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良向道光皇帝奏报，他本人按照皇上的吩咐，撤防师船。但在师船归营途中，“猝被英夷在洋轰击，夺去米艇兵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05页）
道光皇帝这下又惊了，英国人不都表现的很乖吗？怎么还干这种事？
就在这惊疑不定间，道光皇帝于1840年12月25日，收到了琦善到了广州后于12月7日写就关于广东谈判的奏折，也就是关于谈判条件的。
如果没有怡良的奏折，这事没准就叫琦善糊弄过去了。但有了奏折，就不一样了。在道光皇帝看来，英国人所谓的俯首帖耳，全是骗局，不管怎样，都要先揍了再说。
道光皇帝也就愤然回复：“著琦善详加体察。密行侦探。一面与该夷目善议戢兵。一面整饬营伍。遴选将弁。枪炮务须得力。船只必堪驶驾。妥为布置。毋少疏虞。如该夷实系恭顺。退还定海之外。别无非礼之请。自可仍遵前旨查办。傥敢肆鸱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
这个诏书一发，琦善整个头都疼了，皇上啊，您咋还不好糊弄了？
深知英军目前实力和野心的琦善，也就在头疼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顶牛。无论如何，得把皇上这顿战火给灭了。
说英国人能打？这显然不行，道光的脾气，是个典型的顺毛驴，要给他说英国人强悍，他没准来了脾气，御驾亲征都有可能！
于是琦善不厌其烦解释，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我军困难大，广东这边的军备，真是严重不足，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也太少。新修的炮台，作战能力极差，建筑质量也有严重问题。捎带骂了下林则徐，这林则徐之前修的铁链，全都是劣质产品，大船一来全给碾断，根本就不禁用。反正林则徐身上的锅不少，也不差这一口。
值得钦佩的是，虽说是和稀泥，但琦善这稀泥，活的极有技术含量，还生动描述了英军的作战场面：“该夷进攻之始，止用中小兵船数只，排列多炮，鱼贯而入，连环施放，力量极猛，击中石墙，即致碎裂飞散。我军势不得不竭力回击，而该夷无论受伤与否，一面暂先却退，一面易船复进，旋击旋退，旋去旋来，循环数次，其船可易而炮台不能易，其炮位则各船皆有，而我军止有台内安设之炮，不但无可更换，亦断不及更换。”
人家火力强速度快来去自如，我军火力弱速度慢，基本没法打。
捎带又把林则徐一顿狠踩：“他如火枪火箭火罐火球之类，亦皆远且准，而为我师之所不及。且兵船非货船之比，吃水本浅，其小兵船火轮船，更不过数尺之水，即足以资浮送，行捷如飞，路径循熟，随处窜越。前督臣林则徐备有灌注桐油之草船，以备火攻……夷船未被烧毁，火船已成灰烬……”
就英军这战备水平，林则徐还想着用草船去烧英国船？三国演义看多了？没烧着人家自己就要烧成灰。
琦善的这番奏折，后世好些历史学者，无不义愤填膺痛批，说这人卑鄙无耻下流，夸大英军实力，散布投降论调。可是如果仔细对照看，他对于英国作战方式和双方水平的描述，每一条都是事实。
不管有多少争议，琦善，总归是个认真的人。
可道光皇帝最受不了的，就是大臣太认真：你是个钦差大臣，这话是该你说的吗？把敌人说的这么强大，我军说的如此不堪，琦善你够了！
看过琦善的奏折，道光皇帝就是这样怒火中烧，1841年1月6日，怒不可遏的道光皇帝，给琦善下了一道毫无商量余地的严旨：“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
注意，在这道严旨中，道光帝又开始强调“逆夷再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了。
这就是要终止谈判，继续开战！
无论英国人包藏着多少野心，无论琦善做出了多少不该有的让步，但看看谈判的走向就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突然终止谈判开战，这不是爱国，这是愚蠢。
可一意孤行的道光帝，坚决要把愚蠢进行到底了：他降旨令湖南、四川、贵州各督抚挑选兵丁随时准备着等待调遣，他说，“夷情益形桀骜，且所愿甚奢，其势不得不大加征剿”，称“傥有夷船驶近口岸。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隙不必俟广东知会。即行相机剿办固须计出万全尤当一鼓作气”。且再次强调“逆夷在粤情形既多桀骜，如在浙投递夷书著即行拒绝”。
就连已经被革职的林则徐也沾了光，命令林则徐协助琦善“妥为办理”。也就是既然要打仗，林则徐就要出力。
为啥这次这么有信心，说到底，还是长期以来的错误认识，到此时人品大爆发，道光皇帝觉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朝廷现在国库空虚，再经不起折腾，也不能在英夷面前丢份子，这仗，无论花费多少银子都要打一打，教训教训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夷人！
老虎不发威，你还真当成病猫了？哼！
接下来的日子里，道光一次次给琦善下令，声称“惟有大加惩创，方可以褫夷魄而绝后患”，要他“厚集兵力，用张天讨”。大谈什么湖南四川贵州各兵一旦抵粤，便可分布要隘，“乘机痛剿，不留余孽”。又说“至淡水食物，必应断绝，该夷无可接济，不能久持，自己不战而溃”。
这样，战火又再次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