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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本届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日本对阵澳大利亚的女子垒球比赛在日本当地时间9时(北京时间8时)在福岛县开始。日本队最终以8比1战胜澳大利亚队。

7月21日下午,中国女足在奥运会女足小组赛首场比赛中迎战巴西,最终以0:5不敌对手。女足的亮相意味着中国代表团的东京奥运会征程已然吹响“号角”。

推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终于来了!

据悉,本届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7月23日19时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

但比起开幕式,本届奥运会场外的各种新闻更抢风头。

比如各界对日本疫情的担忧;比如奥运赞助商的临时反水;比如,奥运村的床铺,竟然是用纸板做的,奖牌也是回收利用的产物;又比如,奥运会开幕式音乐的临阵生变,还有说,本届奥运会最后时刻可能仍有变数.....

首现选手因确诊而弃权

最后时刻仍有变数?

本届奥运会,从各个代表团入境并入住的那一天起,东京的疫情就开始变得严峻起来。

日本疫情在7月初就已经反弹。自7月12日起,东京都正式进入第四次紧急事态宣言施行时段,以减少人们出行的概率。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东京都才刚刚解除了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截至7月19日,日本已经连续一周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000例,其中东京都近一周平均新增确诊病例数字超过1000例。7月21日,东京单日新增数量创有疫情以来新高。

而随着各国运动员及其工作人员入境和入住奥运村之后,更增添了病毒感染的风险性。如智利跆拳道选手费尔南达在日本确诊感染病毒并被奥组委实行隔离,她也因此成为首位因感染病毒而无奈退出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

人民日报7月21日引援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这位选手是智利代表团的选手,原本计划参加本月25日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跆拳道57公斤级比赛。大会相关人士向日本媒体证实,该选手因进入10天的隔离期而弃权。

根据赛事组织者21日最新发布的数据,目前总共有79名与奥运有关人士确诊感染。更严重的是,几乎所有参与东京奥运会的群体里都有确诊病例报告,从运动员到教练,从国际奥委会官员到承包商和媒体,无一幸免。

东京奥运会组委会CEO武藤敏郎在7月20日表示,并不排除在最后时刻取消东京奥运会的可能。“我现在无法判断新冠病例数是怎样扩大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病例数继续增加,我们将召开五方会谈,所以我们必须看看未来会怎样发展,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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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办赛”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东京奥运会破天荒地从2020年延期至2021年。在奥林匹克百余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一届改期的奥运会,此前也曾有两届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中断过。此外,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少“第一次”:第一次谢绝海外观众现场观赛的奥运会、第一次空场比赛的奥运会、第一次在举办地紧急状态下举办的奥运会。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东京奥运会采取了疫情下体育赛事非常流行的“气泡办赛”的模式,力争顺利举办奥运会。然而,开幕前夕,东京的疫情持续恶化,令奥运会的前景蒙阴。

所谓“气泡”,即通过严格的检疫措施和接触隔离将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活动限定在有限空间内,如同被一个气泡包裹一般,最大限度减少参赛人员与外界的接触以控制可能的感染风险。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气泡办赛”屡见不鲜。国内外多个体育赛事出于防疫的考量均采取该模式或者类似的形式。成功的“气泡办赛”也有先例可循。以去年12月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乒乓球大赛为例,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116名参赛人员入境,但在防疫重担之下,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零感染”的成果。

国际上,成功的案例也不少。譬如,今年2月举办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在航班出现疫情确诊病例后通过及时开启严格的入境隔离检疫、严格执行“气泡”操作等措施,甚至在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突然开始实施封城时,强行疏散了观众进行空场比赛以阻隔疫情。

资深体育解说员张曼联表示,“澳网的防疫政策,堪称网球巡回赛中的标杆。相比于美网和法网在球员酒店管理等方面的散漫,澳网组委会制定了超级严格的防疫标准——所有运动员都必须至少提前三周入境、耗资天价包机从洛杉矶迪拜等指定城市接驳球员、落地澳洲之后执行14天的强制隔离、每隔两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在如此高标准的防疫战之下,英国名将、三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穆雷以及奥地利名将蒂姆的金牌教练马苏,都因为在临行之前感染新冠病毒,遗憾缺席了澳网之旅。

张曼联补充称,“澳网组委会严格执行了14天强制隔离的政策。任何想要参加澳网的球员,都必须在澳洲境内进行14天的强制隔离,这也从根本上杜绝了大规模性感染的可能。”

这些努力最终实现了澳网参赛运动员“零感染”的成果。澳大利亚网球协会主席、澳网赛事总监克雷格·泰利指出,出色的防疫工作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

据泰利透露,澳网和东京奥组委一直保持着紧密沟通,双方共享很多信息,包括针对运动员的核酸检测的频率与类型,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病例。

不过,东京奥运会在防疫工作上面临的挑战要比澳网这类单项赛事更为严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为,因为东京奥运会是一场多国家、地区参与的运动会,所以在防疫方面只能采取基本防疫策略。既需要有能力去堵因检测不到位或假阴性的病例,也要能有足够大的场地去保证社交距离。

据公开信息,东京奥组委本次采取的“气泡”与其他赛事类似,如定期新冠检测、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仅限在特定区域内活动、防疫专用交通工具等措施,将奥运会相关人士与普通民众隔离以避免交流产生感染。同时东京奥组委也针对可能感染疫情的项目设置了特别规则,譬如乒乓球项目禁止吹球、取消部分圣火传递等措施,试图控制可能的感染风险。

张文宏称,东京奥运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应该重视正在变异的Delta毒株。但也要避免过度防护,疫苗+戴口罩+勤洗手+减少身体接触依然是防控新冠疫情的有效措施。

开幕式音乐临阵生变

东京奥运会本周五就要开幕了,开幕式的音乐却“临阵生变”。承担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四分之一作曲任务的日本作曲家小山田圭吾,19日正式辞职。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和东京残奥会组委会当天正式宣布,开幕式上将不会使用小山田圭吾创作的乐曲。

东京奥组委本月14日公布开幕式乐曲创作团队的名单后,便有媒体曝出了小山田圭吾的“黑历史”。在1994年发行的一本杂志和1995年发行的一本杂志上,小山田圭吾曾“骄傲地承认”:自己曾把同学锁在箱子里,还戏谑过残障人士。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许多日本社会团体表示,小山田圭吾的所作所为与奥运精神不符,因此反对他参与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创作。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在19日晚召开的线上记者会上表示,小山田圭吾创作的音乐在开幕式音乐中有大约4分钟。根据创作团队的判断,将不再使用这段乐曲,但是后续将如何应对,创作团队的成员们正在紧急商讨。

丰田“反水”

奥运赞助变“烫手山芋”?

疫情恶化之际,东京奥运会赞助“天团”将迎来严峻考验。

奥运会赞助商通常分为两个级别,全球顶级赞助商和本土赞助商。顶级赞助商是指直接与国际奥组委合作、赞助合同覆盖多届奥运会的“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每个行业全球仅1家企业获选,目前国际奥组委的顶级赞助商共有14家,包括可口可乐、英特尔、阿里巴巴等知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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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全部67家本土赞助商中,东京奥组委将其分为三个级别。首先是“金牌合作伙伴”,也是赞助费最高的团体。这个名单几乎都是日本本土企业,包括NTT、朝日啤酒、佳能、ASICS、富士通、明治食品等15家知名品牌。

其次是32家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他们主要以提供企业服务和少量赞助为主,其中不仅有三菱电机这样的知名日本公司,也有朝日新闻等媒体机构。

此外还有20家企业,通过提供服务与合作成为东京奥运会“官方供应商”,包括谷歌日本、雅虎日本、波士顿咨询集团等。

这60多家日本公司为获得赞助权支付了创纪录的30多亿美元,继去年奥运会因疫情而推迟后,又支付了2亿美元延长合同。与签署了多年协议的“全球合作伙伴”不同,日本国内赞助商只参与东京奥运会。

而这些本土企业和全球顶级赞助商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未来还有机会,但本土赞助商们无法寄希望于未来,已经“栽”在了这届奥运会上。

日本最大电信集团NTT原本计划在游泳赛场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展现运动员水下同步视角,但观众无法入场令该技术无用武之地。日本近铁集团则抱怨称,原定为奥运游客安排的周密出行服务已基本泡汤,丰田也被迫取消了在原定赛事服务中展示新能源汽车。

标志性代表丰田“反水”

由于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日本商界已经主动与赛事保持距离。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最高级别赞助商丰田汽车公司19日宣布,放弃在日本国内投放奥运相关电视广告,社长丰田章男等人不出席开幕式。

值得注意的是,丰田汽车曾斥资数百万美元在美国超级碗上投放以奥林匹克五环为主题的广告。但在日本,与奥运会的任何关联都过于敏感,以至于这家汽车制造商无法投放广告。

丰田汽车和松下是东京奥运会14个全球合作伙伴中仅有的两家日本公司。正常情况下,赞助商享有的最宝贵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在广告中使用奥运会标志,但丰田汽车已经表示,并不打算在日本国内做任何与奥运会有关的广告。

丰田汽车负责公共关系的高管Jun Nagata对媒体表示,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日本国内广泛对东京奥运会感到担忧,有鉴于此,一则宣传丰田与奥运会关联的广告在日本料将不会得到正确解读。

此外,由于奥运会主要将以空场方式举办,宣传丰田产品和技术的展示会与试驾会等活动也取消了。不过作为本届赛事的顶级赞助商,公司仍将承担接送运动员往返的任务。

丰田将提供3340辆奥运相关车辆。由于不再需要观众用车,数量较最初公布的3700辆有所减少。总数的90%以上为电动车,包括氢燃料电池车和电动汽车(EV)等。

除了丰田,赛事赞助商日本电信、富士通、NEC也已经宣布,不会派出高管参与周五的开幕式。

奥运赞助变“烫手山芋”

对于赞助商而言,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辛苦的一次奥运会营销,频繁变动的政策和不确定性让赞助商们不得不多次调整计划。

一个生动的例子便是可口可乐。大阪府一开始决定不允许在市内公路上进行奥运圣火传递,随后又宣布停止在整个大阪府传递,可口可乐只能无奈感叹“又变了啊”并“遵从奥组委的决定”。圣火传递本来是赞助商借机传播品牌的最佳时期。

更悲催的是,由于很多民众反对奥运会,赞助商们进退两难,营销活动甚至可能引发消费者反感,赞助奥运会从“稳赚不赔”变成了“烫手山芋”。

而如果不是疫情,本届奥运会无疑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盛会。疫情前各方都对奥运会充满了信心,安倍曾表示,“希望奥运会成为扫除日本15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

在各方鼎力支持下,2020年东京奥运会带来了史上最多的赞助商。截止到2020年,东京就拿到了67家赞助商超过33亿美元的商业赞助收入,是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赞助收入的至少两倍。

但由于疫情肆虐,很多日本民众都希望这届奥运会“消失”,赞助商们想要恰到好处地进行宣传,又不让民众反感,堪称是在“走钢丝”。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此次疫情下的奥运会也提供了一些机遇。陈琦表示,“赞助商们有挑战也有机遇,本届奥运会将会更加注重线上渠道的传播,赞助商们可以在广告插播、比分弹窗、节目赞助等方面加大营销投入。除此之外,要着重发挥赞助商营销层面的主动性,切入奥运会这一营销热点,展开线上线下、赛前赛后营销策略的灵活配合,将营销主战场扩大,而非局限在日本。”

是“抠门”还是环保?

据媒体报道,此次东京奥组委在奥运村提供了1.8万套硬纸板制作的床具和寝具,开创了奥运先河。

美国长跑运动员保罗·切里莫的一条推特,他在推特中戏称,“我不能坐着美联航北极星商务舱来,但是晚上却要睡在纸箱做的床上吧。”他还补充称:“那些晚上会尿床的人可就危险了,这个纸箱一旦沾湿了可就撑不住了。”

接着就有传闻表示,这些床被设计成只能承担一人重量,任何突然的动作都会导致床倒塌。这直接招来了不少网友对奥运会太过抠门的嘲讽。

不过这很快就被辟谣了。爱尔兰体操运动员里斯·麦克莱纳汉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他一边在床上连蹦带跳,一边说,“这显然是假新闻!”

官方也随即给出了回应,7月19日奥运村组织者表示他们的纸板床“很结实”。而之所以采用纸板做床,东京奥组委解释说是出于环保的目的。

据悉,筹备之初,东京奥组委就宣布,要把“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回收”(Recycle)的“3R”概念作为奥运会的主导理念之一。而床垫采用聚乙烯材料,可按选手体型改变床垫软硬程度,等到奥运会结束后,可被循环利用来制造其他的塑料制品。

除了纸板床,还有多个环节体现了此次奥运会的环保宗旨。

此次东京奥运会的奖牌也是回收利用的产物。据报道,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是由民众捐助的废旧手机和电器的回收金属铸造而成。从2017年4月份开始,日本奥组委用大约两年的时间来制作奥运会奖牌。通过努力搜集了大约78985吨的小家电和621万部旧手机,并充分利用新技术,从中提炼出了近32公斤的纯金、3500公斤纯银以及2200公斤纯铜。

除此之外,颁奖台与火炬也使用了环保材料。颁奖台的制作材料使用废弃的洗涤剂瓶、回收海洋塑料垃圾的再生塑料制作而成,通过将其处理成蓝色颗粒后,再用3D打印机打印出固定模块,经过组装后就能打造出颁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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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贵的奥运会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东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了历史上最贵的一届。据东京奥组委预估,赛事举办成本已经达到了154亿美元,是最初预算的两倍。

这么多预算都花在哪儿了?

东京奥组委2020年12月宣布,预算增加2940亿日元,达到1.64万亿日元(约154亿美元),增幅约为22%。而增加的预算,都是因为奥运会推迟1年造成的额外费用,其中960亿日元将用在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防疫措施上,1980亿日元是运营费用,包括场地、人工、设备等等。

按照早些时候达成的三方协议,在整体预算中,东京奥组委、东京都政府和日本中央政府的出资比例大约为45%、43%和12%,东京奥组委的份额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赞助商。

另据透露,由于马拉松和竞走项目从东京改到札幌举行而造成的额外费用,将由国际奥委会承担,这项支出大约为200亿日元。

然而,有媒体表示,东京奥运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据。据美联社早前报道,日本政府过去几年的审计结果显示,实际费用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至少为250亿美元。除了私人资助的67亿美元,其余费用均由日本政府承担。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此前的调查显示,临时设施建设最烧钱,东京奥运会在此项支出超过35亿美元。而运营、营销和技术支出同样不少,均超过10亿美元。

来源: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