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独断，二次垂帘
龙椅之后，有一道神奇的黄帘，帘幕之后，有两个女人，这在晚清的历史中是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初涉政坛的慈禧太后，似乎没有一点青涩之象，她大封功臣，通过他们的帮助肃清了一大批对自己权力产生威胁的人，任何人，都不可以以任何方式危害她的权力。女人的嫉妒心是天生的，慈禧太后不会允许别人分享自己的权力，更不容许别人分享自己的儿子，因此，慈安太后是个眼中钉，两个女人又会上演一出什么大戏呢？
掌权后的组合拳
辛酉政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慈禧的政治生涯还很长，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人心，控制大局，奖励功臣，打击政敌，这套组合拳，慈禧打得风生水起，丝毫看不出是一个政坛上初试莺啼的新手。对于痛打落水狗这一点，慈禧毫不留情，上一节说到，八位顾命，三位处死，五位革职，并且都查抄了所有家产。
对于肃顺集团的其他成员，慈禧的态度也是从严打击，斩草除根，但是奕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按照慈禧的意思进行，而是采取了从宽处理，不兴大狱的政策来稳定当时人心惶惶的朝廷，但是深谙政治的奕訢把“仁慈”的名声留给了慈禧，如《慈禧外纪》评：“慈禧恢廓大度，出之以宽恕。
训政之初，即定为首者之罪，其余一概不问，以免株连，因之人人称颂，以得宽大美名。”就这样，咸丰驾崩之初的“热河小朝廷”班子彻底垮台，慈禧自己的新班子要建立起来，建立新团队的过程也就是大封功臣的过程。
辛酉政变的首功之臣就是奕，因此奕訢本人、家人、同侪雨露均占，分据要津。奕訢本人的名势权位也都达到了人臣之极，一时风光，几乎等同于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新班子成立之后，肃顺等人为小皇帝拟定的建元年号“祺祥”也被新内阁否定，大学时周祖培认为“祺祥”二字文义不通，古无用者，显得国家无读书之人，因此建议“更定”，众人合议用“同治”二字，慈禧允可，新皇帝登基之日颁诏天下，也许“同治”二字对于慈禧来说也隐语着两宫太后共同治理的意思。
但是慈禧的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让人生大起大落的奕訢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一个就是在一连串的封赏中，两宫太后懿旨表示仰承先帝遗愿，“以亲王世袭罔替”，也就是嫡系子孙世代承袭，但是奕訢对于这个“铁帽子王”的封号坚决推辞，明白个中滋味的人都知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从慈禧后面的一系列针对奕訢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出这也算是奕訢为了避免惹火烧身的先见之明，至于奕訢为什么有这个先见之明，一方面是因为成长经历与皇宫的人情冷暖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在大封奕訢之前的一个没太多人注意的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慈禧在政变成功的第二天对恭亲王的名分上做的手脚。多尔衮的骄横，鳌拜的乱政，肃顺的嚣张在慈禧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而如今虽然貌似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但是奕是否会最终成为慈禧心中的阴影，慈禧一直很是焦虑。
鉴于此，慈禧在决定如何给奕訢名分这个问题上颇费脑筋，多尔衮的“摄”意味着被授予全权处理政务，鳌拜的“辅”意味着襄助，但是对于少年天子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对于“辅政”，肃顺等人的无法无天让慈禧不仅愤怒而且心有余悸。慈禧与奕訢在互通“密札”之时，仅仅是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简近支亲王辅政”达成了轮廓性的协议，而事到如今，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并且对于慈禧来说，恭亲王奕訢朋党众多，势力庞大，处理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而对于奕訢来说，自己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但是从与慈禧互通密信的过程中，心里也忐忑不安，隐约感觉这个女人不简单。
最终，慈禧以小皇帝的名义授予恭亲王奕訢“议政王”的名号，看似富贵尊荣，位极人臣，实际上，“议政”与“摄政”、“辅政”相差甚远，“参政议政”的虚名给了奕，慈禧牢牢地把“杀伐决断”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奕訢作为“议政王”和军机大臣对任何行政事务的处理最终都要经过慈禧的同意和批准才能施行，这种冒险的政治举动也许只有慈禧才能去“放手一搏”，没想到最终奕訢没有做任何反抗，真是太后掌权，亲王靠边。
政敌清楚，功臣被封，潜在敌人被遏制，自己亲信被提拔，实质性的内容完成后，慈禧开始了形式上的各种政策。首先做的就是让小皇帝登基，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1861年11月11日），时年仅六岁的小皇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元同治，以次年为同治元年。
同治登基的第二天，十月初十，就是慈禧27岁的生日，也就是万寿节，当天庆祝诞辰的晚宴的菜单至今各种史料还有详细的记载。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1861年12月2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大典举行。
仪式地点选在了慈宁宫右侧的养心殿，按照翁同龢的记载，这一天，同治端坐御榻，后设八扇黄纱屏帘，慈安太后位于左侧，慈禧太后位于右侧，一切准备就绪，议政王奕訢带领王公大臣行三跪九叩之礼。奏疏由议政王送至御案，再由同治示意，醇亲王捧至帘子前，由太监接过奏疏，捧至两宫太后御案，其实就是交给慈禧太后一人查看。
自此以后，开国两百余年的大清朝的一切，这个女人说了算，中国便开始了慈禧的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她会成为牢牢控握中国最高统治大权的女人。
一直身处强势母亲阴影下的同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傍晚时分去世，在位时间十三年，享年十九岁。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留恋风月身染梅毒不治身亡，有人认为是突发天花暴毙，当然也有可能是两者的结合。
对于同治的“生活作风”，人们历来评价不高，同治不仅经常出入低等的风月场所，而且还与太监、翰林侍读关系暧昧搞同性恋，同治死后，有人写对联嘲讽同治日常行止——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病逝后的一小时内，慈禧太后下令急调李鸿章淮军入京，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严守宫门，准备完毕后，才召王公大臣入宫，雷厉风行的处理完全看不出一丝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情形。同治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对于慈禧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下一颗棋子是谁？权力由谁掌握，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放在一边。
我们从翁同龢的记载中可以还原当时两宫太后召见内阁、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集体商议”的情况，虽然是两宫太后的共同召见，但是实际发言和控制现场的绝对只有慈禧一人，慈安太后沉浸在丧子之痛中还没有回过神来，而且秉性木讷的她也不会在这些大问题上和慈禧发生争执。
权力欲极重的慈禧，完全忘记了丧子之痛与大清祖制，第一句话问的竟然是：“此后垂帘如何？”现场气氛一片尴尬，有大臣小声提醒：“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这时候慈禧才意识到自己对于再次“垂帘听政”实在是过于猴急，当务之急应该是立嗣皇帝，因此立即改口说：“以宗社为重”，然后不等诸王大臣反应，立即就表明自己的态度：“若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
翁同龢的笔记中记载，当时诸王大臣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这种局面下似乎也没有谁会和慈禧对着干，紧接着，慈禧开始严厉地为自己后面早已准备好的决定作铺垫：“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易，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于是慈禧借着与慈安联合的名义，把早已准备好的人选向诸王大臣宣布，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立为嗣皇帝，众人虽知慈禧用意，但是无不磕头山呼遵旨。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慈禧立即安排李莲英率领十六名太监，在荣禄的一队卫兵的保护下冒着雨雪出宫接载湉入宫，没有多久，鲜艳的杏黄轿就把哇哇啼哭的载湉强行抬进宫中，并安排在同治遗体前行礼，随后更换衣帽，坐上龙椅，接受朝贺，从此大清帝国进入了“光绪”时代，“意谓缵道光之绪也”，也就是继承道光帝传下来的皇位的意思。
为什么是4岁的载湉，而不是其他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慈禧为什么坚持立载湉为咸丰帝的嗣皇帝呢？我们可以先看看慈禧与载湉的关系，从父系血脉来看，载湉是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訢的儿子，生于同治十年（1871），与同治帝是同一个辈分的兄弟。
从母系血脉来看，醇亲王奕訢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结合这两方面，慈禧太后可以说既是载湉的伯母，又是载湉的姨妈，双重血统关系，亲上加亲，自然肥水不流外人田。另外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按照慈禧的安排，载湉由于与同治同是“载”字辈的兄弟，因此，继承的是咸丰帝的皇位，这样一来，慈禧太后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太后。
反过来讲，如果立“溥”字辈的其他皇室成员，先不说亲疏远近，就名分上，慈禧就变成了太皇太后，即使再“垂帘听政”也轮不到太皇太后了。当然慈禧对诸王大臣的说法相当地冠冕堂皇，认为册立载湉，不仅是让他充当同治的继承人，更是充当咸丰的继承人，而且看到载湉就像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可以让自己放宽心，除了载湉没有任何人适合这个角色。
从东汉以来，后宫干政一个前提就是皇帝要年龄小，这样才能名正言顺，而且小皇帝也便于操纵，加上载湉当时只有4岁，容易管教，也容易驾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相对来讲，醇亲王奕訢比其他亲王更为懦弱，便于控制，而且对于慈禧的亲妹妹，在辛酉政变中“居间传话，厥功甚伟”，深得慈禧的信赖。
【本文节选自《慈禧：权欲巅峰上的女人》，作者阳少，重庆出版社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