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历史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攻秦，在一次“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认为，“林则徐对鸦片战争的整个爆发是负有相当的责任的”。
因为林则徐就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林则徐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呢？我现在看了大量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以后，其实林则徐对鸦片战争的整个爆发是负有相当的责任的，因为他把两万箱烟给烧掉以后，并没有引起战争，甚至英国财政部考虑把国库的英镑拿出来补偿给受到损失的英国商人。
到后来发生了一个事情，后来发生了一个“林维喜事件”，林维喜是一个中国人，被英国水手打死了，林则徐要英国商务代表把杀人水手交出来，英国商务代表不肯交出来，因为只要交出来那个人就要杀头，对他们来说这是过失伤人致死罪，作为西方的法制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冲突，所以不愿意交，再说也查不出真凶，林则徐就是以清官判案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态，他把所有在广州与澳门的英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到船里，赶到海里去，断绝供水，规定必须在三天里把犯人交出来，不交出来我就烧船，一下烧死十几个人，其实中许多是非英国籍的无辜水手。结果英国人从新加坡赶过来的军舰就开打起来了。由此进一步引发鸦片战争，当然，战争冲突有更深层的原因，但这一事件作为导火线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的。（萧攻秦《《新时代需要新史学—关于近代史的反思与前瞻》》）
萧攻秦批评过去林则徐高大全的历史形象，处理“林维喜事件”不当，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林则徐难道要为鸦片战争爆发负责吗？
当时英国政府派驻广州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也指责林则徐 ，“予辈攻略厦门定海等岛地，良由林则徐等纯任私意，处理广州政务，多杀英国臣民，是以英国人民愤其不法，由愚率军至贵国海疆。然此次不当处置，全出林氏之意，与贵国皇帝无关。倘使贵国夺林、邓二人之官，则即可修两国百年来之旧好。”
直隶总督琦善同样指责林则徐， “此次英夷之变，掠沿岸地方，中华人民失生命于炮火之下，国家财力为之疲弊，皆由林则徐所取。察则徐之为人，不可委任以国家大事。盖其处事仅以果断勇决为主，绝无宽厚仁慈之意。其所为事，未得宽猛兼用之道，是以激怒英夷。致沧海扬尘，人人不能高枕，不得不归罪于则徐也。若则徐依然在职一，恐干戈无停止之时，务请罢免 。”
昏庸的道光皇帝最喜欢让别人背锅，谕旨中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仗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
“林维喜案”中，林则徐围禁商馆、断绝柴米食物的供给，被英国人认为是强暴非法，但是在林则徐及国人而言则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这主要是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理念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西方有西方的规则，中国有中国的规则，当时是两个世界各说各话。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天朝上下谁懂国际规则，你让林则徐讲国际规则可能吗？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之下，被迫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
说林则徐对鸦片战争爆发负有责任的，岂不是承认英国侵略有理？
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是英国罪恶的鸦片贸易，是英国用舰炮说话的霸权主义。你看看全世界英国制造了多少殖民地，就明白英国为占领中国市场肯定会想尽办法打开中国大门的，不管有没有鸦片走私，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根据现在发现的档案记录，英国开打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经过议会授权，而是首相直接下令。连英国人自己都觉得侵略中国在道德上十分纠结，这是英国政府炮舰外交的结果。
萧攻秦认为，林则徐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式来理解外国事务的，他不可能把他看作不是蛮夷，他是按照蛮夷的态度来对待的。在当时来说，不仅仅是林则徐的而是整个大清朝的思维模式都是如此，天朝大国万国来拜早已根深蒂固。近代史学者蒋延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写道：
“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
林则徐说他自己“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虽然有点自夸但也是当时少有的先行者，他的《四洲志》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之作。
林则徐虽然开始了解西方世界，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不可能脱离时代，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对英国的态度严重误判，“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
林则徐在当时是一个神话，广东民众将鸦片战争军事失败，归结于林则徐被革职，普遍认为如果林则徐指挥肯定是胜利的。可是在蒋廷黻看来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但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仅仅只是旧时代的精英，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的被革职使他逃过了“千古罪人”的骂名，十足幸运！
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说：“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蒋廷黻对林则徐的期望值太高，要求林则徐去做一个向旧时代挑战的改革者来唤醒中国，实在过于超前了。但有一点说得很对，就是士大夫阶级不服输，从林则徐到曾国藩到李鸿章都不服输，只有在甲午战败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彻底落伍了，连小小的日本都打败了大清朝，才开始有亡国灭种之忧。
对于林则徐的评价，既不能过度神化，也不能故意贬损。林则徐是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任何时候都是代表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旗帜，仅仅这一条就可以名垂千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