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谈论到大风，会用风级表示风力的强弱，这种风力等级的标准全球通用，又称蒲福风级（Beaufort scale），由英国人弗朗西斯·蒲福（Francis Beaufort）于1805年拟定，用以表示风强度等级。
可蒲福这一路也非常费劲。不只是他，19世纪的天文学家、工程师、地理学家、水文地质学家们都很惨，他们一手努力揭开现代气象学的面纱，一手还要抵御来自保守力量的攻击和阻挠。比如蒲福，他不止是科学家，还是海军少将，战功赫赫，想辞职国家都不让辞。可那又能怎样，他所在的部门预算年年削减，削到蒲福说出那句名言：“人类的天性是低估所有他们不理解的事物”。
今天推荐的图书，是记录这几百年间人类为了能读懂天气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这里面有无数英雄辛酸泪，也有对真理的执着和坚持，科学探险史，就是人类不认命史。
全球首创风暴预警系统
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计划。布鲁塞尔的会议结束后，荷兰委派数学教授白贝罗（C. D. H. Buys Ballot）在乌得勒支成立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Royal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1854 年该研究所成立后， 很快就绘制了多幅气象地图。更具前瞻性的是法国巴黎天文台新任负责人奥本·勒维耶。勒维耶在1846 年发现了海王星，由此声名鹊起；拿破仑三世特命他接替阿拉果的职位。阿拉果在布鲁塞尔会议结束一个月后就去世了。独断专行、脾气暴躁、野心勃勃的勒维耶将之看作是让巴黎天文台焕然一新、让法国这个“彰显着突出科学精神”的国家再拾荣光的大好时机。
气象是勒维耶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他意识到英美已经走到了法国的前面，约瑟夫·亨利在史密森尼学会仍在不断创新。1854 年，勒维耶发布了他的“伟大倡议”。他制定了一个框架：天文台将配置更好的仪器，每天发布天气情况记录；同时他还会建立一个电报网，每天把各省数据报送至天文台。“通过加入电报线的连接，”他表示，“进行气象观测的不同气象站，实时掌握不断扩大的风暴的方向和风速将变为可能；因此可以在沿海强风，特别是那些危害巨大的飓风登陆前，提前数小时发布预警。”
这至少暗示了法国的一项全新政策。不到10 年之前，阿拉果还毫不留情地写道：“那些正直且爱惜羽毛的饱学之士，绝不敢去预报天气，不论科学发展到什么地步。”而刚担任巴黎天文台负责人才几个月的勒维耶，恰恰就在大力推动这项事业。法国的风暴预警系统是全球首创，勒维耶的丰功伟绩上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勒维耶的建议中涉及的技术远远超越了阿拉果在1846年的设想。在勒维耶就任的时代， 欧洲已经具备了像蜘蛛网一样密集的电报线路。其中英国最为发达，90% 以上的人口方圆10 英里内都设有发报站。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紧随其后，积极进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查尔斯·狄更斯于1854 年在欧洲大陆上徒步旅行，他在家书中写道：“出门在外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能比电报更吸引我的注意，它就像一道阳光，穿透了罗马竞技场那尘封已久的冷酷之心。在阿尔卑斯山巅，周围是经年不化的冰雪， 电线杆在山间大风中依然屹立不倒。在我们横跨英吉利海峡时，海底深处的线路也毫无怨言。”英吉利海峡的这条海底电报线路开设于1850年，电报线长30 英里，“直径0.1 英寸，外面包裹着杜仲胶，差不多小指粗细”。线路铺设在英吉利海峡底部，一端连着英国多佛，一端连着法国格里内角，这意味着伦敦的信息仅需数秒就能传递到巴黎、柏林或米兰。
△ 电影《热气球飞行家》讲述了现代天气预报先驱格莱舍和葛士维的故事，此为官方海报
菲茨罗伊将密切关注他的法国对手勒维耶的动向。然而，当他于1854 年8 月1 日正式就任时，显然英国对于风暴预警并不太感冒。他的职务是贸易委员会气象局气象统计专家，冗长拗口的职务名称和“小猎犬号”上的饼干一样枯燥乏味。一年后，艾里在给詹姆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全世界没有哪个科学学科像气象学一样，有着难计其数的等待加工的事实材料”，而菲茨罗伊的任务就是化无序为有序。凭借着600 英镑的薪水，菲茨罗伊在年底招募到了3名助手，分别是制图员帕特里克森、文员巴宾顿和汤申德。最初，这3个人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他们暂时在摄政街15 号里开展工作。第二年春天，他们终于在议会街2号安定下来，这里距离威斯敏斯特宫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一切就绪， 菲茨罗伊的工作重新进入轨道。
而在议会街不远处的白厅，蒲福即将卸去在水文局的职务： 一个属于工业与扩张的时代，一个充盈着智慧与远见的时代。 在 26年的时间里，蒲福强烈的好奇心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仅从数字来看，蒲福的成果令人惊叹：1437 幅地图，100 余次各项调查。他的双脚丈量过英国每一寸海岸线， 新西兰、澳大利亚、希腊和阿根廷等万里之外的海岸线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每项工作都渗透着对细节的关注：最初的命令、往来通讯、情况汇报、地图绘制以及最终发布。政府内部对于蒲福的工作和学识给予了同等的高度认可。
多年以来，他就像是19 世纪的维基百科，人们触手可及的活百科。阿尔伯特亲王想要在怀特岛上为新宫殿选址时（即后来的奥斯本宫），他会写信咨询蒲福的意见。拉格比公学的校长想要查看突尼斯海湾的地形时，他会写信向蒲福求助。艾里想要绘制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在三次布匿战争的路线时，他会写信向蒲福咨询。蒲福好像无所不知。有一次，蒲福与家人在海德公园散步时恰好遇到了达尔文，后者“向他们讲述了 一些关于大黄蜂的有趣情况”。
土耳其的经历给蒲福的腿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西班牙则在他的胸口留下了霰弹枪的弹片：蒲福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人形遗产。甚至有人怀疑他在书桌前犯过心脏病，但之后他还是自己走回家了。然而，岁月不饶人,他的听力每况愈下，频繁的背部痉挛也让他吃尽苦头。
1854 年5 月27 日，蒲福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同年3月他提交了辞职申请，但未获得通过——当时英国与俄罗斯帝国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交战，蒲福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他在这一年继续担任原有职务，因此与他的好友，也是备受他提携的菲茨罗伊有着一段短暂的共事时光。看到菲茨罗伊的天赋能够转化为切实的成果， 蒲福想必非常欣慰。
然而，蒲福比任何人都清楚前路艰难。蒲福多年来都在抱怨那些死板僵硬的政客削减了50% 的部门预算。1851年，得知预算又被削减了之后，他这样写道：“我不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事情，不论是关于开展调查或船货损失给国家造成的负担，这是对你们的时间不负责任；我恳请你们， 把你们想要节省的小数目与由此可能带来的巨大不幸放到一起考虑。”这是菲茨罗伊要独自面对的现实。蒲福的名言是“人类的天性是低估所有他们不理解的事物”，这一点菲茨罗伊肯定感同身受。
1854年的圣诞前夜过得五光十色《曼彻斯特卫报》 这样写道：
不论是迷信的年迈者，还是充满幻想的年轻人，都会见证这一年最后一个日落： 五彩斑斓的火烧云、流金溢彩的夕阳斜照，绚丽的彩虹掩映其中，西方遥远的地平线上还点缀着一痕清绮水色。 傍晚褪去，清朗的月光照耀着大地。 伴随着月色清辉，悠远的钟声宣告着1855年的到来，以及黑云压顶、风暴骤起的新年清晨。 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大自然对于当下和未来不幸事件的神秘暗示。
这是一个充满了起点与终点的时代，圈子在闭合，企业在兴起。1855年1 月，菲茨罗伊去议会街2号的办公室上班的同时，蒲福正在给他遍布全球的调查人员书写最后一份公报，让他们向他的继任者约翰·华盛顿（John Washington）汇报。最后一批信件于1月30日送出，最后一批地图也绘制完毕，最后一批计划也顺利完成。蒲福离开他的办公室，关好门，“颇为失落”地走出白厅。大步流星地在街道上飞奔已成为过去，现在的他只能在雪地上慢慢地走过。
雪已经下了两个星期，伦敦又变成了银装素裹的童话梦境。蒲福在街上一寸寸地向前挪动，他小小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漫天雪花中，几乎没人会意识到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
本文摘选自《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
本书讲述了一段长达70多年的天气预报开拓史。书中主角背景各异，有航海家、画家、发明家、天文学家、工程师……他们顶着守旧思想和宗教信条的压力，利用极为简陋的技术条件观测、记录、假设、求证，一步步揭开大气的秘密，并试图窥探未来天气。