多走上了与汉一统政权相左的道路,当然也有一些对汉室忠心不二之士,譬如孔融

▲央视版《三国演义》孔融剧照。图源:网络

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

4岁的时候,与他的兄长们一起吃梨,就懂得主动拿最小的梨吃,为宗族所啧啧称奇。作为《三字经》中最小的教科书级典范,小孔融凭借着礼让知孝顺的品德名垂千古,“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

董卓之乱前,孔融曾在朝中做过官。董卓控制朝政后,孔融对其肆行废立之行常有匡正之言,因而忤逆了董卓的意旨,转为议郎,后又被遣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今属山东)为相,时称孔北海。

在北海的六七年间,孔融积极着手文治武功,力求有所建树。《后汉书》称,“(孔)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志在靖难。面对黄巾起义的要冲,主观上,孔融想要收复为起义军占领的大片地盘,故而不畏艰险,主动迎击;然而客观上,他乃一介书生,用兵讲武非其所长,难以和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相抗衡。所以纵然竭尽全力,也还是每战必败,甚至不能自保,狼狈而逃。

先是被张饶击溃,再被管亥包围,危急之下,孔融只好“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与平原相刘备”。刘备听说大名鼎鼎的孔融向自己求救后,大惊:“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那口气,就好比一个追星族听到明星说认识自己一样。于是,刘备立刻派遣三千人救“偶像”于水火,“贼乃散走”。

孔融在北海期间,曾两度谋迎天子还洛阳。第一次由徐州刺史陶谦牵头,第二次两人共谋,但是都没有成功。当时的左丞相考虑到孔融的处境,劝他托附袁绍、曹操,而孔融知道“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对左丞相的话感到很生气,“怒而杀之”。

汉献帝都许后,孔融应征入朝。《资治通鉴》中载,“曹操与融有旧,征为将作大将”。如无意外,孔融将发光发热,为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朝任职期间,他充分利用个人在贤才中的号召力,鼓励贤士出仕,积极为汉王朝推荐人才,先后荐举过祢衡、边让等人,或上书于汉帝,或致信于曹操,赞扬人才的贤良,阐述礼贤的意义。

只是,献帝都许,标志着汉鼎已经移于曹家了。而孔融入朝,仍抱着兴旺汉室的目的。这样,孔融与曹操之间在政治态度上逐渐产生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

孔融初入许时,还曾作《六言诗》三首赞誉曹操接驾救难,是个好人。很快,随着曹汉之间的矛盾加剧,孔融“见操雄诈渐着,数不能堪”,便撰文对其嘲讽,“多侮慢之辞”。比如,写《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嘲讽曹操攻破邺城,为儿子曹丕纳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宓。

最终,孔曹之间的矛盾发展到白热化。因为孔融的某些言论和忠心汉室的政治态度,兼之孔融在士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海内英俊皆信服之”,这样使曹操感到孔融对他的“大业”产生了威胁。

建安十三年的八月(208年9月),河南许昌刑场上日照当头。孔融对他的三大罪行宣读似听非听,自言自语:“馋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话音刚落血气弥漫。

这位4岁以孝闻名的孔子后代,52年后,被曹操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的不孝罪名下狱处死,株连全家。

▲故事连环画,孔融弱子稚女被杀。图源:网络

建安七子之首就此结束了他的人生旅程。

2

与孔融年纪差不多的陈琳,也写文骂过曹操——不仅骂了曹操本人,还气势十足地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了个遍。

▲陈琳剧照。图源:网络

陈琳在董卓之乱前已在洛阳任职,是外戚大将军何进属下的主簿。何进为彻底消灭宦官集团,曾听取袁绍等人的意见,想要召四方猛将入京城洛阳,以胁迫何太后。陈琳上书《谏何进召外兵》谏阻,准确估量政治形势并作出了透彻的分析。可惜何进一意孤行,未听取这些意见,结果酿成大祸,失败被杀。

陈琳在董卓进京后,避难到了冀州,进了袁绍幕府。

先前,董卓进京,袁绍和董卓不合,亡奔冀州,成为关东讨伐董卓盟军的盟主,一时名声大噪。陈琳在众豪杰纷纷依附袁绍时,也乐为之用。在袁绍帐下,陈琳主要从事老本行,为袁绍写写军国书檄和章表之类的文章。

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恭迎汉献帝都许,下诏书“责怪”当时据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的袁绍“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陈琳赶紧为袁绍草拟了一篇文章陈情自辩,后来,袁绍得封邺侯。

当时,曹操自为大将军,袁绍耻居其下,表示“我不干”,曹操只好让位于袁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建安四年(199),袁曹官渡大决战的前夕,陈琳为袁绍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檄文本无名,名称为后世所加)。

据说,这篇檄文曾把曹操激得血气直飙脑门,治好了他的间歇性头痛病:“(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指曹操)。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文中,陈琳以大开大合的笔势历数曹操的罪状,多方面揭露了曹操的凶残暴虐:宦官之后,嫉贤妒能,劫持天子,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和盗墓摸金等。还批判曹操的养祖父曹腾是一个“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的死太监,父亲曹嵩则是一个“因赃假位”、颠覆皇权的大奸大恶之徒。

当然,陈琳最后不忘歌颂一下自家主子袁绍,告诉人们不要依附曹操,而应归顺袁绍

▲袁绍剧照。图源:网络

骂得这么狠,要是袁绍打赢了倒还好说,只是现实就是这么戏剧化——袁绍败了,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一见陈琳,就破口大骂:“卿昔为本初(指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意思是,你当初骂我就算了,为啥还要骂我的祖宗三代?

陈琳无奈,连忙躬身称罪,“形势所逼,形势所逼”。

不过,他大概没有料到,他并没有落得比孔融更惨的下场,反而得到了曹操的任用,在幕府中担任司空谋祭酒、管记室,依旧干回写军国文书、檄文的老本行。

和陈琳一起做“管记室”同事的是阮瑀。他俩写的章表书记都很出色,就算是匆忙颠沛间撰写的文章,曹操看完后都无法改动一字。

阮瑀有个儿子叫阮籍,即后来的“竹林七贤”之一,还有个孙子叫阮咸,都是魏晋时期的名人。阮瑀年轻时曾受学于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蔡邕,蔡邕称赞他为奇才,“童子奇眉,朗朗无双”。

▲“竹林七贤”《高逸图》中的阮籍,惯作青白眼。图源:网络

虽然阮瑀也在帮曹操做事,但却带有些不情不愿半强迫的性质,因为他只想避世而居。

曹操的从弟曹洪,早年曾随曹操起兵讨伐董卓,建安初时听说阮瑀的才华就想起任他,结果阮瑀拒绝了,闭门在家号称有病不去。即使被打,也不去,“榜笞瑀,瑀终不屈”。曹洪向曹操告状,曹操知道阮瑀装病,于是派人上门敲门:“你既然不肯为曹洪所用,跟我混怎么样?”阮瑀见称病都躲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出仕。

在随曹期间,阮瑀消极怠工,总是悲悲切切、泣涕涟涟的样子。他写诗说,“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时时苦闷忧愁着在外寄人篱下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他还时常写文重申自己的归隐之思,心心念念避世远居、不求闻达。

然而,未等盼来归隐,建安十七年(212)初冬,“病于体弱”的阮瑀就短命早亡了。

3

跟阮瑀一样,徐干也整天想着隐居。曹丕就曾评价他:“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东汉游学之风盛行,仅京师的太学生,就有数万人。他们求学之外,还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名,竞相尚爵号。”徐干看不惯这种行为,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自守,穷处陋巷,夜以继日认真读书。由于学习太认真,他的父亲怕他生病了,还得常常叮嘱他不要996,要注意休息。

▲建安七子雕像。图源:图虫创意

董卓兵犯洛阳、劫主西迁时,徐干刚满20岁。他“避地海表,自归旧都”,仍然在钻研学业。董卓之乱被平定后,州郡牧守听闻了徐干的名声,特来邀请他出仕。徐干正在埋头读书,想也不想就婉拒了。

他给出的理由是:“君以为纵横之世,乃先圣之所厄困也,岂况吾徒哉?”乱世之中,连孔子这样的先贤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更何况他这样的人呢?

曹操迁都许昌独揽大权后,曾两次征辟徐干,但都被他婉拒了。然而,在曹操锲而不舍地第三次向徐干抛出橄榄枝时,出人意料的是,徐干接住了,不日动身归曹。

更出人意料的是,徐干素来“清玄体道”,“不耽世荣”,归曹后却有着一股热血和浓情,以及一颗强烈的用世之心。或许是因为经过近十年的考察,他觉得曹操符合自己心中对“明君”的定义吧。

在徐干的心中,理想型明君是仁智兼备的圣人,既能“审大臣”,得贤者之心,选贤用能,又能“慎所从”,对大臣之策作出正确的判断,付诸实施。徐干的《中论》一书中就有大量关于明君贤臣及贤明政治的内容。而当时的各路诸侯,要么有贤才而不知所用,比如袁绍、刘表,要么动辄杀戮贤士,比如董卓。

随征五六年间,徐干看到了很多东西,包括见到了先后去世的孔融和阮瑀,听到了理想破灭的声音,真真切切地感到心累了。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晋封魏王,徐干则以身体不佳为由,再次隐居。

心累之前的徐干,在邺下曾有过一段美好快乐的时光,并结识了一生的好友刘祯

▲许昌建安七子雕像。图源:图虫创意

刘祯小时候就以才学知名,八九岁的时候,就能背诵《论语》《诗经》,以及几万字的赋文。因记忆力超群,辩论应答敏捷,而被众人称为神童。擅长作诗,五言诗尤为诸子之尊,与曹植并称“曹刘”。元好问对他二人曾高度评价称“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见其文学造诣不凡。大评论家钟嵘更是直言:“陈思(指曹植)以下,祯称独步。”

曹丕也很喜欢文才出众的刘祯,还在任五官中郎将时,就曾赠给他一条贵重的廓落带。后来有一天,曹丕后悔了,想要索回,他调侃刘祯说:“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大概意思是说,刘祯是贱者,配不起那贵重的廓落带,太寒碜,我现在来拿回去,你不要介意哈。

刘祯听了,不卑不亢地回复:“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尊者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还不都是卑者所供给的么?有本事您别用。再说了,“未尚听至尊赐而反索者也”,哪有出尔反尔的道理。

曹丕口服心服,不再惦记他的廓落带了。

曹丕在请诸子聚会喝酒的时候,曾命自己的夫人甄宓出拜,拉近与众人的关系。众所周知,甄宓是一代绝世佳人,据说曹植《洛神赋》中美丽洛神的原型就是甄宓。大概一睹其倾国倾城貌也是当时诸子的共同愿望,只不过碍于礼教大防,众人不得不“伏”低,就刘祯一个人任性憨直地“平视”甄氏。

曹丕约摸是深知刘祯的耿直个性,不予计较,但是曹操听说后,反倒借题发挥了一番,“乃收桢,减死输作”。先是以不敬之罪将刘祯关在北寺狱中,再是“宽容大量”地罚刘祯去做苦力,到京洛之西的石料厂磨石头。

在服刑时,刘祯给好朋友徐干写诗,倾诉自己身陷囹圄的苦闷和不平,以及对好友的思念之情:

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

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

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

——刘祯《赠徐干》节选

徐干的回信也十分真切深情: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

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

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

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徐干《答刘祯》

性格亢直的刘祯与沉静退让的徐干,怎么看都不是一类人,但其实两人“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三观一致,性情投契,不是一般阿猫阿狗的塑料友情可比。

4

建安七子中,还有一个人跟徐干、刘祯一起被曹操分配到曹丕曹植兄弟门下干活。此人或许是七子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位了。

他的名字叫应玚

应玚出身于汝南(今属河南)望族,家族中都是博学多才的人。他们熟悉历代典章,关心现实政治,积极总结历史经验,热心时政,且善发议论,世代以此知名。他的弟弟应璩,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

在入许归曹之前,应玚比徐干和刘祯多了一段南北奔波、求取知己的仕游经历。汉献帝都许后,应玚感到良遇在即,迫不及待地“托身早得所”了。曹植、曹丕都很敬重他,经常邀他一起宴游吟诗。曹操闻其名,任命他为丞相掾属,也就是和刘祯同样的官职。

应玚和阮瑀有一篇同题论文《文质论》,主要是论述他们对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的看法。阮瑀有重质轻文的倾向,而应玚则相反,更看重文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二人各自的师心之见:阮瑀为人简静玄淡,信奉道家无为的人生态度,用世之心较弱,而应玚博学多才,更强调立功立事,用世之心较强。

七子之中,要说存在感最高的,王粲恐怕当仁不让。事实上,真正被曹操委以重任的,没有穿过小鞋的,也唯有王粲

▲王粲雕像以及湖北襄阳的仲宣楼。图源:图虫创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夸誉他是“七子之冠冕”,表示他在诗赋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六人。而他的代表作《七哀诗》与《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

王粲的父亲王谦曾在何进门下任长史,他随父西迁长安时,见到了当时的大文豪蔡邕,也就是前文提过的阮瑀的老师。

如果说当年蔡邕见到他的学生阮瑀时,夸他“奇才”,已经很让世人啧啧称奇,表示羡慕了;那么当他见到年幼的王粲时,蔡邕直接“闻粲在门,倒屣迎之”,听见王粲来了,为了赶紧出门迎接,鞋子都穿反了,并且见到之后还直言:“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这种程度的肯定和不吝赞美,世人无疑只能没有反应——都惊呆了。

关于王粲的“最强大脑”事迹,当时街头巷尾广为流传。譬如,14岁时,和别人一起走路,路边有一块碑,大家停下来一起读碑,身边的人问他能不能背诵,王粲看了一遍,“背而诵之,不失一字”。围观别人下围棋,棋局不小心乱了,旁观的王粲也能很快就帮他们复原棋局,不误一道。

初平二年(192),因为关中骚乱,17岁的王粲前往荆州(今属湖北)依附刘表,一呆就是十五年,见证了荆州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刘表剧照。图源:网络

当时北有曹操和袁绍,东有孙权,西有刘璋,而刘表占据荆州却以守成为主,更加注意荆州内部的稳定和文治,没有进行过什么大的对外战事,似乎只满足于孤守一方,坐观时变。

王粲在战乱中亲历过离家漂泊之苦,也亲眼见过了乱世灾难,他的《七哀诗》中就有一首写了他由长安避乱荆州途中所见饥妇弃子的场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因而,他热切渴望安定的生活和太平盛世的到来,对于刘表的政策,他内心是支持的。他曾把荆州看作“乐土”,对待荆州事务尽心尽力,力求有所作为。

只是很快,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荆州形势相对安定,投奔到荆州的学士很多。渐渐地,士人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刘表难成大事,“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在各路军阀的角逐中,刘表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屡屡错失良机。

后来刘表病卒,王粲立刻撮串刘表的儿子,即荆州新的继位人刘琮归附曹操。王粲想要的是,“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他想要回到中原去,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于是王粲归曹,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那一年是建安十三年(208),正是孔融死的那一年。

归曹后的王粲深受曹操的信任和重用,可谓如愿以偿。他“入侍帷幄,出拥华盖”,随同曹操南征北战。

5

在孔融死后、阮瑀死前的四年时光中,建安六子有过许多次聚首。

建安十三年赤壁大战后,刘备让刘表的另外一个儿子刘琦当荆州刺史,自己引兵向南,占有荆州江南四郡,刘璋与曹操绝交而与刘备结好。孙权则稳居江东。自此,曹操一时再无力南下扫灭孙刘,他荡平天下的活动暂告一段落。居于曹营中的建安诸子,生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徐干、刘祯、应玚转入曹氏兄弟门下,而王粲、陈琳、阮瑀则仍在曹操府中任职。此期,他们在邺城的主要活动就是和曹氏兄弟一道昼游夜饮、吟诗作赋。

三曹及建安诸子的联手,确实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热潮。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说,“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当时所谓的“南皮之游”,气氛尤为热烈,以至于即将继位称帝的曹丕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写给心腹吴质的书信中,还念念不忘当年情形:“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他们一起读书论学,吟诗作赋,弹棋博弈,调筝弄笳,游园饮酒,憧憬未来,多快乐啊!

▲建安七子相关画作。图源:网络

但很快,乐往哀来,斯乐难常。转眼间各在一方,“元瑜(阮瑀)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建安二十二年(217)春正月,王粲跟随曹操南征孙权,北还邺城途中病卒,终年41岁。这一年,曹营之中疫病流行,王粲很可能在军队之中遭感染。另一种说法是,他死于一种慢性传染病麻风病。

不管王粲有没有感染瘟疫,反正七子中剩下的四位,都没能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底下逃生。

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回忆起这段日子,不住感伤落泪:“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丕《又与吴质书》)

建安诸子的传奇就此成为如烟往事,空留活着的人或感伤,或追忆。

王粲去世后,还是世子的曹丕亲自率领文士为他送葬。为了表达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生前的好友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一片驴鸣之声响起,这就是著名的“驴鸣送葬”。葬礼之后,曹植也亲为王粲撰写了诔文。

与王粲高规格的丧葬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融死的时候,迫于曹操的雷霆之怒,昔日与孔融友善的许昌百官,没有一个人敢为孔融收尸或致哀,只有一个叫脂习的京兆人,不怕死地独自前往刑场,抱着孔融的尸体痛哭:“文举,卿舍我死,我当复与谁语者?

然而,孔融被曹操斩杀后,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悬赏征募他的文章,把他与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祯六位文学家相提并论,列为“建安七子”——此后,无论他们的生平际遇几何,他们再也不是历史长河中无足轻重的人物。

参考文献: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

王鹏廷:《建安七子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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