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有一个商人名为柳残阳，与同乡杜雷是很好的朋友，经常相约一起到南京贩布。这天，两人又约好一起外出贩布，提前一天定好了船主祝良的船，约好的次数凌晨船上见。
次日，还不到四更天，柳残阳就先来到船上。当时时间还早，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船主祝良与柳残阳是老相识，知道他经常到南京做买卖，身上一定带着不少银子，此时见他孤身一人，便心生歹意。
祝良将船撑到水深处，趁柳残阳不防备时将他推入水中淹死。祝良得手后将柳残阳身上财物藏起，然后又把船撑到岸边，分了些银子给船上水手，接着假装睡觉去了。杜雷黎明时才到，叫起船主祝良。杜雷哪里知道柳残阳此时已被船主谋害，还以为他还未到。等到吃早饭时还不见柳残阳来，便让船主祝良去催柳残阳。
祝良来到柳残阳家，叩门，开口便叫：“三娘子。”柳残阳妻子孙氏因早起给丈夫做饭，接着又去睡了，所以听到有人叫门才起床。
祝良问孙氏：“你家三官人昨天和周官人约好一起乘我船去南京，周官人在船上等了许久，三官人怎么还没来？”孙氏吃惊地说：“他早早的就离开家了，怎么会现在还没到船上？”
祝良把话带给杜雷，杜雷担心柳残阳出意外，赶紧来到他家，与孙氏一起四处寻了整整三天，没发现任何踪影。
杜雷想，柳残阳经常与我一起外出做买卖，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如今柳残阳下落不明，别人肯定会以为他的失踪与我有关。为了证明自身清白，杜雷主动写了状子投到县衙。
知县江湖游准了状子，拘一干人等前来问个明白。先审孙氏，她称丈夫早早的吃了早饭带银子出门，后来的事就不知道了。
又审船主祝良，他言说：前日周、赵二人同来雇船是真，次日天明只有杜雷到，不见柳残阳来，旁边数十条船都能证明。杜雷让我去催，我到他家时叫“三娘子”，她才起床出来开门。再审左右邻居赵质、赵协，两人称柳残阳准备出门做买卖，其妻孙氏因此曾在家与柳残阳吵闹过几回。至于早上出门的事，两人实在不知。
县令又对原告杜雷讲：“这必是你见柳残阳身上带着银两甚多，见财起意杀人夺财，为脱嫌疑故而抢先来告。”
杜雷辩白道：“杀人还要埋没尸身，我一人如何能做到？况且我家本就比柳残阳家富有，又是至交好友，我这是为替他申冤，哪有谋害他的道理。”
孙氏也说：“杜雷向来与我丈夫交好，绝不是他谋害，恐怕是先到船上被船主谋害了。”
祝良当即辩解道：“我们码头上有十几条船，怎么可能在渡口杀人，又怎么瞒得过别人？并且杜雷到船上时，天尚未亮，是他把我叫醒，这都有证明。
她说丈夫早已出门，左右邻居并未看到。我去叫时她还未起床，门也还没开，分明是她与丈夫争吵不让出门，而自己将丈夫谋害了。”江知县便对孙氏严刑拷问。
那孙氏一个女人家身子柔弱，哪受得了这严刑拷打，只得说：我丈夫已死，愿意用我这条命赔他。随即招认是丈夫不从她言，所以谋害了他。
知县又问尸身下落，孙氏说：“是我谋害了丈夫，若要尸身，将我身还他就是，又何必再问。”江知县判孙氏谋杀亲夫，拟定死罪，凌、迟、处、死。
案子经州府各级衙门复审，都没有提出异议。次年秋季，报请对谋杀亲夫的孙氏行刑，该当秋决。大理寺左评事杨清审查孙氏谋害亲夫柳残阳案时，看到卷宗里祝良的证词中说他敲门时叫“三娘子”，顿时察觉其中存在关键疑点。
既然是找柳残阳，哪有开口先叫妻子而不叫丈夫的？于是写下两句批语：敲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丈夫。之后，立即将本案交按察使司复审。
当时的陈巡按正好巡查至潮州府，立即提孙氏等一干人犯来问。孙氏受尽酷刑折磨，如今即便是见了巡按老爷，也丝毫没有翻案鸣冤的打算，只是说：“上辈子欠丈夫一条命，今生用命还他”。陈巡按只把祝良提来审问。
“杜雷命你去催柳残阳，敲门时该叫‘三官人’才是，你为什么开口便叫‘三娘子’？你必定是早就知道柳残阳已死，所以只叫他妻子。”祝良坚词不认，打了三十大板仍然不认。
陈巡按又提船上水手到堂上，先打四十大板，然后说道：“你前年谋害柳残阳，船主祝良已经将你告发，今天你该给柳残阳偿命的时候到了。”
水手赶紧招认：“柳残阳四更天到了船上，路上没有人，其他船只也没察觉。是船主祝良将船撑到水深处，推柳残阳落水，又重新撑到岸边，解下衣服装睡。天快亮时杜雷才到。这都是祝良杀人害命，怎么能栽害到我头上？”
让祝良和水手对质，祝良无言以对只得招供。陈巡按将祝良拟定死罪，释放孙氏。
好在有清官明断是非，不然又枉送一条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