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吸毒人数和毒品消费量均居世界之首。全世界生产的毒品，每年有六成以上运往美国。据统计，美国的年吸毒人数高达数千万人，并呈明显递增趋势。
2002年以来，美国吸毒者占全美人口的8.2%，其中以青少年占据主体，且女性吸毒者和白人男性吸食者的比例都在呈上升趋势。在美国，吸毒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尚。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球大约有2.75亿人使用毒品，高于2010年的2.26亿人，这十年吸毒人数增加了22%，部分原因是由于全球人口增长了10%。
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毒品仍然是大麻，过去一年，美洲的大麻使用量从2010年估计的6.6%（过去一年的4000万使用者）增加到2019年的8.8%（过去一年的5900万使用者）。
在美洲，北美洲的大麻使用量（14.5%，或4700万使用者）比其他分区域高得多。大麻的使用在美国继续增加，过去20年美国的大麻产品销量几乎翻了两番。
大麻产品中主要精神活性成分Δ9-四氢大麻酚的百分比从1995年的4%上升至2019年的16%。同时，近年来，全球查获的芬太尼及其类似物数量迅速上升，其中在北美地区查获的毒品数量最多。
北美地区因芬太尼的过量使用而导致阿片类药物危机仍在持续，2019年美国有近5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是2010年的两倍多。
与其它类阿片药物相比，由于芬太尼的效力是吗啡的100倍，所以往往只要剂量很小的芬太尼就能将人致死。
毒品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广受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自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总统发动大规模禁毒运动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控制毒品生产贩运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累计已投入至少1万亿美元。
联邦政府在反毒品项目上的支出从1981年的略高于10亿美元，增长至1999年的约18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的资金用于执行和禁止毒品项目。
在美国，另外200亿美元的州和地方资金用于反毒品措施，主要用于监禁、维持治安和起诉。
截至1999年，有40多万人因毒品犯罪而被监禁，每年的费用超过80亿美元，对更多毒品罪犯牢房的需求占新监狱建设费用的一半。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对毒品的打击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减少美国毒品数量或消费水平目标。
毒品在美国泛滥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受地缘、政治与法律、经济与科技、文化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1）临近毒品生产国给毒品泛滥提供了客观地缘条件
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国，但其本土生产的非法毒品十分有限，大约只占美国毒品年消耗量的0.1%。
但由于美国与世界三大毒品基地之一的南美洲“金新月”地带仅一海之隔，十分便于毒品的输入。
南美洲“金新月”地区是世界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占全世界可卡因产量的九成以上。
毗邻的拉美地区，尤其是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全世界大麻和海洛因的主要产地，该地区生产的毒品六成以上毒品销往美国。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有一条臭名昭著的犯罪之路，即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与墨西哥华瑞兹两地间的700公里的公路，流入美国市场的大麻96%来自于墨西哥，美国毒品市场中64%的可卡因和58%的海洛因也来自墨西哥。
靠近毒品主要产地这一特殊的地理因素，从客观上为美国的毒品输入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为阻止毒品的输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还曾表示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2）政治与法律的“毒品合法化之争”
在毒品问题上，不仅民主党与共和党存在分歧，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的政策也存在分歧。
在两党政治层面，民主党与共和党存在分歧。
民主党认为，毒品问题的解决得依靠市场的力量，认为合法的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能规范毒品市场，降低毒品的危害。而共和党则将接受毒品视为向魔鬼妥协，支持严厉打击毒品。
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的毒品政策也存在分歧。相比较而言，联邦政府对毒品的管控更为严格一些，可以说是“明令禁止”；而各州的政策则相对宽松一点。
1914年，美国政府制定第一部全国性的禁毒立法——《哈里森毒品法》。
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为寻求联邦政府对毒品的最大控制，通过了1970年《全面预防和控制药物滥用法》，允许联邦政府对特定植物、药物和化学物质拥有管辖权，还为药物建立了一个分类标准。
里根政府时期，再度出台《反药物滥用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对毒品贩运的最低量刑标准，并设立了专门的药物管制机构和人员。联邦法律对毒品的生产、持有和贩运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联邦法律的规定，毒品持有的罪行分为两种：
第一种，简单拥有，即一个人被抓到时携带少量私人使用的非法药物。简单持有是一种轻罪，可判处最高一年的监禁和/或至少1000美元的罚款。
第二种，带有分配意图的拥有，即一个人被抓时携带大量分装成小袋的非法药物和大量现金，这种违法行为后果更严重。而且，联邦法律将大麻视为一级毒品，对持有、分销、种植或销售大麻的行为予以处罚。
然而，美国许多州已经为大麻的药用甚至娱乐用途制定了法律和法规，宣布大麻的药用和娱乐性用途合法化。
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现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表示，“大麻合法化会导致更多的人使用大麻”，并重申“联邦法律仍然有效”。
实际上，毒品合法化之争在美国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提倡吸大麻时，就有美国社会团体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主张。
然而，由于吸毒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危害，里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启前所未有的“反毒大战”，毒品合法化的呼声一度减弱。
但随着新型毒品的相继问世，政府扫毒政策的失败，以及因禁毒所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消耗，美国上下对禁毒的可行性产生怀疑，毒品合法化的主张再度抬头并在90年代后呼声日益高涨。
截至2017年，美国有47个州宣布医用大麻合法化，10个州宣布娱乐性大麻合法化。在这些州，吸食与购买“软毒品”大麻早已经不是法律所禁止的非法行为。
随着美国各州“软毒品”合法化政策的相继施行，作为美国首个将持有大麻非刑罪化的州——俄勒冈州于2020年11日再次通过110法案，即《毒品去罪化和毒瘾治疗倡议》。
该法案规定：“持有少于1克的海洛因或摇头丸；少于2克的可卡因或病毒；少于12克的裸盖菇素；少于40剂的致幻剂、羟考酮或美沙酮的情况下，将不再视为犯罪，取而代之的是100美元的罚款或健康评估。”
2021年2月1日，该法案正式生效，俄勒冈州成为美国首个将持有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硬性毒品”合法化的州，而制毒、贩毒，以及吸毒后驾驶等仍属刑事犯罪。
毒品合法化政策的支持者认为：
现行毒品政策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没有减少毒品生产和流通的总量，以及美国严重上瘾的吸毒人数。在此情况下，禁毒政策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禁毒导致的危害比毒品本身更大。由于毒品被规定为非法，其获取的渠道只能通过黑市交易，这必然导致毒品价格的上升。
昂贵的价格使得部分毒品吸食者不得不依靠抢劫等犯罪行动来支撑吸毒行为，同时贩毒的巨额利润又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并容易引发暴力冲突。
如果将一切摊在“阳光”底下，将毒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均纳入正常管理渠道，通过市场竞争来调控毒品的价格，会有利于减少与毒品伴生的犯罪和暴力问题。
毒品导致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和政府的腐败现象。由于毒品交易，美国每年有数百亿美元流入贩毒集团。同时，美国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施行禁毒计划。
而且，在毒品交易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金钱铺路，这必然会产生行贿受贿现象。
如果使毒品合法化，不仅可以节约禁毒预算，还可以通过对毒品生产和流通的依法管理征收高昂的税收来投入反毒教育和吸毒治疗中，以达到控制毒品的目的。
还有部分美国人士认为，美国的反毒品政策充满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借打击毒品为名迫害有色人种的嫌疑。
毒品合法化政策的支持者——刑事司法政策基金会埃里克·斯特林（Eric Sterling）表示，美国国内的毒品政策是种族主义的，以执法为导向的美国禁毒战略导致了数百万人被捕，数十万囚犯绝大多数是黑人或拉丁裔。
他还指出，相比白人而言，黑人多数容易被拦截和搜查毒品，黑人的定罪率也明显高于白人，黑人平均比同等白人罪犯的毒品走私罪多服刑26%。
（3）经济与科技的推动
由于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及毒品的高售价，给毒品的输入提供广阔的市场。在美国，毒品交易的利润每年高达800亿美元。
广阔的市场和高昂的利益驱动，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毒品贩运集团最为青睐的毒品销售点之一，也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1999年3月，美国司法部前副部长豪登曾表示，在美国有毒品需求的时候，贩毒将继续存在：“如果不减少国内的毒品需求，在墨西哥和南方的其他国家就存在对生产我们消费的毒品的刺激”。
高新技术的大量运用也为毒品的流通提供了大量的便利。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区，毒贩利用高技术无人机贩运毒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给毒品销售也拓展了很大的市场空间。
《2021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暗网上的毒品市场大约十年前才出现，但现在主要的毒品市场的年销售额至少达到3.15亿美元，从2010年代初（2011 -2017年年中）到近年来（2017 - 2020年年中），年销售额增长了4倍。
（4）美国的文化和社会风尚给毒品的泛滥提供了社会温床
美国对吸毒的官方定义及美国人对药物的依赖，给毒品泛滥提供一定的可能性。
在英语语境下，吸毒即“drug abuse”，汉译即“药品滥用”。美国政府针对毒品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是“Drug Laws”，汉译即“药物法”。
例如，1970年的《全面预防和控制药物滥用法案》（Comprehensiv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1986年和1988年的《反毒品滥用法》（Anti-Drug Abuse Acts）等。
根据美国的官方定义，不管何种药物，只要做到控制使用，便不违反法律。从美国的法律可以看出来，英语语境下的“吸毒”与汉语语境下的“吸毒”完全是两回事。
英语语境下的“吸毒”（drug abuse）给毒品的流通与持有留下了一定的运作空间。
美国是一个崇尚药物的国家，以药养身健身是美国有钱人的时尚。美国人习惯用止痛药等来消除肢体酸痛，再加上制药公司的宣传，极力刺激了止痛药的使用。
2017年，美国因为止痛药——芬太尼而宣布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出现所谓的美国“阿片危机”。
《2021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查获的芬太尼及其类似物数量迅速上升，其中以北美地区查获的毒品数量最多，2019年美国有近5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美国个人主义文化也给毒品泛滥提供了思想基础。根据美国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权利受法律保障。
尽管，从道德上看，毒品对人们的摧残是一种遭唾弃的行为。但是由于天赋人权的命定价值观，吸毒又被纳入了个人自由范畴。
部分人认为吸毒损害的只是吸毒者自身的身心健康，不会对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构成直接伤害，不应被视为一种罪行。这种观点在美国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给美国的禁毒行动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挑战。
消费主义经济引起的社会价值观念变化。后工业时代的美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得美国人的消费理念也逐渐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从劳动转为休闲，促进了消费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快速席卷全美国的享乐主义之风。
享乐主义信奉“爱你自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而毒品恰好提供了打开“享乐”之门的钥匙。这种享乐主义之风为毒品的蔓延大大提供了便利。
许多美国人将吸食大麻视为是一种潮流，认为这种行为很酷，许多年轻群体更是将吸食大麻视为一种年轻人相互认同的象征。
甚至，还有部分上层精英阶层出于猎奇心理或者为寻求刺激、灵感去尝试大麻。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承认年轻时吸食过大麻。
另外，失业、贫穷、种族歧视等问题使得美国社会矛盾和分裂日益加深，给吸毒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温床。
部分毒品吸食者认为，毒品可以让他（她）们摆脱痛苦的现实生活，能将他（她）带到一个有家人关爱，朋友尊重，社会认可的天堂。
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美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受疫情的冲击，截至2021年2月，全美正在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为2010万人。
这些失业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难以承担食物、住房和医疗等基础开销，大量失业者因失业而无力支付房租，最后不得不被迫流浪街头。
失业问题给失业者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状况的恶化，更导致其尊严和社会价值感的丧失。而毒品由于具有兴奋神经、缓解心理紧张的功效，成为许多失意者的选择。
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贫富分化。据美联储分析，美国前10%的家庭拥有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近八成，而后50%的家庭则仅拥有1%的财富。
在美国整体财富增长趋势下，普通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财富几乎没有增长。相较于中低收入者，美国高收入者不仅占据了全国绝大多数财富，并且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呈递增趋势。
即便同是中等收入，但由于种族的差异，收入也呈现明显分化，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是黑人家庭的近8倍，是拉丁裔等收入家庭的10倍。
有学者指出，美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动摇了普通美国人，尤其是从中产阶级跌至贫困阶层的中青一代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这部分人认为既然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那么不如去追逐一种反文明社会道德规范和秩序，脱离主流社会的“低层文化”。
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吸毒不仅能带来刺激，更是一种反抗社会，向法律挑战的“勇敢”行为。
总的来说，美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个别问题造成的，而是地缘、政治与法律、经济与科技、文化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推动的。
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清醒地认识到，毒品危害着他（她）的身心健康，对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安全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对于如何控制毒品的蔓延，美国朝野上下看法不一。
很显然，美国的毒品泛滥问题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法律就能解决的，其背后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失业问题、贫富悬殊、种族/性别歧视问题，以及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等这些深层次问题如果不解决，美国的禁毒之路很可能仍然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