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年底，一位神秘人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声称自己有重要情况，想要跟领导汇报。
他的表情非常严肃，言语之间全无戏谑感，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见此，不敢怠慢，将他领到了领导的办公室内。
这人一点都没有客气，他一坐下，连摆在面前的水都还没喝上一口，就说出了惊天之言：“我知道几年前的盗枪案是谁干的。”此话一出，每一个在办公室内的人都震惊了。
手枪失窃悬案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建立了。这座博物馆位于首都北京城内，馆内藏有丰富的军事武器和军事史料。
由于位置的原因，自建立之初，就一直有人称其为“北京军博”。北京军博大楼的外形参考了上世纪的苏式建筑，宏伟的大楼四四方方，与北京电报大楼和长话大楼长得极为相似。
北京军博馆无疑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观，其中不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抗战时代末期，没有经历过那段最惨烈的战争，却也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
北京军博的开张，让他们有了能够一睹革命前辈参战时使用的武器，并了解一些当下比较先进的武器的机会。
这样的热情并不只是特定的一代人所有，对于军事武器的热爱，在哪一个年代都不会被磨灭。
时间来到九十年代，尽管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之久，人们还是经常来到北京军博参观学习，丰富自己的军事知识。
然而，在1993年，一件大案发生了。那时正是冬天——12月29日，新的一年即将来到；对于在北京军博馆内工作的工作人员们来说，这一天和往日一样，只是普通的一天——那是在他们发现馆内失窃之前。
博物馆内每天都要进行检查，这样的检查重复了数十年，日复一日，不曾间断。
做这样的例行检查，一是确保馆内藏品都放置妥当，馆内设施都运行正常，以保证第二天博物馆运作正常；二是为了防止馆内的藏品失窃，这些藏品说不上有多么名贵，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却是无价的。
当工作人员走到位于一楼的武器展示厅，并发现此处有些许异样时，他没有特别在意。
那个年代的玻璃质量说不上好，有时出现玻璃自然破碎的现象，也是情有可原。直到他打开灯，逐步走到展示台前时，眼前的一幕才使他震撼了。
展柜的玻璃完全碎了，但重要的是，展柜里放置的藏品不知所踪。
原本在这个展柜里，放着六把手枪，型号分别是“五一”式、“五二”式、“五四”式、“五九”式、“七八”式和“八一”式。可怕的是，这些手枪通通不翼而飞。
见此情景，工作人员立刻回过神来；大事不妙，他只能先上报给馆内领导，让警方追查失踪枪支的下落。
要知道，放在博物馆里展览的枪支虽然有些许陈旧，但都是实打实的真枪，就算威力不敌从前，想要对一个普通人造成伤害却是绰绰有余。
就拿失窃手枪中的“五一”式来说，它虽然是苏联托卡列夫式手枪的仿制枪械，其威力依然不可小觑。
这把手枪采用的是枪管短后座复进原理，其闭锁方式属于枪管摆动式。它很好地继承了托卡列夫式手枪威力很大、穿透力很强、生产成本很低的特点，在朝鲜战争中被军队广泛使用。
因此，尽快锁定罪犯，追回失窃的枪支，才能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很快，枪支失窃的事情在馆内被遍传，警察也接到报案，前来博物馆进行取证调查。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确定罪犯的身份。如果罪犯是一个危险的反社会分子，又或者是一个国外间谍；就前者而言，社会秩序必将受到挑战，而后者会致使中国的手枪研发和制造技术泄露，使国防力量受到打击。
但当地的警察经过一番查看后，并没能在馆内现存的物品中找到太多线索。同时，案件经过重重上报，迅速传至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那里。
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公安部的相关领导人都表示此案意义非常大，应该尽快侦破。公安部为了提高侦破效率，火速派出老练的刑侦专家前去现场探查。
在对现场残存的痕迹进行详细的检测和排查后，公安人员和专家们确认出罪犯的作案经过和作案手法。原来，这个狡猾的罪犯在博物馆闭馆后，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立刻离开。
他也知道自己继续留在馆内会被人发现，就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躲到了一个隐蔽的夹层中。就这样，等工作人员确认了当前“没有情况”发生后，他才从这个夹层里现身。
然而，展柜前一般都装置着红外线报警器，一旦触碰即会报警。犯罪当然想到了这点，他破坏了报警器，又趁着工作人员下班时候的空档，迅速敲碎了玻璃，拿走了6支手枪。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足迹遗留在了现场。通过比对，公安人员确认了犯罪是穿着一双陆军野战皮鞋的。
但这样的线索的针对性并不强，在当时，陆军野战皮鞋是全国每一个军区都会配发给士兵的用品。
专家们据此充其量只能确认罪犯是一个军人，却无法确定其具体的身份，这为案件侦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锁定盗窃嫌疑人
几年过去，案情陷入焦灼。彼时不同于今日，那时候，既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监控摄像，又没有先进的侦查技术。
公安警察们要是想破获案件，只能依靠一些比较原始的手段，例如走访排查。因此，在那个年代，悬案多而复杂，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但案件迟迟没能告破的阴影依然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1997年年底，一位神秘人士来到北京军博馆，向馆内领导说出了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几年前的盗枪案，当时在北京当兵的黎升有嫌疑”。短短的一句话，让每一个人重燃破案的信心。
不止如此，他还主动提到黎升有两位好友，并说出了他们的情况：萍乡市医院救护车司机彭洪波、萍乡市司机陈辉，黎升偷窃的枪很有可能已经转移到了这两人手中。
这条重要的情报成为了破案的重大突破口，公安部立刻派出专家和干员，不分日夜奔向萍乡市。这个城市地处江西省，位于省内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煤矿资源，享有“江南煤都”的美称。
黎升来到此处的原因可想而知，他可以伪装成前来打工的煤矿工人，掩饰其罪行；而他又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在当地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可以帮助他躲避警方的追查。
公安人员迅速与江西省公安厅人员完成了案情对接，从江西方面，他们得知黎升以前是一个士兵，现在已经退伍当了司机。但黎升是否真的就是窃取枪支之人呢，公安人员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办案抓人要讲求证据，不然就会冤枉好人，而取证时必然要和当地警方打交道。彼时，萍乡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其豪接到紧急电话；在电话的那头，对方向他告知了当下的情况。
陈其豪二话不说，立刻又打电话通知了正在医院住院的刑警支队长周新耕，两人迅速来到了专案组所在的宾馆。
宾馆的会议厅里挤满了人，既有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公安局、军事博物馆领导等人，又有江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队长和负责大案的副科长，陈其豪顿时倍感压力巨大。
好在，来者掌握了有用的信息：黎升的邻居向警方反映，自家的电视机曾被黎升不慎用手枪打坏。由于对方有枪，邻居一家敢怒不敢言，每天只能对着墙上留下的巨大洞口生气。
这条举报信息十分有用，陈其豪当即决定从此入手。
通过对枪洞的鉴定，加之之前获得的情报，他们基本锁定了黎升即是手枪失窃案的罪犯，和黎升关系密切和彭洪波和陈辉同样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因为他们可能携带着枪支。
周新耕迅速向下属作出指示，安排副支队长易炳今带人查清楚黎升的现状，找到合适的时机，对其进行抓捕。
而对于另外两人，周新耕派出支队副政委李银保带队抓捕彭洪波，副支队长吴万清则带队抓捕陈辉。
黎升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在家的干部，托父亲的关系，黎升得以进入老干部局工作。经过调查，警察们发现黎升不只要在白天上班，到了夜晚，他还会去舞厅卖票以赚取外快。
但是舞厅是一个人多嘈杂的地方，贸然实施抓捕必将打草惊蛇；再者，舞厅人多，人们见到抓捕场景，大概率会惊慌逃窜，造成人多踩踏这样的重大安全事故。
周新耕询问大家，应该怎么做。易炳今想到的方法是引蛇出洞，他先是安排人员告知黎升，有新任务等着他：萍乡市一位老领导刚刚去世，领导要他开车去市政府附近接送其家属。
黎升平时也接到过这种任务，加上他非常乐意与别人搞人情礼节这一套，想也不想地就答应了。由于接人的任务是在晚上，黎升便安排了卖票的工作，兴致昂扬地开到了市政府附近。
夜晚的市政府附近几乎没有人，是一个绝佳的抓捕场所。黎升开车至此，此时正在等着他的人，当然不是那位老领导的家属们。
陈其豪、易炳今和刑警队员们早就和家属说明了情况，他们换上便装，在此处等待黎升已久。
黎升到达了目的地，将伪装成家属的队员们接上车；他毫无防备，边开车还边和坐在后排的队员们说笑。
车子刚走了不久，易炳今就作出晕车呕吐的样子，他发出了巨大的声音，让黎升不得不停车，去查看他的情况。
就在黎升刚有所动作的刹那间，几位警员突然起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车前将黎升拉离座位。
黎升一时半会不能反应，但他毕竟有过从军的经历，身体也很是健壮，依靠着本能的反应极力挣脱束缚。
一时间，他手臂乱挥，几个警员花费了巨大的力气，才将其勉强止住。好在，警队还派有警员一直开车跟随黎升的车，见其停车后就立刻下了车，冲上去增援。
制服黎升后，周新耕长舒了一口气。他打开车门，就着车内照明灯的光亮，看到了一把黑色的手枪静静地躺在驾驶室的地上。
周新耕拿起手枪，大声询问枪支来源，在场的警员们却告知他，没有人丢了手枪。
周新耕突然紧张，他想到这柄枪的表面微暖，仔细检查，还发现枪里已经上好了六颗子弹。再一看枪支型号——一把“五一”式。
周新耕惊出一身冷汗，他不敢细想：如果刚才黎升有丝毫反抗的时机，从怀里抽出手枪进行射击，现场一定会有警员负伤。
周新耕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没等回到警局，他就地对黎升展开审讯。
“你这枪是哪里来的？”
“这支枪是我买来的！我没有别的枪了！买枪的事也没有别人知道！”黎升愤懑回答道。
虽然说黎升一口咬定与他人无关，但他的反应太过激烈，根本就不像是没事的样子。或许他已经把其他的枪交给了彭洪波和陈辉？
周新耕不敢多想，他匆匆收队，回到警局就向下属部署了接下来的抓捕任务。
手枪一一被追回
彭洪波和黎升是在北京服役时的战友——这是当前大家获得的情报，他同黎升一样是在做司机；不同的是，他是给当地医院开救护车的。
同时，刑警们了解到：彭洪波是独居，又没有女朋友，还不和家里人住在一起。这样一来，抓捕他的行动就变得相对容易。
抓捕当日，医院副院长告诉彭洪波，附近发生了事故，等一会有一批紧急病患要被运送到医院，“你赶快去门诊部主任那里一趟。”
彭洪波并未做他想，他匆匆赶到办公室内，可在此等着他的并不是门诊部主任，而是警局副政委李银保和手下的干员们。
他们未等彭洪波作出反应，就将其按倒在地，制服了他。但是，考虑到医院人员繁杂，进出都有平民百姓，如果为彭洪波拷上手铐，看到这一场面的医生和患者可能会产生恐慌。
彭洪波和黎升几乎是同时被抓，因此，他们互相不知道对方已经被扭送至警局，就更别提互相之间通风报信，互串口供了。
在警局里，黎升面对警察的询问，还在嘴硬；他一口咬定自己持有的那把枪就是买来的，言语间无不透露出“你能拿我怎么样”的得意感。仿佛在他眼里，只要他一直不承认，警察们也拿他没有办法。
反观另一边，彭洪波在审讯室内战战兢兢，他早就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审讯铁律。
因此，还没等警察审讯，他就主动说出了一切：是黎升把枪给自己的，还给了陈辉，并且老老实实交代了陈辉的住址。
彭洪波已经招供，黎升的一面之词也不可能蒙蔽得了痕迹鉴定的结果。
公安部的痕检专家从黎升家中搜出了一把用高射机枪子弹做成的手杖——显然，这是他偷枪的时候顺手拿走的；又找到了他作案时所穿的皮鞋和墙上射击留下的弹孔，专家将这些物证通通拍照，送到鉴定科做鉴定。
结果与痕检专家猜测的并无二致，黎升就是犯下偷窃六把手枪罪行的罪魁祸首。而对于当前持有手枪的陈辉，领导们下令立即对其实施抓捕。
想找到陈辉原本并不容易，因为在萍乡这个不大的城市，有着好几十个陈辉，总不可能把每一个都抓来警局，一一审讯。
好的一点是，彭洪波提供了陈辉的地址，这使得抓捕行动的难度大大降低。
为了不打草惊蛇，周新耕再次使用了诱敌之计；这次，他让彭洪波打电话告诉陈辉：自己接到医院开车接送病人的紧急任务，但头晕得实在厉害，肯定是不能开车了。如果陈辉能够开车载自己去一趟上栗，就再好不过了。
陈辉当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彭洪波的请求，他紧忙赶到与后者约定好的地点，却被早就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们一拥而上，迅速制服了。
陈辉这才意识到是彭洪波“出卖”了自己，但警察人数众多，他也不打算负隅反抗了，便痛快交代了情况：“我一共有三把枪，两支藏在老父做好的寿材里面，一支放在我的枕头底下。”
周新耕迅速派出警员前往陈辉家中，果然在他所说的地方找到了那3把手枪。至此，4把失窃的手枪已经被追回，但还有2把仍然不知去向。
警官将失窃的枪放在黎升面前，他再也编不出瞎话了：“在北京服役期间，我多次到军事博物馆踩点进行盗窃的准备。盗枪得手之后，趁着回家探亲和1994年退伍的机会，分两次把5支手枪带回萍乡。其中一支送给了战友肖永泉，另外一支没有带回来的枪，在北京一个仍在总参当兵的人手里。”
这个肖勇泉也持有手枪，他具有高度危险性，这是刑侦领导们的一致看法。因此，一场针对肖勇泉的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肖勇泉出生于离萍乡不远的高坑镇，他的父亲做点小生意，他则是从退役后就找到了一份司机工作，一直给领导开车。
然而，肖勇泉的上司城管办主任告诉警方，这人性格散漫，经常我行我素，不爱听指挥。如果在半夜调用他，有很大的几率他不会听从。
但警方不可能直接进行抓捕，周新耕让主任谎称自己头疼，需要肖勇泉赶紧送自己去医院。
但在主任打肖勇泉的BP机后，众人等待许久，依然不见肖勇泉回一个电话。无奈之下，周新耕只好带着警员们冲到肖勇泉的宿舍里，准备强行抓捕他。
谁知，宿舍里连半点人影也没有，大家扑了个空。奇怪的是，肖勇泉平时开的那一辆桑塔纳也不见了。有人推测，他可能是开车回了老家。
不能错过一丝机会，事不宜迟，周新耕连同手下的易炳今、吴万清、李保银带着三队刑警连夜直扑高坑镇，抓捕肖永泉。
大伙到达高坑镇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这里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周围也是静悄悄的，只听得到虫鸣和鸟叫。
警员们将肖家重重围住，却也没有像预料之中那般见到那辆桑塔纳。难道说，肖勇泉已经提前得到了自己在被抓捕的消息，开车畏罪潜逃了？
通过观察，警员们发现肖家并不是很大，恐怕难以容下一辆桑塔纳的体积。而附近有一个建筑队，那里的院子里常年停放着几辆货车；或许，肖勇泉将桑塔纳停到了那个院子里。
他们立刻来到建筑队进行查看，在躲开了驻守在院门前的狼狗后，警员们发现了桑塔纳的踪迹。
周新耕命令刑警队员们偷偷放掉桑塔纳后轮的气，自己和好几个队员则蹲守在肖家外面一整晚。
第二天早上八点，当队员们都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肖勇泉才露了面；他穿着一件风衣，从肖家大门不疾不徐地走了出来。
看肖勇泉的模样，就知道他准备开车回城。他快走到停车的地方，远远地看去，他就发现桑塔纳的样子有些奇怪；走近一看，好像是车胎出了问题。
正当他准备蹲下，仔细检查轮胎的情况时，一直附近等待着的、乔装成汽车维修工人的刑警队员们冲上前，将他按在了地上，火速从他身上搜出了那把黎升给他的枪。
在黎升、彭洪波、陈辉和肖勇泉接连伏法后，剩下的那名失窃手枪持有者的身份也被警察破获——一名山东籍的退伍士兵。
总政治保卫部的领导迅速向山东警察厅告知了这一情况，几天后，这名在文登老家探亲的士兵也被抓获，手枪被追回上缴。
随着抓捕行动的成功，1993年“盗枪大案”中丢失的6支手枪全部失而复得，这桩大案总算告破。
“盗枪大案”不单是一起社会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还反映出深藏在其背后的诸多问题：
黎升坦言自己是因为喜爱枪支，而犯下的盗窃的罪行。他作为一个曾经在北京军区服役的战士，受到部队的警告和管束肯定比常人更甚。
然而，他仅仅出于“对枪支喜爱”，就策划了偷窃枪支的行动，这是让人不敢想象的。尽管在部队上受到了思想教育，黎升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犯罪。
第二，这反映出了当时国家对市场的管控并不严格的问题。黎升偷到了枪，枪里并没有子弹，他却能通过手段购买到子弹。放在今日，市场受到严格的管控，寻常人想购买子弹这样的违禁品，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于刑侦手段和技术的落后，使得警察在几年后才侦破这起大案。这是一个专属于时代的无奈，我们以现在的目光来看，在取证困难、鉴定不易的当时，要想侦破一起案件，往往是许多人在背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时代在进步，相信曾经度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看到现在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会付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