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几乎所有的新闻都在关注同一件事:河南特大暴雨。据报道,郑州连续三天的降雨量达到617.1毫米,几乎三天下了以往一年的雨。如果这个数字还是不好理解,网上有另外一个说法:617.1mm的降雨量乘以郑州市总面积等于459490万立方米,相当于把317个西湖倒进了郑州……

洪水如猛兽般袭来,面对这样的天灾,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安然无恙。隔着屏幕,我们似乎都能感受到,河南的兄弟姐妹们正在面临着怎样的泼天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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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的马路……

被冲走的汽车……

被困的人群……

当人类面对大自然的灾害时,我们的古人又是如何用智慧克服的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

自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

全国各地较大的洪水灾害有1092次,

平均约每两年一次。

作为一个国土辽阔、

江河纵横的国家,中国自古就水灾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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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2021巨浪来袭、洪水泛滥,

翻阅一下古人的抗洪笔记,

国粹君简直震惊了!

作为全世界最早有水文、

水灾记载的国家,我们的先民

在与洪水搏斗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抗洪抢险、筑堤堵口的经验。

两千多年前的一天,

司马迁来到了他考察当时

中国水利的最后一站——

李冰父子兴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后来,这位著名的史学家

在《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里如此写道: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曰:‘甚哉,水之利害也。”

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治水史。

不只中国史是一部治水史,

全世界重要文明:

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

黄河长江文明都与水有关。

回顾中国古代的四大水利工程,

无不凝结着古人的心血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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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

余秋雨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不是长城,

而是都江堰水利工程。”

作为全世界迄今为止,

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

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都江堰两千多年以来,

送出涓涓细流,灌溉沃野良田;

化身泄洪斗士,守护成都平原。

直到今天,仍为世人称道!

毫无疑问,都江堰是我国

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水利工程,

以至于所在地的城市都以它来命名。

它始建于公元前256年前后,

由秦国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

包含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

它巧妙的选择岷江出山口

与成都扇形平原顶端结合部作为堰址,

凿开玉垒山伸同江心的余脉,

形成坚固的、水量可控制的

宝瓶口引水口。

同时,它在岷江弯道江心作鱼嘴分水堤,

分水分沙;又在鱼嘴分水堤

与宝瓶口引水口之间,

构作飞沙堰泄洪道,自动泄洪排沙,

既保证内江灌区用水需要,

又防止洪涝灾害发生。

都江堰的建造,使成都平原

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为秦国的兼并天下的作战

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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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渠:

郑国渠是四大水利工程中,

唯一以人命名的工程。

它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

由韩国水利专家郑国主持兴建,

其工程宏伟,规模宏大,

前后历时十年才最终完工。

它位于泾阳县王桥乡的仲山西麓,

其东有仲山,地形特点是

西北高,东南低。

因此,郑国渠充分利用了这一地形,

让干渠沿北山南麓最高地带

向东伸展,实现分支灌溉。

它从规划、设计、施工以及

用洪用沙等诸多领域,

都有众多独到之处,是中国,

乃至世界古代水利史上的杰作!

郑国渠建成后,利用富有肥力的泾河泥水

灌溉田地,淤田压碱,

把关中的沼泽盐碱之地变为肥美良田,

使之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

据《史记》记载,此渠修成后,

''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郑国修建郑国渠的初衷,

是为了疲秦,结果却反而更有力的

支持了秦始皇的统一战争,

加快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

灵渠:

北之长城,南之灵渠,

这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给中华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

这项工程位于湘桂走廊中心(今兴安县境内),

建成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

是跨越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古运河,

与前两个并称为“秦的三大水利工程”。

全长37公里的灵渠,

设计精巧,由铧嘴、大小天平、

南渠、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组成。

将海洋河水三七分流,三分入漓江,

七分入湘江,从而沟通了

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灵渠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的

支持秦军对百越地区的征服作战。

此渠一通,秦国后方的援兵和补给,

得以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

极大的支持了前方战事。

最终,秦王朝成功的

把广大的岭南地区,

正式地划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

它山堰:

这座位于宁波市鄞县鄞江镇西侧

它山与庙山之间的樟溪

与鄞江相接处的水利工程,

是我国古代又一伟大工程。

它由唐代水利专家王元暐

于公元833年(唐太和七年)主持兴建。

堰面全部用条石砌筑而成,

堰身则为木石结构,

有逾抱大梅木枕卧堰中,

历干余年不腐,被称为''它山堰梅梁''。

它山堰修建而成后,

江河水经过该堰分流两道:

一支入月湖,另一支入鄞江和奉化江,

灌溉千亩良田,化水害为水利,

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

它山堰迄今一千余年,

历经数次洪水冲击,仍然保存完好,

继续发挥阻咸、蓄淡、引水、泄洪作用。

古代为了防洪,便产生了“水报”。

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

这种汛情传递的紧急程度

往往比兵报更危急。

羊报:

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

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

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

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

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

如水位超刻痕一寸,

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

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

干粮和“水签”(警汛),

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

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

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

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

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

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

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

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

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

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

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

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马报:

为了迅速将洪水信息传到下游各地,

明代采取了飞马报汛的办法,

设立了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洪水情报的制度。

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

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

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

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群。

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

沿河县份皆备良马,

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

传水报的马一到,即通知马夫接应,

逐县传到开封为止。

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

竟比洪水还要快。

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

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

对此,人们家喻户晓,

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

大都会自觉避让。

狗报:

元代时,朝廷还据自然条件,

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

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

原来,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

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

作为通信报警工具,

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

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

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我国古代各朝还制定过

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

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

最早出现的有关护堤的法规命令

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国丞相诸葛亮下发的。

“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

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

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

令即遵行”,九里堤成了抵挡洪灾的一条有力防线。

唐代重视水资源治理、

利用和防洪法规的制定,

设立专职水利机构“都水监”

及专职水利人官员“渠长”、

“ 斗门长”, 因此江河较少决溢记载。

宋代水事频发,

因而有一套系统的防水法规。

《宋建隆重详定邢统》是宋代建国后

的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

其中除保留了唐代有关护堤条例外,

还有其它一些零星记载,

例如元祐六年(1091年)针对

有人盗拆黄河埽工木岸的情况,

决定“以持杖窃论”,

并且对于如此严重的毁堤事件,

即使刑法条款规定可以不发配的,

也要从严量刑而“配邻州”。

编于宋徽宗时期的

关于防洪法规《宣和编类河防书》,

长达二百九十二卷,其主要精神是:

“元丰之制,水部掌水政,

崇宁二年十月有司请推广元丰水政”。

可见其详密的程度,可惜现在已失传。

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

金章宗颁布实施的

《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

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

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

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

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

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

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

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

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

维修加固堤防。

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

沿河州、府和都水监、

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

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

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

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

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

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

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顺治至康熙年间,

苏北黄河、淮河、

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

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

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

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

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

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乾隆时期,荆江堤坝溃决,

这个严重的后果使得当时

中央政府更加注重修建堤坝,

除了安排修建监察工人外,

每年还会拨下一笔款

专门用来作为治水的费用,

经费的预算和核算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修建堤坝的分工已经逐步细腻化,

水利设施建设已涉及到

河兵河夫、埽工、坝工、

砖工、土工等多项工种。

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之称的“白鹤梁”,

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世遗迹。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

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

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

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

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

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

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

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

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

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白鹤粱石鱼题刻保存最好,

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

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

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白鹤梁是举世公认的

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

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

大禹治水,佳话永留传

说到古代的治水英雄,

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大禹治水。

大禹的父亲鲧,因擅自动用

抗洪物资“息壤”而被处死。

所谓“息壤”,就是一种可以

自我生长的所谓神土,能堵塞洪水,

其实就是今天的沙袋一类物资,

但因为没有帝王下令,

便动用息壤去堵塞洪水,结果丢了命。

而大禹老人家替父亲戴罪立功,

以疏导代替堵截的治理思路,

既减少洪水之灾又发展农业生产,

一举两得,而且出现了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

成为中国抗洪救灾的优秀领导干部楷模,

为其后成为国家领导人奠定了最大的政治资本。

韩愈被贬,潮州带头抗洪

大禹的事迹离我们或许远了些,

就近而言,更多的是

那些文人治水的故事。

文人不仅仅会一手锦绣文章,

在灾害面前,也不乏胆识过人,

善于化险为夷的好公仆。

比如唐代韩愈,不仅是文学家,

更是一位卓越有建树的官员,

更是一位抗洪英雄。

元和十四年,韩愈初到潮州,

正逢暴雨成灾、洪水肆虐,

四周农田沦为泽国,百姓深受其害。

韩愈不顾旅途劳顿,

立即投入到抗洪抢险中来。

他亲自冒雨出城勘察灾情,

查明受灾情况,以地方

最高长官的名义下令:

全城总动员筑堤防洪,根治水患。

韩愈骑着马在城北山坡上

上下下蹚水做记号,吩咐随从

在他做有记号地方,都插上竹竿,

标明堤线,要求大家按竿标筑堤。

百姓闻讯前来,

只见韩愈插的标杆早已成行,

城北俨然变成一座“竹竿山”,

于是群情激昂抢筑堤坝,

经过大家不懈奋斗,很快筑成了大堤,

堵住了汹涌的洪水。

从此潮州再也没有了水患,

百姓纷纷传颂韩愈的事迹,

把他视为潮州的抗洪英雄,

北山从此也被命名为 “竹竿山”。

苏轼防患未然,修大堤

宋代大词人苏轼任杭州知府时,

西湖荒废,久不治理,

湖中积葑田达到了十五万丈多,

葑田就是湖泽中葑菱积聚,

年久腐化变为泥土,水涸成田。

因此,湖水也没有了,

有时运河就取钱塘江的潮水来补充水源。

潮水浑浊又多淤积,运河流经市区,

遇到大雨就形成内涝,

群众苦不堪言,成了城市的大患,

唐代六井也荒废了。

苏轼到杭州后,分析了

杭州的容易受洪涝灾害的现状,

决定未有绸缪,防患于未然,

在洪涝灾害没发生时,

就疏浚茅山、盐桥两条河流,

用茅山河接受钱塘江的潮水,

用盐桥河接受西湖水。

再修建一座堰闸,

以便控制湖水的储积和放出,

再有洪涝灾害发生时,

使西湖的水位得到调节,

避免了内涝的发生。

从这以后,潮水不再流入市区了,

而且能用它多余的水量

重新使六井得以充足,

百姓又逐渐得到了西湖的利益。

为了纪念苏轼的功绩,

杭州后来就有了“苏公堤”。

王安石治水有功,美名传

北宋王安石不仅会变法,

还会防洪,而且政绩显赫。

在还没最终登顶宰相宝座的前期,

王安石出任浙江宁波(鄞县)知县,

率领一支水利考察队,

深入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及育王山、

东海滨和桃源、青道、万灵

等乡镇,详细了解水患及根治的方法。

王安石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理念,

在充分调查取证之后,

决定为宁波修筑堤坝,集拦截水患,

灌溉农田和观赏旅游多种功能于一体,

一举三得。让宁波居民

免除了水灾的危害,还享受到了水利之福。

如此既懂得防洪救灾,

还懂得发展经济,利民惠民的好干部,

老百姓肯定要狠狠点赞一把,

后来人为王安石修建了“重恩祠”、

“经纶阁”、“王荆公祠”等纪念物,

还盖了一座王安石庙。

林则徐被“夺情”,堵决口

林则徐不仅是著名的民族英雄,

而且在抗洪治水上更是有建树。

他担任江苏按察使任时,

因为其实干精神和治水功绩,

被推举总办江、浙两省七府水利。

清道光四年底,

淮阴高家堰十三堡决口,

洪泽湖水外注,山阴、宝应、

高邮、甘泉、江都五州县

及下游之泰州、兴化、盐城、

阜宁等处均被水淹。

与洪泽湖相连的淮河,

是漕运的必经之道,高家堰决口

还引起淮河水位下降,

造成“黄强淮弱,漕艘稽阻”,

清廷为之震惊。由于河南总督

张文浩治水不得力,道光帝将其撤职,

并于道光五年(1825)三月下特旨,

命正在家乡为母守丧的林则徐“夺情”,

赶赴河南督修堤工。

按照封建礼制,官员遇到父母丧

须去职在家守丧三年。

如因国事需要,朝廷特命终止守丧,

称为“夺情”。林则徐深知河工关系到

朝廷漕运大计和千百万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于是不顾身体多病,

毅然接受了“夺情”的谕令,

身着素服,不穿顶戴,于四月离乡北上。

为了洞悉水患情况,

掌握第一手材料,林则徐一到治河工地,

就毫不迟疑地出门查工。

他由驻地六堡迤南逐段验勘到十三堡决口,

又由十三堡迤南查到山盱厅的古沟,

再由古沟迤北看工至堰、

盱交界的风神庙,再由风神庙北

到高堰十四堡,最后折回六堡,

前后十余天。他沿途驻扎工地,

“与僚佐孜孜讲画,毫无倦容”。

返回六堡寓所后,还是天天往迤北

或迤南一带查看,的确是“昧爽视事,

夜过半方息”。通过亲自查勘险情,

林则徐对如何兴工已是胸有成竹。

为了保证南北航道畅通,

他一方面向两江总督建议试行海运,

一方面抓紧督催堰工加快进度。

在施工过程中,林则徐仍是一丝不苟,

连下雨天也坚持到现场查工,

身着素服徒步行走在泥泞中,

而修堤的民工竟不知道他是一位三品大员。

由于林则徐实心任事,亲自督办,

数月之后,堰工告竣,

决口终于堵上,消除了抗洪隐患。

回顾我国古代水利的成就,

不仅有都江堰这样的溉溉工程,

有大运河这样的航运工程,而且也有

防洪抢险和堵口的技术和经验。

回到今天,

一切还在继续,一切也还将继续。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说:

“活下去。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

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

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

我们相信,面对灾难:

运用人类的智慧去斗争,

我们终将克服!

河南的兄弟姐妹们,

终将胜利!

河南,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