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者刘翔霄、王菲菲)7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侯马盟书：玉片上的朱书文带你“穿越”到东周》的报道。
它从东周时期“穿越”而来，是中国首次出土的可与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它源于社会动荡，为研究东周时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引发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历史学界专家学者的长期关注，至今有谜待解……
侯马盟书——两千余年前晋国人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实物资料。作为一份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它不仅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对于认识当时的盟誓内容、礼仪以及过程等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发现盟书
1965年寒冬，晋国最后的都城“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晋国遗址附近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一年11月，根据城市规划，侯马市新田路南侧要建设发电厂。
“此前，侯马晋国遗址已经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任何基本建设用地之前要进行考古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向记者讲述道，鉴于此，考古人员在建设工地一带进行了勘探。
侯马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国遗址中的位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次勘探有了新的发现。勘探表明，在距侯马东周古城组东南约2.5公里处，东西长70米、南北宽约55米的范围内，分布着长方形竖坑400多个。
随即，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文物管理站派出考古人员陶正刚、张守中、梁子明等人参加发掘，帮助发掘的工人是曲沃县农业中学勤工俭学的师生。按照考古发掘的程序，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着。
12月9日近午时，同学们在一个竖坑取土时碰到了一件件带土的石片，上面隐约有朱书字迹。这一发现使大家感到十分新奇。于是，这个人拿一片，那个人拿一片，石片立刻分散了。
正在工地的陶正刚得知此事，马上查看了现场。随即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物的重要意义。经过动员，已经分散的60件石片重新聚集到一起。
“同学们交回的这些石片，正是侯马盟书誓辞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发现这些石片的竖坑正是一处祭祀坑。”田建文说。
参与发掘的考古学者张守中先生回忆说，那时的考古工地条件非常艰苦，午饭时陶正刚还要在工地值班。张守中吃过午饭，步行去工地换班，在侯马火车站南道口东侧两人相遇。
时隔56年，对于两人相遇的一幕，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记忆依然清晰。“不知是因为天气冷还是因为发现了珍贵文物，陶正刚同志脸色通红，见了我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他从背包中取出几件用手帕包着的石片给我看，但当时我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他正在颤抖的手。”张守中说。
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历时7个月，共发掘长方形竖坑326个，其中42个竖坑内发现有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1500余件。
“侯马盟誓遗址”由西向东分布的竖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发掘人员留下了这样的场景记录：“这些长方形的竖坑深浅不一，深者5.7米，浅者则0.2米。坑口大小亦有差异，最大者长1.6米，宽0.6米；最小者长0.4米，宽0.28米……一般每个竖坑埋牲体一具，埋葬姿势或俯或仰或侧，无一定律，部分似活体。”
引起轰动
很快，侯马晋国遗址发现古文字的消息传到了太原、北京。国家文物局立即派出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和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颔，会同现场的专家，一起查看了朱书文字的石片标本。
“盟书刚被发现时，大家无法判定它究竟是什么，因此立即进行了上报。”张守中说，北京的专家还带了一些标本回京，请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帮助鉴别。
此时，由张守中临摹，张颔写成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文章描述道：“坑口距地表60厘米到70厘米，坑内大都是牛、马或羊的骨架，牲首方向多为北偏东5度到10度，同时在一些坑内发现了大量的石简、玉块、玉片。”
“经过识字、联句、篇章组合的过程，发现每块玉石上均各书一篇完整文字，最多者98字，一般为92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是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0.4厘米，笔锋非常清晰，可知其皆用毛笔书写无疑。正因为每篇文字内容相同，这样对复原其章句就有很大的方便……”
侯马盟书标本及其释文、摹本。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郭沫若在看过朱书标本及张颔文章后，也写出《侯马盟书试探》一文，并首次提出“侯马盟书”一词。文章说，“我认为：这些玉片上的朱书文，是战国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赵敬侯章时的盟书，订于公元前386年，距今2352年……每篇铭首一字均为人名，有几个不同的人名。除此之外，文辞大抵相同，即是具体的盟誓……文字的复原可能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文义大体上是可以通晓的。”
文章还提出：“盟首‘章’字当即赵敬侯章。其他不同的人名字是与敬侯同时歃盟的人……除总序外，人各具一盟书，盟文相同，而人名各异，不是把所有盟誓者之名字写在一通盟文之上。”
“两篇重磅文章共同发表在考古学界三大杂志之一《文物》月刊同一期，即1966年第2期。”田建文说。
紧接着，1966年《考古》第5期又刊登了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根据记载周代礼乐制度之一的《周礼》中的“载书”，陈梦家认为，侯马出土石简即是晋国的“载书”。
张守中、田建文告诉记者，盟书即载书，但“盟”语意结盟、盟誓，对现代人来说通俗易懂，因此这批朱书文字后来的通行名称是郭沫若确定的“侯马盟书”，而考古发现这个地点就称为“侯马盟誓遗址”。
侯马盟书成为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商周时期铜器铭文、战国至汉代竹简以来，中国早期文字的又一重大发现。而它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古文献记载的盟誓很多，但并没有发现盟誓实物的先例。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我国首次出土的与古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其重要性非同寻常。”张守中、田建文，以及中国考古学会夏商、两周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考古学系教授谢尧亭等人向记者证实。
因价值珍稀，1995年10月，侯马盟书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司空见惯”的盟誓
那么，侯马盟书是怎样来的？它诞生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
田建文告诉记者，盟誓是春秋时期的一项主要社会行为。西周初期实行封建制度，分封了许多诸侯国。春秋以前，天子与诸侯之间，有约定的誓言，但无诅盟。
“进入春秋时期，诸侯们都无视周天子存在了，开始了大范围兼并和称霸战争，礼乐征伐都是诸侯自己说了算。”田建文说。
无奈之下，周天子开始任命“侯伯”。“侯伯”就是诸侯国里的老大，诸侯国得到“侯伯”任命以后，就可以替周王讨伐不听话的诸侯，也相应拥有称霸天下的资本，即所谓的“霸主”。这时候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诸侯各国之间、诸侯国内部的贵族之间，就要靠盟约和誓辞来约束他们之间的关系，统称为“盟誓”。
第一位“侯伯”是齐桓公。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城濮之战”胜楚后，晋文公成为第二位“侯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晋国霸业结束。
春秋早期，晋国发生过分封到古曲沃的庶子取代嫡长子的“曲沃代翼”事件。晋献公汲取其中教训，把直系亲属统统废黜，而异姓卿大夫迅速崛起。最后“六卿之乱”殃及整个晋国，接着“三家分晋”，晋国灭亡。
“春秋时期尔虞我诈盛行，彼此之间不信任，便产生盟誓文体。”田建文说，晋侯与卿大夫结“盟”，结盟内容依照旧例叫作“命”。“盟”与“命”是东周时期的怪胎，如此而已。
据张颔《〈春秋左传〉盟誓表》统计，共有196次盟誓，其中晋国参与的就有57次。
晋国最后的都城“新田”在今山西省侯马市。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盟约还有一套程序，先是主盟人召集参盟人一起到盟誓地点；由盟誓管理者将所要盟誓的内容书写在玉、石片上，每人一式两份；然后平整盟誓场地，挖长方形竖坑；杀牛、马、羊等牺牲，主盟人执牛耳；歃血为盟，宣读誓词；掩埋牺牲和一份盟书，给神灵看，以供神灵监视；将另一份盟书藏于国家专门存放盟书的地方“盟府”，用于必要时查看。“盟府”中的盟书一旦丢失，还要到掩埋地点重新发掘出来，就是所谓的“寻盟”。
“从侯马盟书的内容来看，各参盟人群打击的对象是不同的，打击对象由少变多是侯马盟书形成早晚的一个顺序，也是盟书坑的埋葬顺序，打击的敌人最多达到9氏21家。”谢尧亭说，打击对象的不断增加，说明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敌对势力的强大。
侯马盟书可识别参盟人员251人，打击对象人名26个，主要有五类。一是同姓同宗的人在一起举行盟誓的“宗盟类”。二是把自己抵押给某个人，表示一生永不背叛、忠于这个人的“委质类”。三是参盟人发誓自己不夺取别人的人口和财产，也反对和声讨宗族兄弟们中间的这种行为，否则甘愿接受诛灭制裁的“内室类”（“内”同“纳”）。上述三类用朱红颜色书写。
此外，侯马盟书中有少量是用黑色矿物质颜料书写，叫“墨书文字”。比如有对既犯的罪行加以诅咒与谴责，使其受到神明惩处的“诅咒类”。另有盟誓中有关卜筮的一些记录。“发现了三件写在圭形或璧形玉片上的黑色字迹，这不能算是正式的盟书。”田建文说。
“盟书体”和“一书三版”
56年来，人们对侯马盟书的探寻从未止息。
郭沫若认为是公元前384年赵敬侯章与赵武子朔争夺王位之事；张颔、王克林、陶正刚定其年代属晋定公死去的公元前475年以后，所以发生的历史事件只能晚于此年；还有学者判断其为公元前424年，赵桓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人们对侯马盟书的起止年代、内容分类，以及其所体现的晋国历史等还存有争议。普遍认可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即张颔先生的考证结论，比较合乎情理。”张守中说。
侯马盟书形体古雅，变化繁多，体现出独特的书法艺术特色，并持续引起外界关注。
侯马晋国博物馆的展板上这样描述道：“侯马盟书最大者长32厘米、宽3.8厘米、厚0.9厘米，小型的一般长约18厘米、宽不到2厘米、厚仅0.2厘米。玉石片上的文字为毛笔所写，字迹绝大多数为朱色，少数为黑色。”
张颔《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认为：“其文字风格与晋公墓出土铜器上的铭文有相仿之处，其笔法与战国楚之帛书、信阳简书亦有相似之处，但略浑厚。”
张颔《“侯马盟书”从考续》认为，侯马盟书“书法非常熟练，如果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历史着眼，它无疑也是一批宝贵的资料……侯马晋国盟书文字和西周早期周王朝铜器上的官方文字在字形和风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像这种东周晚期的文字它一方面存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现了晋国区域性一种风格和体例”。
“侯马盟书的字体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是东周时代晋国文字的代表。”田建文说，属于汉代所说的古文，其实就是当时晋国官方通行的文字。
据介绍，侯马盟书还表现出偏旁随意增损、部位游移、繁简杂侧、义不相干、滥为音假、随意美化、信笔涂点的特征。“现在看来，这几个‘混乱现象’正是侯马盟书的艺术特点。”
侯马盟书面世后，在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此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整理和研究工作一度中断。
整理出版的《侯马盟书》。
1972年，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王克林、陶正刚、张守中进行了零星整理，完成了《侯马东周盟誓遗址》的简报，发表在当年的《文物》第4期，但完整的报告仍未提上议事日程。
1973年8月，新中国文物事业开拓者王冶秋到山西考察，在工作间隙赶到太原，当天下午就去查看了盟书标本。原来，他接到了张守中的一封信，信中说侯马盟书出土已很长时间了，7箱标本均放在太原，急需整理。在王冶秋的推动下，侯马盟书的整理出版迎来转机。
“成立了由张颔、陶正刚和我三人组成的整理小组，大家分工合作，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三年多。”张守中说，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千余件盟书临摹发表656件。
1976年，期待已久的《侯马盟书》终于首版。
2006年、2016年，《侯马盟书》分别再版、三版。
“一部考古报告三版其书，这在山西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田建文说，盟书艺术是一片沃土，有待更多有志者去耕耘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