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官员产生以来，人们就要被官员管理。但官员并不参与劳动，而是协调调动一定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且手中掌握权力。每个人都要受到权力的制约，要在这种制约下好好工作。很明显，官员不参加劳动，却挣着工资，或许每个人的工作成就了官员的工作。
官员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有一定的工作可以做。这些工作大多属于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但脑力劳动也仅仅限于开会、读文件、布置任务等，并没有像科学家一样夜以继日地搞科研，也没有像作家一样整天写作，他们更多的是整天歇着。只有到了任务大的时候才会忙上一阵子，任务小的时候或者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就会“喝喝茶，聊聊天，一张报纸看半边。”
是不是官员拿的报酬太多了？毕竟他们不直接参与社会劳动，也不会直接带来社会价值，而是通过管理来获得社会价值，还不如小区的物业人员，物业人员还能动手搞维修，官员并不会自己搞维修，只会动动嘴皮子就把事情办了。当然，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力很大，而是以权力做背书。那么，权力来源于哪里呢？
权力或许直接来源于国家的赋予，但从根源上来说，权力来源于人民。官员接受了权力，就要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要对人民负责，而不是践踏人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剔除官员手中的权力，官员就是普通人一个，而不是什么父母官，也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能人，更不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老爷。官员手中有了权力就不再是普通人了，而是上天的星象下凡，要处理人间的事情了。
自古以来民间就流传着官员是星象下凡的传说，不仅皇帝是天子，而且跟着皇帝干的官员们前世都是天上的星象，不然何以那么显贵呢？《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之后欢喜疯了，他老丈人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用力过猛，把手腕子给扭了，却说范进是天上的星象下凡，打不得，打了就遭报应了。民间老百姓要求官员办事，官员当然不会轻易给老百姓办事，而是要千方百计搞权力寻租。除了得到自己的俸禄之外，就是通过权力寻租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古代有官场财产公示制度，也有财产来历不明罪，不知道有多少官员要被整治了。但从来不会有，因为皇帝本身就不会公示财产，也不会说明自己财产的来源。
皇帝和手下的所有官员都不直接参与社会劳动，但收入却比直接参与社会劳动的人还要多，甚至能把天下的财富聚敛起来供整个官僚系统享用。而整个官僚系统本身却不会直接产生任何社会价值。是不是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累死累活的农民挣不到什么钱，整天在办公室吹着空调喝着茶水的官员却挣得很多，比农民要好很多。当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外快，并不是工作所得，而是靠权力寻租获得很多非法收入，而这些潜规则形成之后，居然没人检查，就是有举报的也被按下不表，或者运动式检查以后，官员该怎样还怎样。如此一来，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官员并不会对权力的根本来源负责，而是只对上级负责，对自己负责。于是，很多链条式腐败现象就产生了，家族式腐败也很常见，只不过很多人习以为常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官员不参加社会劳动，却挣了很多钱，人们即便知道官场潜规则也无能为力。那么，人们该如何做出选择呢？当然要自己做官员，或者让自己的孩子做官员。就像古代书生一样，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金榜题名，只要金榜题名就会跻身官场，大模大样地做起老爷来。出门就是几人抬的大轿，前呼后拥，好不热闹。就是回家，也算是衣锦还乡，让乡里人羡慕嫉妒恨了。于是，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做官的行列。即便人们知道官场内幕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话语权，同时也失掉了自身的尊严。为了获得话语权，为了挽回尊严，为了出人头地，他们就要去做官员，如果做不成，就让自己的孩子去做官，起码可以照顾整个家族的人，好办事，也会提携家族后进，世世代代做官的。
俗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谓为信然。官员手握权力，只负责管理，而官员治下的老百姓就要负责具体的工作了。老百姓很辛苦，早出晚归，夜以继日，挣了一点钱，当然要交税，用税收养活官僚。按理说，官员既然接受了老百姓纳的税，就要为老百姓负责。但官僚系统的死穴就是一旦官员获得权力就会尽享权力带来的好处，而忘掉了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尤其是古代，那些官员俨然成了大老爷，而不是什么父母官了。
每个人的工作成就了官员的工作，要是每个人都不工作，官员也就没工作了，要被调离岗位换人了。那么，能不能不设置官员？当然不行，社会组织和群体需要官员管理，没有官员协调还真不行，会出乱子。但官员过多会造成官僚体系庞大臃肿的毛病，需要精简机构，减少对官员的支出，同时也减少老百姓的负担。道理很好，只不过实行起来就难上加难，各种裙带关系会让精简机构的政令裹足不前，举步维艰。只要社会保障制度能跟上，就完全可以减少官员数量，而不至于成为像韩非子所说的“禄蠹”。要是官员心里不平衡，就让他们放下茶杯和报纸，推掉宴请和应酬，到民间走一走，每天直接参加社会劳动，和老百姓吃住在一起，也体验一下民间疾苦吧。
或许他们并不愿意，也根本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