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纳粹党开始了在德国的独裁执政，随即德国政府撤销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位。两年后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将“犹太人”作出定义。根据纽伦堡法案，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纽伦堡法案还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民权利。
除了在政治层面做出明确的定义，当时还流行着很多对犹太人的偏见，包括高贵的雅利安人富有英雄气概，对社会抱有献身精神；而犹太人则懒惰成性、奢侈成风，道德败坏，是一群乌合之众，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种族，而是危险的破坏德意志民族的腐蚀剂，甚至有很多关于犹太人是巫师、怪物的传闻。
1938年，戈培尔（时任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指挥德国各地的冲锋队烧毁了191座犹太会堂，彻底摧毁7500家犹太商店。犹太社区满地都是碎玻璃，这一晚被称为“水晶之夜”。事件中发生了680起受害者自杀事件，三万多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自此，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种族灭绝危机之中。
80多年之后，虽然世界上依旧残存着各种种族的歧视和斗争，但人类共同的二战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教训，确保了大规模的、政治化的歧视和屠杀已经无法在文明世界存活。但曾经支配“大屠杀”的一些残余思想，依旧存活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并在某些场所里找到了释放的空间，离我们最近也最显著的，就是如今所谓的“网络暴力”。
任何一个在网络上，引起足够关注的人，都有可能被这种关注所反噬。正所谓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人们在网络上受到关注，一般是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只要这些事、这些话，与某些人群的认知不符，就有可能招致一场雪崩般的网暴。
从名人到普通人，从英雄到凡人都无法逃脱这个命运。网暴还有一种时间上的无差别性，即一旦一个人进入公众视野，他曾经的一切都将进入一个网暴的评价体系当中，他曾经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将被逐一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就会被网暴进行“正义的惩罚”。哪怕你是奥运冠军，哪怕你刚刚为那些网暴的人争取到了他们所珍视的荣誉，你的过去也不能成为网暴的例外。
作为一个现代人，不仅要与传统的人类一样，遵循法律，受到社会法庭的制衡；同时遵循道德，受到道德法庭的监视。还要面对一种全新的“法庭”，姑且可以称其为“网暴眼”，这只眼睛将看到的一切送入到一个“网暴法庭”当中，用网络舆论的方式对人的过错进行惩罚。
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边泌曾经设计过一种监狱——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
这时，只要在中心瞭望塔上安排一名监督人员，这样就可以让这个“完美”的监狱发挥作用。监狱外部的光源照射着每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投射到观察室当中，那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的一举一动，都被监督者收入眼中。
边沁对这种监狱的总结是：从监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可以计算和监视的繁复状态所取代。从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所取代
虽然这种监狱并没有在现实中广泛被采用，但具有创造力的网民们却将它践行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当然，由于网络的这个工具的存在，这种圆形监狱变得更加复杂，每个人都是被困在囚室牢笼中的罪犯演员，每个人也都是瞭望塔中的监督人员，可以说单一的圆形监狱，变成了无数个圆形符合在一起的高维圆形监狱。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涉及到人性和社会行为的原因探究，往往无法像物理学那样找到一种非常确切的原因。社会学理论中，大多通过提出一种假设的方式，去解释某些现象，但无法真正的解决因果的问题。那么针对这种高维圆形监狱，能提出什么样的假设来解释呢？
人类有种神奇的同理心，当看到他人遭受不幸时会感同身受，但这种同理心也有着另一面，当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却会希望他人也一样，由此让自己会看起来没那么惨。特别的，这种困境越为隐蔽，这个希望就越强烈；当困境非常明确的时候，人似乎又会出现一种牺牲精神，进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状态，这时的受难情节会让人希望承担起所有人的困境，给他人求的解放。
用这种假设来看网暴，就很容易发现，那些给他人创造网暴牢笼的人，很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生活在隐蔽、无形的牢笼中。他们不自知，但却承担着这个牢笼的痛苦，他们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当看到那些在某些方面“强于”他们的人，由于网暴，同样深陷牢笼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就能得到暂时的缓解。
那么网暴者所身处的无形的牢笼是什么呢？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语言的牢笼》，维特根斯坦也曾经说，“语言的边界意味着世界的边界”。从这个角度出发，网暴者的牢笼，首先就是“语言的牢笼”。
网暴者的典型行为就是操着贫瘠的语言，说着宏大的道理，一旦说理无效之后，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谩骂。没有人能够跳出语言进行思考和交流，丰富的语言带来丰富的思考和充分的沟通，而贫瘠的语言则意味着狭隘的思考和无效的沟通，谩骂就是沟通失效的最明显信号。
通俗的来说，这第一个牢笼，就是“没文化”。一方面基础的语言储备很少；另一方面因为见识少导致能转化的新的语言就少。在这种少之又少的语言能力映衬之下，牢笼就好比是一件紧身衣，束缚着那些网暴者的日常。更严重的是，由于语言的欠缺，导致他们即便认识到这种情况，也无法用语言或思考将问题呈现出来，最终就会让他们陷入一种知道难受，但却不知道哪儿难受和为什么难受的境地。
当然，语言的牢笼仅仅是一个最基础的困境。网暴者的第二层束缚，就是在语言基础上的“是非牢笼”。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思考和沟通的工具，它还是一种隐形的判断规则。最明显的就是二元论断，好与坏、黑与白。人通过坏来认识好，通过黑来反衬白。
当一个人的思维懒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逻辑中。凡是不好的，就是坏的，凡是不黑的，就是白的。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爱斯基摩人有几十种形容雪的名词，在小雪和大雪之间有非常多的状态可以被分辨出来。但对于热带地区的人，雪甚至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雪是一个庞大的范围，而对于热带的人雪只是一个单点，无法进行过多的形容和想象。
由于语言的贫瘠和思维的懒惰，一些人陷入了“是非牢笼”，凡是跟我想的不一样的，都是错的，凡是在我认知范围之外的，都是不对的，犯错就要挨打，不对就要改正，这就是“是非牢笼”最基本的逻辑。
虽然说语言的基础和是非的判断都是人们牢笼的关键特点，但这两个因素几乎在所有的人类社会当中都存在着，一定是还有什么原因，让某些地方的网暴变得更加严重。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从边沁的圆形监狱中抽象出一个概念——全景敞视建筑。福柯认为，全景敞视监狱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
如果把福柯的判断，翻译到网暴的现状中，网暴者所面临的第三层牢笼，就应该是在某种隐形的权利驱动之下的“审查牢笼”。如果每个人都模糊的意识到，自己处于全景敞视监狱当中，也就是持续被监视审查，并不断的被规训的话，那么慢慢的内心都会产生出与那种监视审查权利相对应，甚至共振的能力，也就是自我监视和自我审查。
庞大的审查机器造就了一大批自我审查者，他们在自我审查的同时，也充当了审查机器的眼睛，对那些违背审查机器的出格者进行搜索、监视甚至出面干预，进行对审查规则的维护。可以说，网暴的严重程度，就取决于监牢的牢固程度，而监牢的牢固程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第三层，也是最高层的审查的牢笼。
在审查的名义之下，网络暴力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网络暴政，以一种“主义”打压一切“主义”的思想法庭。这时，审查的规则，也就是被当作真理的那个主义，就完全脱离了它本身的意涵，彻底的沦为了一个大旗、一个借口、一个发泄被囚禁痛苦的手段、一个希望他人也同样陷入牢笼的工具。
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借口并不新鲜，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这种借口在不同的信念上借尸还魂，有部落间的，有民族间的，有国家间的，有信仰间的。
最近风头旺盛的，就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个借口并不是人们打破自身牢笼的武器，反而变成了囚禁他人的暴力工具。种种抵制、谩骂、道德绑架，无差别的释放在各个角落。奥运冠军要收敛个性，捐款要主动积极，面对“他者”要同仇敌忾，对待“狱友”要如沐春风。
这些行径，不仅给犹太人带去过彻底的伤害，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深刻的伤疤。电影《芙蓉镇》中，在遭受到那个时代人与人关系最彻底的崩塌后，姜文对刘晓庆喊出的“活下去，像个牲口一样活下去”，就是对牢笼做出的平凡人能有的最无力的抵抗。在牢笼中，没有人，只有牲口，想要活下去，就只能像牲口一样，接受一切，接受规训，仅仅为了生存而生存。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底线和坚持的话，那么可能就应该是在牲口之上，找到做人的方法，做人的位置，以及，做人的尊严了。人，不能活得像个人，而应该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