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许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能平安稳定地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很多人奋斗的结果，尤其是——科学家。
相对古代三四十岁的平均寿命，现在提高了一倍，到了七八十岁。
我们是如何完成这种飞跃的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消灭或者控制住了很多传染病。
不提远的那些瘟疫了，就说离我们不远的20世纪，天花就夺走了这个世界上3~5亿人的生命。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只用短短6个月，就杀死了至少2500万人。
经历了新冠疫情，我们更能理解，对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威胁最大的，其实就是传染病。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听说天花了，因为它已经被消灭了。
消灭它的武器，大家也很熟悉，那就是——
疫苗。
现在的孩子，从出生就一直打各种疫苗，这其实就是为健康筑起的一道防火墙。
但是，疫苗的研制和推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技术上的障碍、测试上的繁琐和社会上的质疑一直如影随形，可以说，每支疫苗的诞生都极其不易，每支疫苗都凝结着科学家的集体努力，每支疫苗的背后都是一部史诗。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今天，我们把战胜疫情的希望寄托在疫苗上，因而，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入了解关于疫苗的方方面面，摒除误解和偏见，建立看待疫苗的正确方式。
有一本书叫《疫苗的史诗》，非常值得大家一读。
抗病毒疫苗是怎么研制的？
抗病毒疫苗，主流的有两种：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
1、灭活疫苗，简单说就是：把病毒杀死之后制成的疫苗。
制备灭活疫苗的大体思路并不复杂，主要是通过福尔马林等化学制剂或者加热的方法杀死病毒，然后给人体接种，让人体的免疫系统记住病毒的模样，以便提早产生相应的免疫力。
灭活疫苗的优点很明显，最主要的是制备简单，而且安全性比较高。因为灭活疫苗里只有死病毒，所以注射进人体后不会有潜在风险，而且制备灭活疫苗时，只需要杀死病毒，并不需要其他处理手段，所以制备的技术门槛也比较低。
但灭活疫苗也有缺点，因为灭活的病毒不能在人体内增殖，所以整体来看，灭活疫苗对人免疫系统产生的刺激就比较弱，这就需要通过增加接种的次数来保证疫苗效力，无形之中就会提高接种成本。
2、减毒活疫苗是用毒性减弱了的活病毒制成的疫苗。
基本思路是把原本具有致病性的病毒经过多次增殖、减毒后“化敌为友”，让病毒在失去对人体致病性的同时，还能激发人体的免疫系统。
相比于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的效果更明显，因为疫苗内的病毒是活的，进入人体内能自我繁殖，刺激人体产生更强的免疫应答，所以接种减毒活疫苗时，一般接种的次数也要少一些，比较方便省事。
然而，也正因为疫苗里的病毒是活的，所以减毒活疫苗的安全性不如灭活疫苗那么高，在极端特殊情况下，还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两种技术路线各有优劣，科学家们在研发疫苗时，一般都会尝试多种路径，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衡量哪种路径制成的疫苗最安全有效。
目前我们仍在使用的各种疫苗，大都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检验测试，都拥有最成熟稳妥的制备路径，我们完全可以在遵医嘱的前提下放心接种。
研制和应用一款疫苗，为啥困难重重？
乍一看，好像两种疫苗研发制作都不是很难的样子，但为啥人类至今也只征服了天花呢？
因为看似不难的背后，其实困难重重。
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疫苗的工作机制知之甚少。医学专家、制药巨头默克公司的疫苗研发主管莫里斯·希勒曼博士，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就算是那些已经投入使用的疫苗，我们其实都搞不清楚它们到底是怎么发挥效果的。
科学家们研发疫苗时，很多时候都只能靠着过往经验和不断试错，像盲人摸着石头过河一样，逐渐试出来一条可行的路径，比如，黄热病疫苗的研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黄热病疫苗是目前所有问世的抗病毒疫苗中，几乎最安全有效的一个，99%的人在注射后一个月内，便可以产生对黄热病的终生免疫力，而且极少出现副作用。但这款疫苗从研发到上市到今天，历经很多困难和挫折，期间的事态反转，更是一波三折。
黄热病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疾病，主要流行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感染黄热病毒后，一小部分患者会出现严重症状，其中近一半会在7-10天内死亡。
为了对抗这种凶险的传染病，很多医学专家都投身到黄热病疫苗研发的工作中，其中就包括缔造黄热病疫苗传奇的医学家马克斯·泰雷尔。
泰雷尔从1934年起，便着手研发黄热病疫苗。在此之前，他的导师虽然已经研制过一款黄热病的减毒活疫苗，效果也很明显，但因为这款疫苗是由小白鼠的大脑制备的，这种技术路线存在先天性缺点，可能会让人体的神经系统受到攻击，引起脑炎，所以，泰雷尔决定另谋他路，通过其他方式制备疫苗。
为了确保安全，泰雷尔一开始想制备不含有活病毒的灭活疫苗，但他通过测试发现，人体注射灭活疫苗后不会有任何免疫反应，所以他又不得不回到减毒活疫苗的路径上来。
为了制成黄热病的减毒活疫苗，泰雷尔要做的首先是减弱病毒的毒性。他的方法是让一株致病力很强的毒株，先适应老鼠的胚胎细胞，然后适应鸡的胚胎细胞，最后在鸡胚胎细胞里培养很多带病毒，期间每一次传代他都会用猴子测试病毒的毒性。最终传代到第89-114代时，奇迹发生了，这个黄热病毒株突然失去了对猴子的致病性。
为什么这个毒株会突然减毒呢？科学家们至今都没找到其中的原因，我们只能把它归因于运气，因为后来有人多次在相似条件下重复这一实验，但没有任何一次能再成功地得到减毒毒株，这种运气是独一份的。幸运的泰雷尔团队顺水推舟，用这个毒株制成了黄热病的减毒活疫苗，并进行了大范围的测试，最终结果显示，这种新疫苗不仅非常安全，而且免疫效果非常明显。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就应告一段落了。
但我们说过，疫苗的研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对黄热病疫苗来说，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泰雷尔的疫苗测试成功后不久，便在1937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接种。但到1941年，意外发生了，原本相当安全的疫苗开始陆续引发一系列接种事故，陆续有二百多人在接种疫苗后患上了脑炎。按理来说，泰雷尔当时已经足够小心谨慎，并且大规模实验也已经证明了这款疫苗的安全性，可为什么又会发生事故呢？
经查明，原因出在病毒的传代上。泰雷尔制备的第一批疫苗，是把原始毒株传代了大约200次得到的，这些培养出来的病毒已经失去了对人体的致病性，非常安全。但1941年生产出来的疫苗批次，使用的病毒已经传代到350多次，而就在这个传代过程中，病毒又“变坏”了，通过基因突变重新具有了致病性，所以，人们在接种这批疫苗后会患上脑炎。
这一事件的教训非常深刻，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这类意外，科学家们规定，制备疫苗时，使用病毒的传代次数必须是固定的，比如统一都用第200代的病毒，绝不能随意增加传代次数。在采用了这一策略之后，至少对黄热病疫苗来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故。
不过，脑炎的问题刚解决，新的悲剧又出现了。
1942年，美国军方在给士兵统一接种黄热病疫苗时，突然发现在一处军事基地内，接种过疫苗的士兵群体中发生了黄疸疫情。疫情发生后，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病毒又重新具有了毒性，但后来查明，病毒本身的毒性并没有恢复。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在制备疫苗时，为了让疫苗的状态保持稳定，科学家会在疫苗中加入稳定剂。最初的稳定剂是人的血清，虽然血清在加入疫苗前会进行一次消毒，但因为操作程序不规范，有时难免会有自带的其他病毒残留在血清里，而这次黄疸疫情的发生，就是因为疫苗血清的捐献者中，有人携带乙肝病毒，最终导致30多万美军士兵接种了被乙肝病毒污染的黄热病疫苗。这次惨痛的教训，又给疫苗研发者上了一课，从那之后，人们立刻改进了制备程序，不再用人的血清作为稳定剂，而是逐渐替换为更加安全可靠的其他稳定剂。
排除了稳定剂的隐患后，黄热病疫苗的漏洞仍然没有完全堵死。因为病毒是在鸡胚胎细胞中培养的，会用鸡蛋作为制备疫苗的原材料，但鸡胚细胞中可能隐藏着能引发禽白血病的病毒，虽然后续调查发现这种病毒无法感染人类，但这一疏漏还是给科学家们敲响了警钟，如果隐藏的病毒真的能感染人类，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经过一系列事故和不断改进之后，泰雷尔的这款黄热病疫苗已经越来越完善，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说它是绝对安全的。
在之后的接种过程中，陆续出现过多起疫苗事故，少数人在接种这款疫苗后死亡。对此，今天我们能给出的唯一解释是，极个别人身体中的某些特殊生理特征，会让他在接种疫苗后患上爆发性黄热病。
你看，对于疫苗来说，各种意外防不胜防，困难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这足以证明疫苗研发的困难。
劝大家积极接种疫苗
在疫苗的历史上，有成功也有失败。
比如天花疫苗，比如乙肝疫苗，比如狂犬疫苗……这些疫苗都一定程度帮人类抵御了风险。
但像艾滋病疫苗，至今也没研发成功。
生活在这个有疫苗保护的时代，我们是幸运的，不过或许也正是因为被疫苗保护得太好，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疫苗的价值。
要想理解疫苗的重要性，不妨看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自从艾滋病在当地蔓延，几年内当地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就从60岁骤降到大约40岁。
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失去疫苗的保护，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会大打折扣。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对个人来说，接种疫苗是一份安全保障，对社会来说，更是一份义务。
要想控制乃至消灭一种传染病，社会群体的免疫力必须达到较高的水平，一部分人接种疫苗而另一部分人不接种，最终的结果就很可能是疫情一次又一次地死灰复燃。
回顾历史，不管是成功消灭天花，还是基本控制住脊髓灰质炎，人类采取的战术无一例外都是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而期间疫情每一次的卷土重来，都是因为接种率降低的疏忽和漏洞。
所以，在新冠疫情蔓延的今天，我们应当认识到，有疫苗可供使用是一份幸运（不信看看台湾），积极接种疫苗，则是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