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5年，晁错向汉景帝上疏《削藩策》，指出藩王势力大是汉王朝长治久安的一个威胁，而且威胁不小，所以削藩势在必行。晁错知道汉景帝内心担忧如此做会让藩王们索性起来反叛，于是他在建议中写道：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这话让人想到陈胜吴广起义时的那句“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秦末农民起义是大家都混不下去了于是起来反抗统治，为何晁错的建言把个削藩的事儿说得跟汉王朝到了最危险时一样势在必行呢？
汉初的“无为而治”，看似只是与民休息，实则是皇帝难以完全压制其他利益集团情况下做出的妥协。汉高祖刘邦是草根出身，一朝登基为帝确实励志，但汉朝初立，各诸侯王与军功阶层、外戚乃至地方豪强这些势力都在限制皇权，比起积极进取大刀阔斧改革，此时更适合维持一种平衡。
几十年休养生息让经济与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然而社会问题也更多暴露出来，当初刘邦让封建制、郡县制和军功爵制并行，为的也不是尚古，而是为端平一碗水先稳住汉朝的统治基础，但刘邦还是不会允许诸王有谋逆心思的，英布和韩信等人的死，也是刘邦在敲山震虎。
尽管刘邦对地方势力进行了一定弹压，但这几十年地方势力依然壮大了，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享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军事权，完全能威胁朝廷；社会财富也因为商人巨贾和地主豪强势力的有意聚敛而大量流入少数人的手中，这不是刘邦想看到的当然也不是汉景帝想看的。
汉景帝的“削藩”，实际上就是要在“无为而治”这层布上面撕开一个口子，而晁错是他坚定的支持者，汉景帝还是太子时，晁错便在他身边充当智囊，晁错很多主张都带有鲜明法家色彩，比如《论贵粟疏》强调要重农抑商，再比如削藩，加强君主权威遏制诸王政治势力。
就为这档子事，晁错还和他父亲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汉书·袁盎晁错传》记载，晁错父亲听说他向汉景帝进言削藩，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告诉他不应该如此离间刘家的骨肉。
这话只是表面上说说，晁父的真实意思是：一旦皇帝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皇帝要找个什么由头安抚诸王，你的性命就很悬了，甚至我们整个家族都会被你连累！刘家安稳了，我们晁家要大难临头了！晁错没有听父亲的话，他坚持称不削藩“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我行我素。
晁父选择了服毒自尽，因为他知道儿子走的是一条孤臣路，就像战国时在秦国变法的商鞅那样。
楚王的东海郡被收回了，接着，赵王、胶西王与吴王的封地也都面临威胁，吴王刘濞早年因为儿子死在汉景帝的手上，本来就十分怨恨朝廷，多年来招兵买马心存反意，眼看汉景帝不打算给诸侯王活路，他一不做二不休联合其余诸侯王，反了！
汉景帝虽然有亲弟弟的梁国支持，齐国也还没反得很彻底，在朝廷与胶西、菑川、济南三王间谋求一个两边不得罪，但吴王刘濞这次非常狠，他知道一旦事败自己就没有任何活命可能性，所以除了这些王之外还寻求了匈奴、闽越、东瓯的势力支持！
“七国之乱”爆发了，此战于汉景帝而言是能胜不能败，一旦败了，大汉江山或许就将陷入四分五裂，好不容易得来的大一统将再次回到春秋战国那般的乱世之中，这是一场封建制对君主集权制发起的大决战，成王败寇，谁笑到最后谁就是那个改变历史的人。
晁错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他是能臣，却不是能和其他人搞好人际关系的滑泥鳅，当然你可以说有本事的人不需要多好的人际关系，但在很多时候，毁掉有本事的人往往只需要一张嘴而已，与晁错有不愉快的袁盎在窦婴鼓动下，建议汉景帝杀晁错，平息这场七国之乱。
汉景帝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他犹豫了，迟疑了，他打算用晁错的死来换取暂时的稳定，此时对晁错怀有敌意或者和他主张不一致的人纷纷给汉景帝进言，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等，汉景帝为人寡恩，他很快下定了决心，派人拿着诏书去晁错家骗他要上朝议事。
晁错穿着朝服出门，还没来得及入宫看汉景帝最后一眼，就被拿住，长安东市的百姓围观了他如何被腰斩。商鞅车裂，晁错腰斩，不知道晁错当年跟随张恢学法家刑名之术时，会不会想到自己未来凄凉结局。七国之乱以朝廷的胜利告终，晁错却看不到了。
就结局来比较，晁错和商鞅其实非常相似，因为不管秦惠文王还是汉景帝都是赞成并愿意采用他们主张的，他们代表的制度赢得了胜利，但他们本人却死在新取代旧的历史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